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张秀山诞辰100周年。父亲在世时讲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在他去世后组织给予较高评价；在父亲去世一周年之际，6位父亲的老战友写了纪念文章，回顾张秀山一生对革命作出的贡献。
我从父亲的回忆和文稿中，在父亲身边成长的岁月里，看到了父亲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父亲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我们家人口很多，父母除了有我们8个子女外，从1940年父亲和母亲结婚起，先后抚育的亲属也不少于8个，其中6个上了大学。父亲 非常看重有文化的人，他常说：“陕北穷，老百姓念不起书，文化水平低。”他一心希望家乡人能念书。
父亲一生都怀念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志丹，只要他在家就放着歌颂刘志丹的歌曲。解放后，他把刘妈妈接到沈阳，安排到东北局幼儿园工作，使她的生活有保障。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王兆卿的儿子王黎明、杨琪的儿子杨廷藩、高岗的儿子高毅、“四野”南下老战友留在沈阳的子女……父亲对他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和亲情。
就是在父亲因高岗问题被撤职的情况下，他还喜气洋洋地把力贞姐的婚事办了，他说：志丹就留下这个女儿，办了这件事，我就心安了。那天家里的场景还记忆犹新。
他是一位卓越的战争指挥者
父亲1930年投身党的武装斗争，他常常自豪地说：我是行伍出身。他当士兵、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政委，历经无数次战斗，冲锋在前，多次负伤，具有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1933年在创造陕甘边南梁根据地时，父亲和刘志丹、高岗一起提出红二十六军的发展要实行《狡兔三窟》的战略，建立三路游击队，开辟三个游击区，西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得到发展壮大。
1936年初，在神府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父亲被党派回来恢复和发展神府根据地。8月1日，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1师成立，王兆相任师长，张秀山任政委。10月晋、陕两部敌人，集一万兵力，用南北夹击、以密集推进的战术，对神府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父亲在反“围剿”报告中说：“陕86师是地头蛇，队伍中多是地痞流氓和土匪，熟悉苏区情况，作战凶狠刁顽。晋军虽然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但习惯正规的阵地战，不适应山地游击战，不熟悉神府的地形，在他们兵力展开之前，我军选其孤立部分，攻其不备，或设伏围歼，便有取胜之把握。但不可与敌纠缠，绝不打硬碰硬的拼死战。”他提出”向南作战，先打晋军”的作战方针。赢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这也是设伏红军作战史上第一次大胜利。
在敌人对神府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他提议，让独立师插到敌人后方，造成打的阵势，通过敌人的报纸，让党中央了解神府的处境。果然独立师的行动，让山西国民党报纸惊呼：“共匪人马二、三千，装备齐全，在佳米脂一带猖狂活动，国军正在围剿之。”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严正抗议，揭露他们破坏停战协议的行径。迫使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对神府苏区的“围剿”。
1945年底，北满根据地没有建立起来，主力部队尚未到达，我党处在土匪的包围之中。张秀山担任松江省野战军剿匪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后，立即向全省发布剿匪命令。他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骑马率部围剿敌指挥部，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进攻，稳住了局面。
他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党的政策执行者
父亲做党的工作，是从发展党员，组织基层党支部，任支部书记、指导员到团、师政委，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中，在经验和教训中摸索出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
在兵运工作中，他是利用军阀间的矛盾，而不是坐在军阀的怀里来发展武装力量。“左”倾路线执行者批评刘志丹不打红旗，借水养鱼。张秀山说：借水养鱼就是搞兵运工作，我们那时人不多，利用在军阀部队中的地盘，能有个吃饭的地方，能够招兵买马，能够集中同志组织我们的队伍，怎么不可以呢？我党组织的兵运虽然屡遭挫折和失败，但培养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于这一时期的武装斗争是分不开的。
1931年的陕甘边长期有相当数量的土匪和民团，如果我们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待，坚持下去就很难。张秀山说：对土匪和民团不要一概而论，要区别对待。土匪大多出身贫苦，被逼为匪，他们有一、二分革命性，我们是可以利用的。那是，虽不懂地什么是统一战线，但是，我们懂得只要对革命好，我们就来；对革命不好，我们就不做。
1940年抗战初期，在建立绥德临时参议会时，他提出：“临时参议会制定实施方针的精神，应该是找到各阶级共同要求的东西，不是自私的、宗派的、片面的、偏见的，要由各阶级共同决定……这样才能‘风雨同舟，和衷共济’。”
1945年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他对不经过流血牺牲和战斗的“和平”从不抱幻想。他说：我们不能让大城市拖住后腿，我们的工作重心要集中力量在山地，组织工作队、武工队，镇压反动地主，剿灭土匪，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建立敌后根据地。实践证明，由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武装是最可靠的，收编的各种武装是不可靠的。松江省大规模剿匪战斗的开始，标志着我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从夺取大城市转变到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
1953年在沈阳第一次党代会上，他说：“对技术人员要经常加强教育，提高其觉悟，再不要提改造了。因为许多技术人员是我们新培养出来的，旧的也审查了，再不要天天讲复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坚决支持农村改革开放的政策，他说：“生产要发展，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他深知党和群众关系的重要性
1936年在恢复神府根据地时，他说：“我们为什么能战胜敌人，而敌人为什么不能消灭我们？除了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外，关键是我们有神府人民的支持。神府群众就是革命的大海，我们独力师就是这大海中的一条鱼。鱼要靠水才能活命，才能游来游去，我们红军只有靠群众才能生存，才能行动自由。
1944年他赞扬李景波同志是一贯地为群众谋福利，秘密地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倾听群众的意见，对群众意见是“一片婆心”。同志们送他一个绰号“老婆”。绥米吴清一带的人民都知道和认识这位“老婆”。
在建立东北根据地时，他说：东北群众能否真正地发动起来，是决定我党在东北成败命运的关键。只要东北老百姓能够真正地拥护我们，能够和我们结成一条心，我们便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便可以击败蒋军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作战中，他说：我们一些新干部，常常在群众中忘记“讨论”两个字。认为上面讨论过了，有了工作方法和决定，只要对群众传达就行了。传达时，口气不由得很生硬，结果变成了命令。这种情况越到下面越严重。我们的干部要把动员民夫支前提出来给群众讨论，把“决定”交给群众去修改，在讨论中把办法一条条定下来，成为群众自己的决定。如果我们不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的要求，只按我们在上面讨论的一套出发，那就会脱离群众，办不好事情。
1948年辽沈战争开始前，他发现辽沈干部脱离群众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说：当前发动群众的中心，应该是调整干群关系，要把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必须首先搞好干群关系，亦搞好党与群众的关系。解决干群关系，主要还在于发扬民主，让群众敢说话。
改革开放后，他关注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他对干部们说现在农民负担太重了，生活水平太低了，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干部要为群众办事。
他深知共产党革命所以胜利，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最重要。在他心目中“人民生活不改善，就对不起人民”。
他重视党的建设和干部问题
1954年以前，父亲一直做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在延安整风时，他说：“我没有犯路线错误，并不是我的水平比别人高，我有本事。而是因为我从做实际工作开始，凡是做实际工作的一定有正确的办法，如果我不去当兵搞兵运工作，从学校出来就到上级机关工作，一定也会犯错误。”“政治上、军事上没有成熟的干部一定要做下层工作。”
在松江开展土地改革中，他把松江省有能力的干部都派到最需要打开局面、最需要干部的基层去工作，让他们住在贫苦的农户家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进入东北后，针对有的干部开始贪图享受，他提醒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之一个人的思想倾向，防止跌入腐败的泥潭，各级党委要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领导要带头检讨、检查自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现在有一种不正之风，工作上骄傲，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还有就是松懈，这是会把党的意志松懈掉。再就是腐化堕落，不是艰苦奋斗，雷厉风行，认为有条件享受了，这是会断送干部、断送革命的。我们要在党内来一个思想斗争，不正之风要压一压。
1950年，东北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他要求东北局干部必须建立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度，学习、生活制度，主义提高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
要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要经常地进行，不要算总账，使领导者时刻受到党和群众的监督。他特别指出报纸上的公开批评很不够。
他要求对新当选的市委委员，要加强他们对上和对下都要负责的观念。干部要深入地检查工作，要重视对群众来信的处理。厂长每周有半天时间专门接见工人，市政府的市长也应如此。
干部要树立法纪观念，严肃处理敲诈勒索、欺压群众、盗窃公粮、贪污公款、包庇坏人等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改变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风，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民主作风。
80年代，他在给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对那些以权谋私、脱离群众的党支部，要在党中央，先调整班子进行改组。和群众闹对立的党支部，不如没有好。”
他是一个党性、原则性很强的人
在革命斗争中，他亲身体会到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他说：“对机会主义、教条主义，每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有党性的人，都应表示一种公愤，而不是私愤。”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说：“1935年‘左’倾机会主义者杀了我父亲、伯父、堂兄弟。我回去后从政治上批评他们，教育他们，对他们没有一点成见。难道不应该有私愤吗？不应该有的，而公愤就不能不有，这就是共产党员的立场。”
父亲一生坚持了这个立场。对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由于某肃反执行者多次所写文章存在着严重失实和政治错误。1937年父亲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写信；1941年应任弼时同志要求谈西北党的历史问题；1942年在西北高干会上和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发言，全面讲述和分析西北党的历史问题；1983年，建议中央召开原在陕甘边、陕北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开座谈会，会议形成的中央（1983）28号文件，对西北党史的重大原则问题取得一致认识。
他主持《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工作，时已72岁。他说，要把历史资料搞准，涉及到路线问题也应讲清楚，我们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他说，写党的历史要实事求是，是不能讲个人情面的。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这是对革命事业、对党的历史负责，对死去的战友负责。我们这些有幸还活着的人，在去见死去的战友之前，不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不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于心能安吗？
1934年，在任陕甘边特委书记时，因受党的组织路线“唯成分论”的影响，他被调任庆阳游击队政委。他一点都不气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南梁第一批三个中共农村基层党支部，将革命火种燃遍整个庆北地区。
1954年，因高岗问题，父亲受到严厉处分，从东北局第二副书记降到农场副场长。我们大一些的子女心里很有压力，连上大学都受到限制。在逆境中，父亲没有考虑个人的荣辱，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农场的发展建设上。他把公家安排的汽车和警卫员交给农场，骑着自行车到各分场去了解情况，挽起裤脚与农工下水田劳动。为了农场的发展，他三次进京，找老战友王震、邓子恢、谭震林帮助解决农场生产中的问题。
父亲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对我们影响很大。但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对我们子女和亲属的工作安排说一个字，他认为那是组织上的事情。
父亲是一个刚直不阿、说实话的人
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中，他受到酷刑，活埋他们的大坑都挖好了。父亲伤心地大哭说：“我死没问题，红二十六军创建不容易，他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吧，这里边的干部全都是好的！”此话一出震惊了“肃反”执行者。
在1954年东北高干会上，对东北局领导的问题、东北局领导的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
有的同志说高岗在东北有一条错误路线。张秀山说：“东北局执行的路线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高岗在东北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一条政治路线，也没有说过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当有人指责东北局组织部门提拔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时，他说：“几年来，东北局执行的是中央的干部政策。这一点不存在派别性。”“马洪作为东北局委员是东北局讨论通过的，但我是要负责的。另外，提了一些青年干部，凡是提错的，我负责任。这些青年同志自己不负责任，这些同志自己不要背包袱。”“至于各省市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过去拥护高岗，服从高岗的领导，因为高岗是东北局的书记。大家只能服从组织，盲目信任。这些同志并不是高岗的宗派。”
会上，有人追问东北局刚刚提拔的一些青年干部，让他们揭发高岗和张秀山的问题。会后，张秀山立即打电话给林枫说：“可以揭发问题，但不能这样的追问，不能和过去审干一样，把青年干部逼成特务。”
1957年反右时，盘锦农垦局召开干部大会批判局长史景远，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准备定为右派分子。在这个风头上，父亲顶着巨大的压力，作了一次系统发言，全面分析农垦局领导班子的问题。他的发言使史景远得到解脱，免于政治处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抓不到父亲什么问题，就把他的家庭出身定为严重问题，把我爷爷在‘左‘倾肃反时被杀，说成是被镇压，硬是要推翻过去党组织已经作的结论。造反派到陕北作调查后，没有找到证据，但还是定了调子：“地主没有不被杀的。”父亲不服说：“地主都该杀，那王明路线肉体上消灭地主就正确了？毛主席批判王明路线就错了！1935年有两种政策，一种是毛主席的政策，一种是王明路线的政策，你赞成哪一种？”他们无话可说。但又说：不写误伤，也不写被镇压，只写被枪杀。这对你的子女没有影响。父亲说：枪杀和有剥削有民愤被枪杀有什么两样。我就是不同意在我家庭结论上写“被枪杀”。他们说：“就是因为你不同意，就非写上不可。”父亲说：“党章中规定‘如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他们说：“不准保留意见，要保留就不解放。”父亲说：“不解放那就再专政吧！”他们就这个问题纠缠了8年，父亲就是坚决不同意。四人帮一倒，他立即给省委写信，要求得到一个正确的组织结论。
文革后，他在向组织提出的申述中写道：说到高岗在东北局搞宗派，有一个“五虎上将”这不是事实，我们之间都是工作关系。只是我在历史上与高岗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张明远在东北与高岗没有什么联系，无非是多干了些工作。马洪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青同志，1952年时，就随着高岗调国家计委工作了。尤其是郭峰、赵德尊两人，是在高岗去中央工作之前，才到东北局来的。赵德尊是由黑龙江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峰是辽西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组织部部长。当时他们都是较为年青、有能力的干部，作为培养对象调来。而且由一个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一个部长，这也是很正常的人事调动。这种人事调动安排，从各方面看，也是适当的。当初高岗说过他们是年青优秀的干部，这也是事实。但是批判高岗时，也就因为这些，就把他们打成“五虎将”里去了。这种搞法显然不实事求是。
从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中，我看到了：
父亲在高层领导岗位上，同志们敬仰他，因为他以身作则，实事求是；在基层工作时群众敬重他，是他不计较工作高低苦累，踏踏实实带领群众发展生产。他能在中央会议上讲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也能挽起裤脚下农田劳动；他能在中南海与毛泽东面谈国家大事，也能在农民家里与老乡唠家常；他身上有战场上留下的枪伤，也有党内斗争中留下的伤疤。他的心胸有多宽大，只有经历了才知道，只有接触了才了解。
这就是我的父亲张秀山，一位自从走上革命道路后，就始终坚守入党誓言——为革命不怕牺牲，永不叛党……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2011年6月）
原 载：《纪念张秀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