1919年我在直隶（今河北省）高等师范国文专修科读书，五四运动使我倾心于新文化运动，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行列之中。1923年5月，反动军阀以“过激派”罪名抓我，我到处躲藏。1924年元旦我到了北京大学，见到了来京的陕北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他知道我被通缉，对我说：“陕北就缺你这样的人，我请你到我那里开拓新文化！”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聘约。
1924年2月14日，我携带了简单行装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两个策略》，及《社会科学研究初步》、《俄国革命史》、《向导》、《新青年》、《独秀文存》等书刊，从北京出发，途经石家庄、太原等地，渡过黄河，来到了陕北黄土高原。
榆林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城里朱门内纸醉金迷，屋檐下乞丐成群，天是浑浑的，地是干黄的，没有一丝生机。
到榆林中学后，我见到了比我早到的杜斌丞先生。他告诉我，学生会准备欢迎我。不几天开了欢迎会，主持欢迎会的是学生会主席刘景桂（即志丹）。他在欢迎词中，高声朗读了我当时在刊物上发表过的一首诗：《杀！杀！杀！》
我的最亲爱的同胞啊！
真挚诚恳热烈的同胞啊！
我们不必以弱者自居，
万众一心！协力同作！
打起我们决战的鼓！
吹起我们敢死的号！
振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杀！杀！杀！
我听了，不禁下泪，没想到我的诗会引起这些可爱的青年这样热情的传颂。刘志丹接着说：“王先生参加过五四运动，是革命者，我们热烈欢迎他来教导我们！”
我的宿舍在学校的东屋，刘志丹向我谈了学生会的情况及他们学习的课程，谈陕西共产党创建人魏野畴老师、杜斌丞校长的为人，学校图书情况。谈满嘴孔孟之道的老师杜斗垣的笑话，谈那些仗势欺侮同学的纨绔子弟恶迹。谈他自己演过的戏。让我讲五四运动，讲李大钊、胡适、陈独秀和北大的学生运动。反复向我询问“民主”、“科学”的问题。他使我的小院子渐渐地成了他和同学们谈论社会、交流思想的地方。
我开始担任国文课，我讲白话文，但没有课本。我临时选了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几篇短文，选了创造社的一些诗歌，交给学校刻印成讲义，随讲随发给学生。由于魏野畴在学校做了很多工作，学校气氛很活泼，同学们问题提得也很多。我想办法培养他们自学能力和分析能力，出作文题，由学生自己评文。我给他们讲雪莱，讲歌德，讲民主，讲自由，讲科学，讲革命，每周上24个钟点。这样很多同学都很快能写出很多好的文章。
刘志丹常提议我讲《新青年》中的文章，我就讲了李大钊的《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刘志丹和我亲密无间，经常在晚熄灯以后，悄悄地来到我住屋，向我痛诉世间的许多不平，抒发自己要抱打不平的宏愿。
脑袋后边一直保留着一条辫子的老学究杜斗垣对我很反感，他说我“太带学生气”、“没有师长的尊严”、“将会把学生引入迷途”。这位晚清遗老曾疯狂地反对白话文，并宣布与魏野畴是死对头，学生们叫他“老腐朽”、“猪尾巴”。刘志丹等对他坚决斗争，我劝他们要讲方式，对老落后能争取还要争取。我向杜斗垣讲了新文化的重要意义，向他介绍了一些白话文小说，慢慢使他对新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说：“现在的教师，讲文言的不懂白话，而讲白话的又不懂文言，你文言、白话都精通，实是难得。”首先表示不反对白话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杜聿明的父亲。
我结合教学和学生会研究，又组织了《青年学社》、《青年文学研究会》和《陕北教育改进会》。课余经常组织学术讨论，论题涉及到社会、文学、历史、时事，大家提出许多激进主张。刘志丹是这些研究会的中坚分子。
研究会的文学习作很多。大部分文章慷慨陈词，有的一下子写成二三十页的长文。为激发起学生更大的热情，我除将部分优秀作品交《大公报》发表外，还想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刊物。根据不同的内容，我先后创办了《榆林之花》、《榆中旬刊》和《塞声》，刊登的诗歌、文章大部分是由学生的作品中选的。我把稿子汇集编辑完整，寄到天津《新民意报》。这家报馆是义务帮助印刷的，印好后除寄几百份给榆中，其余均在大城市内发行出售。
我接到北京大学“民谣社”的很多来信，委托我协助收集陕北的诗歌、民谣。我根据这个题目，绘制了很详细的调查表，发给学生填写，学生们收集到流传当地的民间歌谣有：
都说城压九条龙，
龙不行云万民穷。
我把龙城都打破，
龙行雨施救万民。
学生自己作的新诗歌有：
山环水匝古绥州，
石山之上土盖头。
自古富贵无三辈，
历朝清官不到头。
先后采录了数千首，还有同学们自编的诗歌。其中刘志丹、李嗣涛、白自成等人的作品最多。我把这些诗歌、民谣连同填好的调查表格，完整地寄给了北大“民谣社”。
每逢星期日，我常到附近了解民情。记得我和当时在榆林避难的杨虎城是在刘志丹的建议下，参观了惠济地毯厂。惠济地毯厂在榆林南城根，是井岳秀投资开设的一个私营工厂。我发现蹲在角落里吃力地劳动的多是十几岁的童工，我已无心研究编织工艺和五彩绚丽的图案，眼看着童工所受的虐待，心里很痛苦。回校后，我和杨虎城等人商量，组织了“平民学校”，由刘志丹、王子宜、李力果等同学作小先生。平民学校办起来了，起初星期六晚上在工厂讲一点钟课，到放了暑假，便改在榆中，由刘志丹等主要负责。李子洲、呼延振东听说办平民学校，非常高兴，对王子宜、刘志丹说：“要把平民学校办好，要坚持下去。”假期中，刘志丹不回家，一心办学。那时整个陕北还没有一个女学生，为了提高妇女地位，学校演戏时刘志丹就主动演妇女，很想打破旧的陈腐观念。我很赞同他的这种意见，并给学生们讲述秋瑾。为支持妇女解放思想，我又在榆中办了《姊妹旬刊》，专登妇女问题，刘志丹等人为这个刊物写过不少文章和诗歌。稿子编齐后，我也是寄到天津印刷，再寄回陕北的。刘志丹还跟我谈陕北应该修铁路，通火车。他的组织能力很强，曾帮助我，为子洲，为学校，为学生会做过大量的工作。
志丹喜爱书法，他常看我写字，并说他保存了一卷怀素的千字文拓片，问我字写得好，为什么还练？我说中国人写不好中国字是个耻辱。我对志丹认真学写字，而且写的字很有进步而高兴。
刘志丹很相信学潮的力量，常常以号召罢课来解决问题。我对志丹讲过，中国历史上讲“足食足兵”，要想打倒军阀，必须要有军队，而且要掌握军队，要会训练和指挥军队。我从旧军队、保安军官学校，讲到黄埔军校。后来刘志丹考了黄埔军校，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坚决支持他。
有一次我得了重病，志丹听我想吃小米，找来小米、红枣，煮成小米粥，日夜守着我。后来我不得不回京就医，临行时全体师生出城相送，志丹拿出他珍藏的怀素千宇文拓片，送给我。我在拓片的边缘写了“1924年11月在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学生会主席刘景桂所赠”，一直保存到今天。我临走时志丹和同学们都流泪了，我感到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志丹又带着青年文学会的同学送我出城很远很远，分手时我们一起照了相。全国解放后，我把这张照片，连同这一时期的许多革命史料一起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