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贾拓夫和汪锋伯伯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他们都是中共陕西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1933年7月，由于省委书记杜衡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机智脱险的贾拓夫，立即下令通知在西安的汪锋迅速转移。他们在一个秘密地点会面，商量对策，父亲以省委秘书长身份离开西安，去上海中央局汇报；汪伯伯以省委特派员身份转至陕南开展工作。后来，父亲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而此时，陕北苏区一些人正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汪锋等一批革命领袖。党中央得知此情，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迅速赶往瓦窑堡，制止了错误肃反。当父亲出现在牢房门口，释放汪锋等同志时，真是历经苦难战友重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从此，他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我是1938年在西安附近的泾阳县云阳镇出生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宣布成立新的陕西省委，父亲贾拓夫为省委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一氓、汪锋、赵伯平等都参加了省委领导工作。省委所在地设在云阳镇，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名义作掩护，汪伯伯担任留守处主任。省委大部分成员到西安，分散隐蔽开展工作。我出生不久，父亲贾拓夫和母亲白茜因工作需要离开云阳，先去西安，又去延安，就把我托付给汪锋伯伯，我成为他们家的一员。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体弱多病，而汪伯伯工作又极其繁忙，我给伯伯一家带来的麻烦是可想而知的。后来，汪伯伯又派人把我送到延安父母身边。这段经历说起来，我就像汪伯伯的孩子一样。
1952年，父亲奉调从陕西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汪伯伯先后担任宁夏、甘肃、新疆党委书记，常来北京开会，每次来京时，父母都要去看望，汪伯伯总是说：“带上大丽丽（我小时候，大家都这么称呼我）”，每次见到汪伯伯，就像见到了亲人，他那慈祥的笑容，特别亲切和温暖。
1959年庐山会议后，父亲因对大跃进等提出看法，像彭德怀一样，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被整挨批，下放抚顺“劳动改造”。1962年，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对“三面红旗”重新进行了反思，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为八届中央委员的父亲又落座主席台上，周恩来总理打招呼，让他作好重新工作的准备。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康生等又利用小说《刘志丹》一书向毛主席告状，说有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为高岗、彭德怀翻案，父亲再一次挨整、靠边站。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受尽折磨，1967年5月被迫害致死。
从1959年到“文革”这段期间，政治风浪一波高过一波，父亲处在风口浪尖上，一次又一次被整。当父亲在领导岗位上时，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此时基本都断了联系，很少有人来我家。但是，汪锋伯伯是个例外。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父亲去逝后，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原来的住房被军管会收走，1966年我刚结婚没有住处，不得不在丈夫父母所居住的一个大杂院的后面找了个不足9平方米的栖身之所，这间住房离前房后墙不到1米，四季见不到阳光，小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一个煤炉。冬天四面透风，夏季房中漏雨，只能用盆放在床上接着。令人终生难忘的是，汪锋伯伯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的情况，又打听到我的住处，不止一次到这个破旧小屋来看我，他坐在门边的床沿上，和我们促膝交谈。几十年过去了，汪伯伯那亲切的面容、慈祥的微笑，永远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1980年，党中央为父亲贾拓夫平反，落实政策，我分到一处50多平方米的住房，一家4口搬到宣武门这个住处。那时，汪伯伯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又来看我，记得有一次来时，他去洗手间，因为太窄小，被洗衣机堵在门口，汪伯伯只能费力地侧身挤进去。我很过意不去说“太窄了。”汪锋伯伯却笑着说：“是我太胖了，肚子大！”说得我们都笑了。
汪伯伯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住在北太平庄4号院一座小楼，他多次邀请我去玩，每次都做我爱吃的陕西饭，使我享受到了满满的、温暖的父爱。汪伯伯总是说：“丽丽，有什么需要，就跟你陈姨（汪伯伯夫人陈芳）说。”我在汪伯伯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汪锋伯伯已经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永远留存在我心灵深处最温暖的地方！
我爱汪伯伯，我敬汪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