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爷爷

1993年5月7日，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爷爷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忠诚奋斗一生，赢得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与尊重。同时，也无私地赋予我们深沉的爱，给了我们幸福，美好的童年。他培养我们的学识、思想和情操，教导我们怎样做人，给我们留下了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深深地怀念敬爱的爷爷。

“儿童需要精心爱护”

爷爷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搞革命，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过好日子。”他还说“童”字上“立”下“里”意味儿童只能站立行走一里路，所以需要大人精心爱护。他认为顽皮是“儿童的活泼天性”，不能要求孩子像大入那样循规蹈矩，死气沉沉，没有活力，那不利于儿童的成长。所以，他在生活中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保护孩子的心理，对孩子顽皮和带有“破坏性”的幼稚，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由于爷爷对我们的爱融注着这样的心怀和哲理，因而无私、博大、精深，超过一般的爷孙之情。

爷爷生活节俭，却从不委屈我们。他每次到北京开会，都不忘记按孩子的兴趣和欲望给我们买些礼物。我和民胜小时不爱吃面，每当吃面时，他就叫奶奶给我们另做。我们上初中时在家吃饭，爷爷说：“孩子们正长身体，一定要保证营养，”要奶奶每个星期必须买几次肉，几次鱼……，在整个童年时期，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活上有什么欠缺和不足，作为孩子想要得到的一切，爷爷都给了我们。

爷爷为我们承受了个人生活上的巨大牺牲。直到我们长大，分别成家立业，有了儿女，他还在关心和不断给予着我们，从不要求我们回报。也不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从此改善自己的生活。在我参加工作后，每逢年节总要买些东西托人带给爷爷。爷爷总说我工资低，有两个孩子，经济拮据，不许我给他买任何东酋，反而每月给两个重孙补贴几十元。

1975年，我同爱人和姨姨带着孩子去沙市看望爷爷。他见到新添的外孙女和重孙很高兴，要我们每天必须保证买肉和鸡蛋，让孩子们吃好。那时。他每月只有160元生活费，负担着大小七八口人在沙市的生活，但为了孩子们，他花钱从不皱眉头。孩子们在他身边的那几个月，每天肉蛋瓜果不断，但他本人生活却很清苦，每天下午煮一碗挂面，熟点葱花就是一顿饭。后来爷爷一个人在沙市时，买一斤盐、打一斤酷，都要记帐，直到他“解放”回到北京。

我和爱人、姨姨带着孩子们离开沙市时，爷爷亲自把我们送上轮船。3个大人带3个孩子并不费力，爷爷却很不放心，说孩子多，一定要民胜把我们送到汉口登上火车。并嘱咐我们到西安后立刻向他电报平安。后来我每次去北京看望他，临走时他也是叮嘱我回到西安就马上给他回信。我认为自己是快40岁的大人了，不必他这样操心，有几次没按他的嘱咐办。后来民胜对我讲，“你从北京回去后，一定要给爷爷回个音。你不把这当回事，爷爷却要念叨许多天，为你操心。”

在沙市时，我的三岁女儿常模仿爷爷用火柴梗掏爷爷烟咀里的烟油，接连把火柴梗塞断在五六个烟咀里掏不出来。爷爷竟十分高兴，孩子掏坏一个，他就再买一个，而且不许我们训斥孩子。女儿看我们每天给爷爷清洗烟灰缸，于是有一次她也把爷爷的烟灰缸拿去，踮着脚尖捧在“哗哗”的自来水下十分认真地冲洗了十几分钟。这事放在成年人身上，爷爷肯定要发脾气训斥这种浪费。但当三岁孩子做这件事时，他却蛮有兴趣，悄言不语地在旁边观察了许久，还兴致勃勃地把我们叫去一起观看这个场面，不许我们惊动和制止孩子全神贯注的幼稚举动，直到孩子自己洗累了停下手来。这是他对逆境中天伦之乐的珍视，也是他对待孩子的理性原则的体现。他说，“孩子有模仿大人行为的天性。重孙女掏烟咀、洗烟灰缸是模仿大人，学习劳动，想要帮助大人做事情。应该鼓励和满足孩子的这种心理，不要怕给大人造成麻烦而伤害孩子的积极性”。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每当看到我的长成大人的儿子，就回忆起十几年前和重孙在一起的往事，显得很开心。甚至在我年逾不惑后，他还常常提起我和民胜孩童时的稚趣，谈到我把他办公桌上的碳精乌鸦“弄成两个”时，高兴地笑出声来。

1963年，我的父亲牛卫中去世，爷爷很伤感，对我和民胜说：“你们从小跟着我生活，我和你奶奶很爱你们，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要让你们生活好。”奶奶去世后十几年，爷爷已是80多岁的老人，我们忙于工作，或在外地，爷爷平时难免孤独。母亲和我们都同意给爷爷找个老伴，以便照料他晚年生活。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位退休的护士长，我们都认为挺合适。但介绍人说这位护士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让民胜一家搬出爷爷的住处；二是让爷爷停止对我们的经济资助。爷爷拒绝了这两个条件，从此不再考虑此事，一个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爷爷去世后，我们每每回忆起爷爷对我们几代人毫不顾己的慈爱，就想起鲁迅《答客诮》那首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爷爷常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是革命的接班人。”因此他对孩子的喜爱和关心不囿于一己血缘亲情，而是施之于整个民族的下一代。

以革命家的胸怀看待孩子，所以从不对孩子们的事漫不经心，总是认真对待。他曾以党的地方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孩子们庆祝“六一”儿童节的集会，说和孩子们在一起非常高兴。1958年我加入少先队那天晚上，爷爷破例没有伏案于他的办公室，。而是召集全家人坐在一起，祝贺我带上红领巾。爷爷说他是共产党员，姨姨是共青团员，我是少先队员，全家三代人是个革命集体，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和民胜成人后，即使外出给爷爷办事，也只能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但1986年我的两个孩子去北京看望他，他却亲自在台历上记下火车到达的时间，并安排司机用车去接。孩子们离开北京时，他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很认真地和孩子谈话，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锻练身体，长大了建设和保卫祖国。其他重孙们去北京，临走时他总要给孩子们买个日记本，认真地写几句话，表示自己的祝愿和期望。他给孩子们赠语和他给某些工作活动的题词一样，从来不是信笔敷衍，总要经过认真思索。有时为了找到既能准确表达心意，孩子们又能看懂的语言，他竟然反复推敲一两个小时。

爷爷见不得孩子受委屈，认为不顾孩子是不体面的卑劣行为。有时说起某些不关心孩子的人和事，即使与己无关，他也很生气。1975年在沙市时，爷爷曾在商店里遇到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哭闹，他忍不住询问缘由，孩子的父亲说玩具太贵，没有钱。于是爷爷二话没说，掏出钱买了玩具送到孩子手里。孩子的父亲很感激，打问爷爷的身份，我们不愿使逆境中的爷爷引起人们注意，什么也没有说。有时爷爷给自己的孙子买冰棍，遇到身旁还有其他孩子，就给这些素不相识的小朋友也买个冰棍，这样他才觉得安心。

爷爷在陕西时，省戏校的学员都是刚从农村招来的孩子。爷爷常去看望他们或邀他们来家里作客。为了消除这些孩子的紧张心里，他不许孩子们称他“赵省长”、“赵书记”，而是称他“赵老师”。1960年端阳节那天，他和奶奶亲自带着这些孩子和我们去兴庆富公园游湖泛舟；1961年他在北京养病时，又亲自陪着这些赴京演出的孩子游览长城和颐和园，有时遇到烦恼，他就去戏校看看这些孩子的排练，化解心中的郁闷。1991年他刚回到西安时，因病情绪不好，有一天他坐轮椅去小雁塔散心，迎面遇到幼儿园一群三四岁的孩子。孩子们看到他后，用稚嫩的嗓音齐声问候：“老爷爷好！”他立刻开心地笑起来，握住孩子们的手说：“小朋友好，小朋友好”，要孩子们“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好好学习，长大了建设社会主义。”爷爷在晚年用很多时间，反复斟酌修改，认真地构思一首600余言的《歌赞小宝宝》的三言诗，给后代留下他深切的爱心和希望。

“小时爱看书，长大了有出息”

爷爷曾说：“三岁小，看到老，小时爱看书，长大了有出息”。所以只要有益于培养我们读书进取的精神，再小的事情他都认真对待，从不因我们的幼稚而漫不经心或不屑一顾。还在我们不识字时，他就开始给我们购买订阅适合儿童情趣的连环画和《小朋友》，启蒙我们读书求知的意识。

爷爷有许多藏书并非常爱惜。他怕我们不懂事损环他的书籍，所以任由我们在家里各处折腾，却从不许我们到他的书房玩耍。但当我十二三岁第一次见到他的丰富藏书并要到他的书房找书看时，他却很高兴，说“要看书，是好事”。亲自带我到他的书房指导我挑选可读的书。

我和民胜小时常把读过的书乱撕乱扔，爷爷说要“物尽其用”，告诉我们“读过的书可以留给其他人读，应该好好地爱惜和保存。”。也许是有意引导，他常在晚上临睡前向我们“借”书看，于是我们不得不对爱惜和保存书籍认真起来，由此养成了藏书习惯。

1963年到北京后，爷爷为了满足我们日益强烈的求知欲望，除了敞开藏书，不断购买新书外，我读初三时，被当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激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后，他亲自到书店给我们买回《毛主席著作选读》，并指导我们学习。爷爷还经给我们背诵讲解古典诗词，借助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陶冶我们的，志向品格，对我们思想和智力的发展裨益非浅。初中时，我的作文常因“语言流畅、逻辑严密”和“思想性强”，受到老师称赞并被作为范文，除了老师“授业、传道、解惑”外，也得益于爷爷的教诲和引导。

爷爷酷爱岳飞、陆游、辛弃疾和文天祥等古代人物充满爱国激情抗御外寇欺侮的作品。这也许同他的革命经历、思想情操及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他曾给我们讲过他少年时期学过的一首诗“跨马持枪登舞台，少年英雄果将才；能决西江雪国耻，不枉男儿生世来。”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央也作了打仗的准备，有天爷爷对我说：“古人讲，‘十五继父志’。你现在15岁了，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准备为国家和人民效力。一旦战争爆发，你就和我们一起上前线保卫祖国。”爷爷本人“壮心不已。”更希望我们成为“少年英雄”，爷爷还特意给我们背诵过文天祥的《正气歌》，嘱咐我们“好好读一读这首诗”。那时我上初二，民胜小学还没毕业，读《正气歌》这首用典很多的长排很吃力。爷爷要我们免为其难，是因为他的政治品格和他对自己因康生制造《刘志丹》小说事件所处境遇的态度同文天祥“清操厉冰雪”的气节颇有共鸣，因而藉此明志并对我们进行立身之道的教育。

爷爷说“知识多多益善”，认为各类知识融汇贯通有助于科学世界观和正确思想方法的形成，主张我们博览群书。但同时他也反对我们不分良莠、兼收并蓄。1965年的一天，当爷爷看到我翻阅康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及“同路人”那个小册子时，立即把它收归于不许我们涉猎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禁书”之列。他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有问题，不要看它”。还说：“人的思维往往有先入为主的弱点，习惯于接受最先接触到的东西。如果接受了错误的观点，就会排斥正确的思想，你现在年龄还小，思想不成熟，没有鉴别政治是非的能力，应该先学习毛主席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有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再去读其他人的书就不会上当受骗，误入歧途了。”爷爷还说：“《三国演义》、《水浒》这些古典小说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但这是历史，同现实政治中的错误观点是两回事，以后你就会明白这些道理。”

爷爷重视和支持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我们学习哲学的同时也要学习历史，从历史的发展中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通过问题的完整论述体现出来的，不可能通过一两句话就把握住。”告诫我们要扎扎实实地读书，“不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或浅尝辄止”，“更不能断章取义，死记硬背，满足于背语录，背警句。不理解形成每个精辟论断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方法，‘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能学成教条主义的书呆子。”

“文革”前我上高中时，曾依据《矛盾论》、《实践论》的观息，写过一篇论述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文章，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认识的顶峰而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随着实践的发展还会产生更高形态的真理。由于当时的政治思想背景，语文老师虽然给了我满分，却未作一字评语。但爷爷说我的思想“很有水平”，给我很大鼓励。1973年初，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看望被监禁的爷爷时，他针对报纸上的谬论嘱咐后辈“要多读马列主义原著”。他被疏散到沙市后，就认真督促我们开始学习《资本论》。由于爷爷把我们引向正确的哲学思想轨迹，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虽然初步但却正确的理解．因此在“文化革命”中和后来“信仰危机”期间，我们能够在许多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保持清醒认识和正确立场，坚持共产主义信念。

“要永远记住劳动人民，不要忘本”

爷爷关心我们学识的增长，也很注意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他对人民群众的那种真挚感情，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我们思想正确发展的重要支点。

我和民胜出生后，先后寄养在同一个奶妈家直到断奶。许多年间爷爷始终记挂着这一户劳动人家，嘱咐我的父母亲经常看望他们。爷爷还给我的奶父写信，称我的奶父为同志，说有困难就来找他。奶父奶母常来家里作客，爷爷和奶奶总是热情接待，如同家人。奶父是旧社会过来的穷苦劳动者”对此十分感动。1962年春节，奶父来省委看我们扑空而归，爷爷知道后内心很不安，当即把我和民胜叫到跟前说：“你们是劳动人民养大的，要永远记住劳动人民，不能忘本。明天带上礼物，去给你们的奶父奶母拜年，一定要见到他们”。我和民胜连续两天步行进城寻找奶父家，直到给奶父母拜过年，爷爷才放下心来。

“文革”前，爷爷曾几次带我们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晚会。民胜作文记述晚会情景时说，“从天安门城楼望下去，密密麻麻的人群像蚂蚁一样”。爷爷对这种“居高临下”的语言描述很不满意，亲自用笔作了修改并对我们说：“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不能用像蚂蚁一样的词句形容。这样写是不尊重人民群众。爷爷受这件事的启发，担心我们滋生看不起人民群众的意识，从此常常给我们灌输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后代，长大了也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因为我的职务就觉得自己比普通群众高贵和特殊。”

爷爷常说，“热爱劳动人民的具体表现就是热爱劳动”。所以在我们还很小时，就开始对我们进行劳动教育。解放初期，省委机关附近和平门外还是大片农田。我四五岁时每逢麦收，爷爷就叫奶奶带着我按乡间劳动习俗去捡麦穗，把捡回的麦穗扎起来挂在墙上，教育我初知稼穑。后来他又让奶奶给我和民胜买回一只母兔，很快繁衍成群，爷爷是要给我们增加生活乐趣，也是要让我们通过每天外出拔草喂养兔子从事适合儿童情趣的劳动。

爷爷青年时任教乡里，还兼顾家里生产劳动。解放后他任省长时，在所住院内开了一块菜地，时常锄弄，到北京后依然如故。每天下班后，爷爷带着我们浇水、松土，充满农家情趣，爷爷以这种方式回昧农村的劳动生活，使我们对农业生产有所了解，体会盘中之餐的粒粒辛苦，消除我们对农民的偏见并培养我们的劳动习惯。

在爷爷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我们很早就形成了懒惰可耻、劳动光荣的意识。所以在北京上中学时，我们不仅每次去工厂农村劳动，都受到工人、农民的好评和学校的表扬，而且厌恶某些干部子弟中那种不可一世、盛气凌人、蔑视群众子弟的贵族作风，爷爷说我们“争气”，让我们在学校“多交工人、农民子女朋友，学习他们的长处。”所以在初中和高中时，许多同学竟以为我是农民或工人子弟。“文革”中爷爷被监禁后，我们整理他的被造反派查抄过几次的存放文件资料的写字台时，发现爷爷一直认真地保存着学校每一次表扬我们学习、劳动好的致家长信，可见爷爷很重视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成长。

爷爷始终把“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作为自已一切言行的出发点，我们长期受他影响，也初步地确立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正确原则。“文革”刚开始时，江青一伙为了煽动干部子弟中盲目造反的狂热，别有用心地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那副对联，我们却敏锐地察觉到这副对联思想理论上的荒谬和其中隐含的特权意识，表示坚决反对，正因如此，在后来下乡插队和工作期间，我们都能与工人农民群众和睦相处，并且从来不曾想过借助爷爷的声望地位钻营牟利，升官发财。也正因为这样，当爷爷在“文革”中遭康生、江青诬陷，身陷囹固，我们一次次受到株连时，许许多多普通的干部和群众便极力地关心和保护我们。这是爷爷的思想和情操施于我们的最大福荫。

“心中存道，外物难逼”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爷爷从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示过热情和支持，几乎从不谈论。有一次我给他讲述学生们造反、揪斗领导和老师的情况时，他始终沉默不语，最后只告诫我们：“在学校搞运动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快不许打人。”当“红卫兵”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时，他对我们说；“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只是在给我们讲述王震同志把挂在自己身上的黑牌子掼掷于地、怒斥造反派的情景时，才显得心情舒畅。

由于受爷爷思想的影响，我们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文化革命”的荒谬，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1966年6月2日，学校组织全校千余名学生去北大声援聂元梓的大字报时，我是唯一不理解这种狂热而没有参加的人，后来我也写过几张大字报，反对把学校领导和老师打成“资产阶级黑帮，”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副对联、并且从来没有参加过揪斗老师、领导和造反、抄家等行动，学校的“左派”组织攻击我右倾，说我是“彭德怀式的思想”。我在“大串联”途中把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写信陈述给爷爷后，他对奶奶说：“二牛的信写得好，认识正确，有出息。”

1966年11月爷爷被“停职反省”后，经常遭到造反派批斗，家也被抄了几次。我们为爷爷的境遇悲愤，爷爷却坦荡不戚，对我们说：“这点事算得了什么，坚强一些。”要我们“一定要相信党中央。”后来爷爷告诉我们：“我的工作和历史都没有问题，但康生可能会借这次机会整我。”

1968年4月，已经被监禁了一年多时间的爷爷给奶奶写信，忆述家里在旧社会的穷困生活，让奶奶把艰难往事“一件一件讲给孩子们听”，使我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给我们的。今后无论怎样生活总会比旧社会好很多倍”，显然，爷爷担心我们不能认识“文化革命”的复杂性而对党和领袖产生埋怨，因此用一种特别的表述暗示他关于林彪、康生、江青一伙不能代表党的观点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我们与党对立、反对领袖的原则。

爷爷“心中存道，外物难逼”。被监禁时常常写些抨击康生、江青一伙的打油诗，有时趁放风的机会传递给其他老回志。他品性刚强，从不低头屈节，因此常遭凌辱甚至被殴打。但爷爷不愿增加我们的精神负担，为他担心，所以从不对我们流露丝毫忧戚。他给我们写信时，要我们经常和工农群众接触，还要我们把《资本论》给他送去，想在被隔离期间重读马克思的这部巨著，甚至说我写字潦草，要我练习毛笔字。用心细微，语气安祥，似乎他被监禁的情况真如他所说“一切都好”。

爷爷被监禁期间，很挂念奶奶的健康，经常写信询问，并要我们把奶奶“最近”的照片寄给他。奶奶是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但忠实地伴随他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坎坷，爷爷对奶奶感情很深。1974年奶奶去世时，我们请求有关部门准许爷爷出来向奶奶告别，未被允许。爷爷因此始终不知道奶奶已去世。1975年我们去沙市看望爷爷，他问奶奶为什么没有来，我们怕他伤心，说奶奶年龄大了行动不便，他信以为真。不久他得知真情，一个人在屋子里默默地坐了几个小时，后来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相继去世，他抑制不住巨大的悲痛，饮泣出声。这一系列家、国不幸给逆境中的爷爷精神上很大打击，但他老而弥坚仍不失共产党人的坚强气节。

爷爷到沙市，常常给我们讲述被“四人帮”歪曲的许多党内是非真相，说：“如果康生、江青一伙篡夺了最高领导权，我就要造他们的反。中国有八九亿人民，不相信斗不过这些独夫民贼。”他还吟诵毛主席赞誉彭德怀的诗词，说“彭德怀是革命的功臣。” 1975年夏天，外调人员向他了解彭德怀问题时，他说：“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指挥完全正确，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部署”，1976年元月，沙市方面迫于“四人帮”的压力取消了原定悼念周总理的大会后，爷爷不顾“四人帮”的淫威，毅然带着永胜来到即将拆除的灵堂，向周总理的遗像深鞠三躬，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和对“四人帮”的抗议。后来每逢周总理忌日，他就叫全家素食一天，以示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那时，大家都很关注中央两派斗争的动向，爷爷怕我们被报纸上渲染的“左派”阵势迷惑，告诫我们“不要看重报纸上的报道”。说“报纸上出现的人未必没有问题，．没出现的人未必就有问题。眼光要长远。”他说“四人帮”一伙是靠“数篇论文几出戏”起家的暴发户，只会搞阴谋诡计。一天，继胜给他取回的报纸上关于江青一伙的报道赫然在目，他不由得十分厌恶和蔑视说：“这几个人是些什么东西”并对继胜说“不要紧，叶帅、先念这些人还在，江青一伙翻不了天，”后来他吟成的“现象本质自突冲，难鉴真伪是人生；盖棺之前空褒贬，历史说话最公平。”这首诗，就倾注着他关于“四人帮”必将身败名裂的自信。

“养成节俭习惯，就是帮助国家”

爷爷是高级领导干部，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时时想着国家的困难和群众的疾苦，生活上始终节俭清苦。

爷爷衣着简单，我们小时也常穿带补丁的衣服。爷爷说“国家有困难，养成节俭习惯，就是帮助国家度过难关；衣服不怕旧，不怕带补丁，洗干净，穿整齐，照样有精神。”1963年到北京后，由于外事活动频繁，组织上按规定补助一半费用，给他做了一身毛料中山装和一件风衣作礼服，爷爷只在接待外宾时才穿。’“文革”中造反派竞把它作为爷爷生活“奢侈”的唯一物证抄去办展览。此后20余年，除了一件50年代的打了补丁的呢子大衣，一件旧风衣和在陕西时王恩茂书记送给他的一件羊皮袄外，他日常换洗的只有两套卡叽布旧中山装。1991年民胜作主给他买了一套200多元的中山服，他才在中央建党7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穿着新衣服在主席台就座，直到最后穿着它离我们而去。爷爷去世后，我们清点他的衣物时，竟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爷爷说：“国家还贫穷，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一我们有白面、咸盐就是很好的生活，所以他粗茶淡饭，从不苛求珍异，始终保持家乡农民的饮食习惯，平时总是普通农家面食。有时留老战友或亲朋故旧在家吃饭，也是家常便饭，不讲精美豪华排场，他以“君子之交”待人，不认为有不妥。老同志都了解这些情况，所以“文革”前在北京每逢春节，杨明轩副委员长就叫他的厨师来家里按陕西习俗给我们做些年菜。“文革”后，家里保姆来自安微农村，饭菜做得粗简，爷爷从无抱怨。一位老战友留给他500元钱，让他改善饮食，爷爷深表感激，但坚持把钱还给老战友，生活依然如故。

困难时期他任省长，我们照样吃不饱，馒头里掺着麦皮。一次吃饭，我把碗里一块黄豆粒大小的带皮肥肉扔到地下，爷爷很生气，说“国家经济困难，很多人吃不上肉。你不吃可以给别人吃，为什么要扔到地下。”他说这叫“暴殄天物”是很不好的习惯。

解放后几十年，除了贺龙元帅送给他的一台老式收音机，家里没有任何其它高档豪华物件，直到1980年才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写字台、衣柜、沙发都是组织上配给、后来折价归已的50年代的旧家俱。他的床已有30余年的历史，床垫破损，弹簧露出尖头。1986年我们要给他买一副新床，他执意不肯，让我们把破损的一边调换到靠墙处继续使用。爷爷去世后，机关人员看到他生前使用的家俱十分惊讶，说这些家俱白送人也无人会要。

爷爷全部可称为遗产的东西，除了文稿书籍外，只有一台新彩电，一架战争年代使用的望远镜，一副象牙相棋，一把普通的健身剑和一个使用了几十年的普通砚台。一位老同志说：“赵老生活清苦，是北京市的穷人。”话虽夸张，但爷爷的俭素于此可见。

爷爷两袖清风，自甘清苦，一生廉洁勤政，厌恶“遇货不避、入厚其空”的行为，大事小事都很注意。

小时候机关木工给我一把损坏了几节的折尺，管道工人给我一节金属水管当“金箍棒”，他都让送回原处；永胜把公家树上被风吹落的苹果捡回家，他严厉批评。许多来西安参观访问的外国元首送给他照相机、电唱机等礼物，他离开时把这些东西全部上交组织。晚年陕西党政领导同志看望他时常给他带些水果、饮料，他几次说“为什么带礼物，不好”。我说这是大家敬重关心你，不是送礼求你办事，他才不说什么。

爷爷常说金钱是身外之物，不可贪得无厌。他在陕西时曾为戏校修改过许多剧本，但却不取分文报酬，数百元稿费全部用来资助老艺人生活。晚年他对腐败现象很愤慨，曾作诗谴责。1992年他从电视上，看到某些腐败案例的报道后，对我说：“我不怕你们没有钱，就怕你们不清廉。”从此他常给我们讲诵唐代诗人罗隐的《英雄之言》和后人赞誉石达开“黄金如粪土，肝胆硬似铁”，以及他青少年时学过的“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等诗句，教育我们抵制拜金主义，树立视黄金如粪土的“廉正之节”和在金钱诱惑前的謦退逊之心”。

还在我们上中学时，爷爷就多次教导我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学什么、干什么都不错。”从不把“当官”作为对我们的期望。1978年他回到北京后，针对一些人借助关系向上层钻营的行为，要我们“安守本分，不卑不亢”。他说：“国家现在有困难，你们工资低，待遇差，生活上有困难，我来帮。”爷爷宁可自己承担更重的生活压力，也不愿我们走邪门歪道，表现出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唯其如此，我们更加敬重他、爱戴他，也更加为他骄傲和自豪。

爷爷曾对我们说：“我入党时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所以要把全部精力用来为党工作。”他恪守誓言，直到离休后床病不起，还时刻关心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爷爷参加‘甘四大”后因病又一次住进医院时，已是91岁高龄，但他只要精神好一些就眼戴花镜、手持放大镜，艰难地一宇一句阅读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就在陷入最终昏迷的前一天，他还用虚弱的声音给身边的第四代人背诵毛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勉励重孙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终无一言一语谈及个人生前身后的私事。

敬爱的爷爷，安息吧。

1995年11月

来  源：《怀念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