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河南三门峡主持秦晋豫三省长会议，桌右一赵伯平，右二习仲勋。
我出生于新中国建立后不久，自幼随爷爷、奶奶生活。在西安时，从小学到初中一年级，我一直住校，每逢周六回家，星期日便返校。学校放寒、暑假期间，爷爷却常常去北京或其他地方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所以虽然随爷爷一起生活，也常常会很多天甚至一、二个月见不上面。同时，也因为我那时年龄还小，爷爷从不给我们谈政治方面或党内的事情。所以很多年间，爷爷只是我心目中的一个血亲长辈，至于他在陕西担任省委书记、省长意味着什么从来没有想过。1993年爷爷去世前不久，他的老战友张策对我讲：“赵老敢讲真话、讲实话，是条硬汉子。你要向你爷爷学习。”爷爷去世后，我听到许多老同志及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对他政治品性的赞誉，这才品味出了爷爷许多言行的深刻政治蕴涵。今天回忆1962年以后我亲自经历过的爷爷的许多言行,或许对人们正确认识林彪、康生这一伙邪恶势力萌发和形成以及党内许多老同志早就与他们发生深刻思想对立的过程、从而对正确认识党内大多数老同志与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文革”期间激烈斗争的性质和意义有所裨益。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制造所了“刘志丹”小说事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赵伯平因为拒绝迎合康生，坚持认为习仲勋是好同志，回到陕西便遭到揭发批判，并于当年年底和1963年初先后被免去了省委书记和省长职务，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到北京后，我在离家不远的一所中学走读两年，这期间只要爷爷不陪同外宾去外地参观访问，我们就天天在一起。随着我们年龄渐长，爷爷开始有意识地对我们进行政治品德和思想方面的引导教育。
爷爷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从来不对我们讲没有公开的党内的人和事。尤其在他认为我们年龄还小不能正确理解复杂的党内矛盾和斗争时，即使我主动向他问起党内的人和事，他都不讲。我曾经问他习仲勋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既不愿意说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人是“反党集团”，又不能讲这是党内的一起错案、冤案，略作思索后淡淡地答复说“习仲勋有些事”。但他对康生制造“刘志丹”小说事件非常愤怒，常常会按捺不住时冷不丁地给我们讲几句话，搞得我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回答。比如他说：“纸里包不住火，雪地里埋不住死人，任何事情都有真相大白的时候”。还说：“任何人和事都逃不脱历史的审判”。1965年初的一天，他忽然长叹一声，说：“很怀恋当年在延安时的岁月。同志们之间坦诚相待，彼此间什么话都可以讲”。他尤其痛恨残害自己同志的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每每提及愤怒之情便溢于言表。有一次他说：“当年左倾机会主义者在陕北错误肃反，杀了自己二百多同志，是党中央、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挽救了陕甘根据地”。“文化革命”后才明白这是因为他对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相继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非常不满。
1961年10月7日，尼泊尔国王和王后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赵伯平省长等陪同，游览华清池。
“文革”前，他每次讲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时，总是使用“主席”、“刘主席”、“朱委员长”、“总理”这样的称谓；提起几位元帅便是“陈老总”、“贺老总”；对中央或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则去姓在名字后加上“同志”，如“先念同志”等等，给人一种尊重和亲切的感觉。
但他很少提到林彪，偶尔提及也是直呼其名，从不在林彪的姓或名字后加“总”或“同志”，显得很冷漠。1963年我们刚到北京那年某日晚饭时，一位并非我们家人的家人（注）说他的一个同学给林彪做警卫员，他可以因着赵伯平的名义借助同学之便经常去林彪处走动，以便密切赵伯平与林彪的关系。他以为当时因“刘志丹”小说事件牵连身处逆境的赵伯平对此很有兴趣，讲得眉飞色舞。不料正在吃饭的赵伯平闻言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把手中的筷子拍在饭桌上厉声喝道：“去那里做什么？！不许去！”。当时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会为此事发这么大的火。第二天中午，爷爷把我和弟弟四牛叫到身边，把文天祥的长排“正气歌”给我们讲诵一遍，嘱咐我们“好好读一读这首诗”。当时我刚上初二，四牛上小学，读这首用典很多的古诗非常吃力,不明白爷爷的用意何在。过了几天，爷爷为了表示他的暴怒不是冲着那位警卫人员而发，特意让家里那个人约来他的在林彪处做警卫工作的同学吃饭，但除了礼节性的问话，没有涉及实质性问题。事后严禁家里那个人再去林彪处走动。“文革”后才明白，这是爷爷当时的心境与文天祥“清操厉冰雪”的气节颇有共鸣，无法直陈是非时便借着“正气歌”表明洁身自好、不屈节附势的心迹，同时以那个人羡仰林彪权势为鉴对我们进行立身之道的教育。
1965年我读初三时，中、苏两党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引发起我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爷爷很高兴，给我和弟弟分别买了《毛泽东著作选集》甲、乙读本，并指定要我从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入手。那时，林彪发表了大量言论，反对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主张背语录、背警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形成一套与左的路线适应的学习方法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甚至只能学习“老三篇”的僵死规定。有一天，爷爷很认真地对我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通过对问题的完整论述体现出来的。断章取义、死记硬背，不理解形成每个精辟论断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方法，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学成教条主义的书呆子”。当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爷爷这一番话正是针对林彪而发，但却感觉到与林彪的思想大相径庭。不久读高中时，许多深受林彪思想影响的同学对我认真、完整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等人的哲学著作而不是如林彪要求得那样学习理论很不理解。19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后，那个思想极左的队长竟然因此说我“思想反动”，把我关进了无异监狱的“学习班”，好在军宣队和学校革委会的老师们对我印象很好，所以很快获释。
1966年寒假期间，我去书店买回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论》语录专辑。爷爷看到后说“这本书我先看一看”。几天后，爷爷把书还给我说：“这本书可以读”。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想，书名就是马克思等人的语录专辑，怎么还有“可以读”或“不可以读”的问题。后来读书多了，尤其是经历了“文化革命”，才明白爷爷很反感林彪一伙断章取义、利用领袖言论构织成左的特定思想倾向并汇集成“语录本”的作法。而马克思等人的那本语录专辑是1942年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为配合思想整风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方法所编纂，与林彪的思想倾向不同，自然是“可以读”了。由此也就明白他指定我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深意，是想要我通过学习主席的这两篇文章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以便能够独立思考，抵制林彪蛊惑的那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爷爷还没有被打倒时，人大常委机关曾请他給干部职工作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报告。他无力扭转林彪鼓噪起的那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狂潮，但又不愿意违心地讲话,于是以“不了解情况”表示拒绝。不久他被“停职反省”，而“对林彪的态度”以及反对“活学活用”和拒作那个报告就成为他必须作出交代的重要问题。
1966年9月,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说“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林彪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当时我刚刚17岁,可能是因为我还不能理解《资本论》所涉及的复杂历史和社会经济问题,爷爷没有说什么。1967年爷爷被隔离监禁后给家里写信,让我们把《资本论》给他送去,他要借隔离审查之机重读马克思的这部巨著，似乎是有意暗示与林彪不同的观点。1965年他被解除隔离监禁流放到湖北沙市时,我们去看望他。他多次告诫我们说，“不读《资本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我们学习这部经典巨著。自1975年至1978年，我历时三年读完了《资本论》,马上感到思想上的巨大飞跃,此前的许多理论困惑迎刃而解。我理解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客观必然性,理解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阶级本质,理解了列宁指导十月革命的科学思想,理解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误源于生产关系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对此后不久泛起的的诸多攻击中国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言论的浅薄、荒谬一目了然。尤其是发现了斯大林在“发展”的名义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互关系的错误解释以及林彪在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把源于斯大林的错误推向极端并至今在理论界存在严重影响的理论症结所在。我想，我没有像某些老同志的后代那样陷入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泥潭，首先得益于爷爷的引导和教诲。
在沙市期间，他似乎担心我们被“文化革命”的假象迷惑，于是开始给我们讲他的革命经历，讲党内重大的原则以及他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我每天要听他讲到半夜两三点才睡觉。
他对林彪的厌恶始于1959年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以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爷爷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多年，很尊重彭老总。而且我们后来得知，大跃进以来,爷爷也因思想“右倾”受到过批评甚至在陕西党内受到过批判。所以“文化革命”开始后，陕西省委机关造反派攻击他是“陕西右倾势力的总代表”。爷爷与彭老总的思想作风一致,实事求是，从来不屑于胡吹冒撂唱高调，所以对彭老总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很不满意。谈到庐山会议时，认为彭德怀的意见基本正确。而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多年间毫不遮掩、连篇累牍发表许多对领袖左的错误倾向阿谀奉迎的言论，与彭德怀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作为一个毕生从事政治领导工作、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看人看事入木三分且自身就很正直的思想“右倾”的老共产党人，爷爷自然对林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1975年8月某日，两位中央专案组人员找他了解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在西北时的问题，他说，“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指挥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和战略部署”。当晚，他给我们背诵毛主席“谁能横刀勒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赞颂彭德怀为中国革命的卓著贡献。
1965年春某日，他看到我翻阅1959年康生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那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党的同路人”的小册子时，马上把这个小册子锁进他的书柜,严肃地对我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有问题，不要读它”。第二天爷爷找我谈话说：“人的思想有先入为主的弱点，如果先接受了错误的东西就不容易接受正确的思想了。你现在年龄还小，政治辨别力很差，应该先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然后再读这些东西（指康生的文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他还说，“当然，《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书也有错误的思想，但这是历史，与现实政治中的错误观点是两回事。以后你就会明白这些道理的”。
1965年底至1966年初，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戚本禹批判吴晗的文章，爷爷意识到了一股正在逼近的政治恶浪。一天晚上他突然对我们讲：“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然后对我们讲了贝利亚其人其事。
1966年五一节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政治氛围却已经很不正常。那天爷爷带我们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活动，不期与带着五、六个随员的康生在园内一条不到两米宽的曲径迎面相逆。曲径两边是禁止游人踏入的草坪，想回避也不可能。爷爷是个喜怒必形于色，对所厌恶的人和事从不强作欢颜的人。他看到康生后，没有丝毫问候示意的举动，神情冷峻，径直向前走去，似乎不认识康生。与他在这类场合遇到周总理、董必武、彭真等人时握手交谈或远远招手致意的举止大相径庭。康生游园一路，沿途许多不认识的人都主动向这位已经显山露水的“党内的左派理论家”恭敬地问好致意，所以当他看到彼此相识的赵伯平迎面而来，相距只有几米远却满脸冷峻毫无问候示意的举止时颇为意外，稍一愣神便侧过身去，佯作观看路旁群众的文艺表演避过了赵伯平的不敬带来的尴尬。我们从康生身边过去后，康生立即转过身顺路而去。这一年底，机关造反派抄家后，爷爷对我说：“我的工作和历史都没有问题，但康生肯定会借‘文化革命’的机会整我。你们一定要相信党中央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果然不出所料，康生在1968年7月21日致江青的密信中把赵伯平确定为要打倒的八届中央委员会88名成员之一。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1966年8月18日，爷爷按通知参加了毛泽东接见北京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的活动。回到家后,他的神情凝重严肃，听我讲述学生们揪斗校领导和老师的情况时一语不发,最后以蕴涵着强烈不满有所针对的口气说“我在陕西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整过下面的同志。”告诫我们“在学校搞运动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坚决不许打人”。爷爷的态度使家里的气氛显得平静而又沉闷，我和四牛因此隐隐感到爷爷也在劫难逃。果然，这一年的国庆节，人大常委机关造反派剥夺了他出席国庆招待会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资格。不久，他就被“停职反省”，接受批斗并被勒令交代问题。
1966年12月31日，爷爷说他和周总理的秘书电话联系，约定下午去中南海交给总理一封信。那时爷爷已经被停止使用小车，要我陪他乘公交车前往。我想着时间还早就出去了一趟，下午四点回到家后，爷爷说时间太晚了改日再去吧。当晚12时，爷爷正和我们一起张罗着次日元旦的安排时，刺耳的门铃声骤然响起，随后人大常委机关的三位工作人员进了家门。其中一位像是负责人，他对我们说：“西安来了一帮造反派要揪赵伯平回陕西批斗，我们向周总理报告后，总理指示我们把赵伯平保护起来，不能交给造反派。实在不行就给造反派做工作，在北京开个批判会了事”。我们明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限定只开个批判会就是一种很好的保护了。当晚，爷爷就转移到人大常委机关办公地“后库”。二十多天后，西安的造反派终于得知了真相，于是佯称只开批斗会，在会场劫持爷爷回到西安。此后便在西安建国路“73号”监禁关押到1973年元月，整整六年。
1970年夏，中央召开一次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会议。会上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提出“解放”赵伯平参加人大工作。在座的康生马上站起来说，“根据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报告，赵伯平是叛徒、彭高习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否决了解放赵伯平的提议。
接着，一位参加了陕西省传达上述精神的会议的人告诉我们，说省革委会主任李某某在会上讲：有人说赵伯平是好人。是不是好人现在该划清界限了。李某某随即把此前我们听到的康生对赵伯平的诬陷复述一遍，四个罪名完全一致。大约一个月后,我插队所在地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召集数百名下乡知青传达上述会议精神，高呼“打倒赵伯平”的口号,并且宣布我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不久,我与这位革委会主任邂逅时,他竟然要和刚刚被他亲自宣布为“反革命”的我握手。我问他认识我吗,他说认识。我又问他凭什么说我是“新跳出来的反革命”时,他很坦然地叫着我的小名说：“不要听信阶级敌人挑拨离间”。
从1967年元月至1970年夏已经三年半之久，这期间，我母亲的住处距监禁爷爷的建国路“73号”虽然不足一里之遥，我们却不能看望爷爷一次。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情况有所好转，我们才于1972年六月被允许看望了一次爷爷。那时我们以为爷爷的问题有了转机，于是姨姨赶赴北京，找到当时唯一还在工作的全国人大副秘书长谢扶民，向他打问爷爷的消息，谢扶民却什么都不知道。几天后，正当姨姨准备返回西安时，谢扶民突然急匆匆赶到家里，兴奋地对我的姨姨讲：“先不要急着回西安，在北京再等几天，你父亲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原来，此前一天谢扶民向周总理汇报人大常委机关工作时，总理向他问起了赵伯平的情况并提出解放赵伯平参加工作。
于是谢扶民安排了一位司局级负责人带着两名干部找到西安建国路“73号”。“73号”的负责人看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介绍信后十分傲慢地问道：谁让你们来要人的？人大来人讲：总理让我们来要人。对方说：总理让要人，那就把总理的条子拿出来吧！谢扶民得知这个情况后，赶紧与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办公室联系，说明总理要赵伯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专案办的人在电话中盛气凌人地答复说：赵伯平本人和他的有关材料都押在西安不许动。
恰在此期间，毛主席在一封状告被审查干部遭受非人待遇的信上批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总理抓住机会，指示把分散在全国各地遭受隔离审查的正部级老同志全部集中到北京，以免这些老同志因在地方鞭长莫及遭到不测。1973年1月，爷爷乘坐押送他的“专机”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虽然继续被监禁在卫戍区并没有“解放”，但总理的苦心却没有白费，因为在北京监禁的两年多时间里，爷爷再也没有经受过在西安建国路“73号”遭受过的一旦说起就令人无比愤怒的侮辱和虐待。
今天回忆这些往事，认识到“文化革命”期间集中爆发的党内“左派”和“右派”的矛盾，其实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开始萌发并逐渐积累，爷爷的言行正是当时党内健康力量与林彪、康生这些政治品性极坏、一贯阿谀奉迎并鼓噪极左思潮的不良势力之间矛盾的一个点滴。在这种矛盾斗争及其复杂而激烈的情况下，竭力抵制左的破坏并保护老干部的周总理的艰难可想而知。几年前，一位力捧林彪却攻击周总理的所谓党史“专家”对我讲：“文革”期间对很多干部的审查都是周恩来签字,企图把林彪、康生和“四人帮”一伙残酷打击迫害一大批老同志的罪行强加给周总理,他以为这是攻击周总理的有力依据。我回答说，在当时“文化革命”的背景下,审查干部是中央确定的日常工作事务，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在无力根本扭转大局的情况下签字对干部进行审查很正常，审查并不等于打倒。这与林彪、“四人帮”一伙欺上瞒下,以种种恶毒手段迫害致死国家主席、共和国元帅及很多高层领导同志的行为性质根本不同。这位在与我的争论中屡屡败北因而不得不承认自己既“不懂哲学”也“不懂政治经济学”的“专家”顿时语塞。我想，颠倒八、九亿国人共同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是非原则,不是思想浅薄的糊涂之辈,便是有着某种政治诉求的别有用心者。（二牛/文）
注：见《关于赵伯平家庭成员情况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