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你们提出的问题，本着如实向组织反映问题的精神，一一答复。因为事隔已久，虽然尽可能找了当时的材料参考核对了一下，但是仍然难免有不完全准确之处，仅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多找一些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谈谈，加以校正。如发现有不合事实及观点不妥之处，希望能够告诉我，以便我来修正。
（一）上级指示的传达情况
一、一九三五年我到陕北的情况
我未去陕北前，在河北做了一年工作。先后担负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及省委副书记工作。开始七个月，忙于恢复组织（河北党在一九三三年遭到大破坏），以后五个月，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华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上，最后写成三万多字的决议。一九三五年三月中代通知我，要我去陕北。因那时我写的华北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尚未完成，故拖到五月初才起身，七月初到陕北延川县的永平（坪）镇。
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原来是平行的特委；前者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后者由上海中央局领导的陕西省委领导。从一九三三年起，陕北特委即归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以下简称中代）领导。一九三五年的四月指示，中代花了四个月才写完，写完后曾在河北省委讨论过。我们当时认为他这几年领导陕北有成绩，指示也写的好，没有不同意见。陕北给中代的各种报告，我离开天津前都没有看过。
在我到陕北以前，上级党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给过陕北一些什么指示，我不知道。
二、关于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几个主要文件的情况
我只记得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五月，上级党委给陕北和给陕甘的文件主要有:
1、中代给陕甘红二十六军的先后两封指示信（登在“西北斗争”及“火线”，可找到）。后一封，主要批评右倾取消主义。
2、中代给陕北、陕甘边特委的四月指示信一封，长约三万五千字。
3、给陕北特委的军事指令或军事指示信一封。大概是北方军事特派员写的，全文约八千字。
4.中代五月指示。
以上五份指示，合起来有五万多字，指示的很具体、很明确。由于中代并无苏区工作经验，所以指示内容大多抄袭当时中央文件和各根据地的经验，是一种大杂烩。其中有很多是合乎“六大”和主席的正确思想的，如一九三五年四月指示中说：“陕北革命运动与游击战争，开始了新的阶段——苏维埃阶段”;强调要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强调土地改革，并正确地提出“如果我们不能巩固同中农联合，则苏维埃革命胜利会变成空谈”；强调苏维埃民主，信中说：“必须特别注意毛泽东同志报告关于苏维埃民主制度一节中所提出的经验方法……”强调大力搞群众运动；强调党的建设。但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特别是到了“五中全会”，“左”倾路线已经发展到最高峰，这些指示信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规定，同样包含了“左”的路线。例如，对形势的估计说：“两个道路——苏维埃与殖民地——的决斗同样在西北尖锐的表现出来”（五月指示）。批评陕北“政治与军事的保守、退却和等待，主张坚壁清野，允许国民党组织清乡会，与敌人和平共居”。认为“陕甘党内存在右倾取消主义，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对于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便是对帝国主义的仁慈，对革命的残酷”，因此号召“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斗争”，“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及一切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斗争”。对任务的规定：“如果巩固和发展了陕北陕甘边区与陕南红军游击队联系起来，建立陕甘广大苏区，更将陕南与川陕边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这就造成一个更伟大的新局势，这种新局势，不仅一方面……使川陕边苏区有广大雄厚的根据地，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伟大战斗，而且另一方面可以打通新疆和内蒙古的国际路线。西北的党要共同努力奋斗来共同完成这一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事业，首先你们要负有特殊重要的责任”（五月指示）。军事上提出“运用红军基本运动战的策略，配合阵地战坚决攻击敌人”。在土地改革方面提出富农“无权与贫农、中农同样分地，只能分坏地”。
上述五份指示，其中前四份指示是在我未到陕北前已经由交通带到陕北。据郭洪涛同志告我，西北工委讨论过，高岗等都表示同意，并将这些指示登在“西北斗争”刊物上（参阅郭洪涛同志“内战时期我在陕北所犯错误的检讨”）。
我到陕北以后，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传达指示信任务，把上述五封指示信（包括新到的五月指示），在永平（坪）扩大会议上做了传达，以后又在前文安驿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过，因同志们要求报告详细些，所以做了三个半天的报告，与会同志有百余人，并未听到高岗等人有任何反对意见。高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的结论和“刘志丹”一书上，绘声绘色地说，他们如何反对我当时的传达报告，都是捏造。这只是为了要证明他们有一套所谓“正确路线”而虚构出来的。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百余人，尽可以去调查。
由于水平限制加之新到陕北，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没有做系统调查研究，所以对上级的指示，基本是照本宣科。对他的正确部分没有发展，错误部分也没有多少纠正。只是我初步感到：陕北工作上的缺点，可能主要是由于领导方法和思想方法而来，所以详细地加了一段领导方法的报告。当时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是这样说的：“扩大会议着重指出：目前陕甘党内的领导方式是错误的，这主要表现在领导的脱离下层，缺少个别的具体指导，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领导上的无计划、无检查、无个人负责制，不去研究经验与教训，自我批评不开展等等。这也是使我们仍得不到应有的成绩的一个原因。扩大会议认为必须立即纠正这种现象，并根据朱理治同志在扩大会议所指出的具体方法来转变陕甘党的领导方式。”这点补充并无多大错误。高岗说我发展了“左”倾路线，是没有根据的。
当时，西北工委通过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行扩大会议决议”、“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以后我写的“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一文，其中确实包括一些错误和缺点。但是，这几个文件，也并不像高岗在高干会上所说的那样。当时对形势的估计，为了打气，把有利的方面说过了头是事实，如说：“白军士兵受了抗日反帝与土地革命的影响，一天一天地走向革命的道路，一般的极端动摇”。但对三次“围剿”敌我力量对比，也只是说“优势是属于我们的”，“对于我们更加有利”并没有说过三次“围剿”中我们占“绝对优势”。在军事发展方向的规定上有毛病，但也只是说“与二十五军北上抗曰部队取得呼应”，并没有叫部队立即去打青海、新疆的意思。
高岗说谢子长同志从上级来都传达过上级指示。所以都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以此打击这批同志，显示他的正确。其实，高岗自己一九三三年从陕西省委到二十六军时，亦是传达了王明路线；而且他还不只是传达而已，他为了贯彻“左”倾路线，还组织过秘密队委。这又怎么解释呢？
（二）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经过及和高岗的争论
一、敌人兵力和部署
七月里，我去文安驿，二次“围剿”已结束了。我在军事上是外行，并因初到陕北不久，当时还讲不清楚敌人在苏区周围的兵力情况，以后才逐渐搞清楚。
敌人成立了西北剿匪总指挥部，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张学良任副职。敌人成立总指挥部的意图可能是：一方面看到陕北苏区的力量逐渐壮大，感到威胁大了；另一方面二十五军到了陕南，中央红军和二十五军会合了，可能北来。当时，敌人“围剿”的主力放在南面，有东北军七个师的兵力，一路王以哲部从洛川、鄜县北上，另一路董英斌和杨虎城的部队从庆阳、合水入侵。北面有高桂滋、井岳秀两个师。西面马鸿逵部。东面阎锡山两个师。
敌人意图是从南面主攻，北面是牵制性的，南北“围剿”。
二、有关三次“围剿”方针上的争论
在文安驿会议，我做了传达之后，我和洪涛到志丹、高岗住处，商谈了一下部队今后行动方针。
那时上级为了配合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曾提出要陕北苏维埃红军主要向南发展，以便相互呼应配合。上级几次指示都这样说的，我也是这样传达的。从三次“围剿”的最后结果看来，也是向南发展的，证明总的方向向南发展也并非错误，但是在当时没有展开讨论。会谈时，同意了刘、高打靖边、安塞的建议。后来他们又去打了横山。没有打下来。
二十五军来了以后，开了一次军委和省委联席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会议开始，首先由聂鸿钧报告。他的原则上谈了十五军团今后任务，作了一般的指示，具体军事行动没有提出什么来。那时候情况迫切，已经判明敌人一个师已由洛川出发，第一天到了鄜县，第二天到了甘泉，第三天到了延安，如何打法，应该回答这个问题。随后第一个是高岗发言，他主张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建议首先再打横山。理由有两条：一条是并岳秀和高桂滋部队好打，一打就散了；另一条是向北发展有好处。他说，首先看能不能打下绥德、米脂来，这两个地方是陕北最富裕的地方，又能与神府苏区打成一片，往后，十五军团在向西南一扫，可以出三边打马鸿逵。接着，刘志丹同志发言，他与高岗的发言内容基本一致。第三个发言的是徐海东同志，他的意见与刘志丹、高岗不同。他认为我军当前主要任务不是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三次“围剿”。既然敌人三次“围剿”主力是东北军，要粉碎三次“围剿”，首先必须打东北军，否则，就是打垮了高桂滋和井岳秀的部队，也不能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因为敌人主力东北军可以继续来打，因此必须先把敌人主力东北军打垮了，才可以保卫陕北根据地（见附件一，徐海东信）。东北军可不可以打垮呢？徐海东同志认为是有把握的。他说，东北军只是领导上顽固，下边的人不愿意打共产党，二十五军在鄂豫院和东北军打过几次仗，东北军被消灭了不少，二十五军的武器全部都是缴获东北军的。接着发言的是郭述申、程子华同志，他们同意徐海东同志的主张。由于两方面都坚持各自的意见，逼得我这外行做结论。我同意海东同志的意见。但我认为东北军长驱直入，深入苏区，一天进驻一个城市，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如何去打，这是个迫切问题，必须予以解决。因此我提议将甘泉包围起来，佯攻甘泉，敌人发现交通线被切断，上不得上，下不得下，敌人一定会后悔孤军深入重复了在中央苏区的错误，一定会命令延安之敌回过头来增援甘泉，这样，我们便可以打其增援的队伍。我这个意见是从看了江西苏区毛主席在几次“围剿”中打仗的一些材料得到了启发而提出的。我发言后，反映最快的是刘志丹同志，他同意我的意见，并补充了一条好意见，说延安南三十里处有一片森林，可以隐蔽部队，其他的同志也都同意了。于是部队马上行动起来。隔了几天，在崂山打了埋伏：消灭了敌人一零一师，共三千人，将师长何立中击毙。
三、粉粹敌人第三次“围剿”情况
劳山一战，初步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后来在劳山战役缴获文件中，看到一个电报上说“有小股朱毛匪军，已到会宁（静宁），又窜陕北模样。”部队为了牵制西北敌军主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又根据程子华同志建议南下打了榆林桥，消灭了敌人四个营。不久，中央来后，主席亲自指挥，又在直罗镇消灭了董英斌一个师，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
四、关于地方暴动的体会和瓦窑堡的工作
我刚到陕北时，不甚了了。摸了一下瓦窑堡的情况，感到不搞里应外合不好打，也不好搞地方暴动。郭洪涛约我找了赵通儒。赵的家在瓦窑堡，郭洪涛向他作了布置，叫里面的党搞里应外合。据说，他们在里面对士兵和城市平民宣传鼓动，写了标语、传单。敌人没有粮食，几次出来抢粮都给外面包围的赤卫军警卫团打了回去。敌人孤立无援，在劳山战斗后，敌人于十月二日晚随同城内豪绅反动分子放弃瓦窑堡，逃跑走了。追击结果：夺回周围五县反动豪绅二百余人，消灭敌人一连。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从上述粉碎三次“围剿”经验来看，徐海东、程子华和我在战略方针上和具体的战略部署上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争论中错误一方不是我们，而是高岗。因为如果依照高岗的主张，红军北上再打横山，则正当第一次打横山刚刚失败，受了损失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敌人更有了准备。再去攻打，就等于攻坚了，即使加上二十五军也不一定能打开，也不能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但高岗却抹杀真理和事实，说他主张的向北发展如何正确，硬说我在二十五军到达后，我把“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到军事中去。而“刘志丹”一书，对高岗的错误则讳莫如深，反捏造说我在劳山战役中主张攻打延安。这不是故意颠倒黑白吗？为了了解当时的争论，请参看附件一徐海东同志信，并请访问当时省委和军委参加会议的同志。
（三）地方工作及路线争论
一九三四年底，陕甘特委写信给陕北特委，批评陕北是立三路线。中代根据陕北郭洪涛、鲁贲等同志的报告，认为陕北工作在一九三四年有了很大发展，而陕甘边甚为落后，同时又证实那封信的起草人蔡子伟在河北参加过北方紧急筹备会，是右派，又得到报告右派黄子文、张文华已经混入陕甘边。因此断定了这是右派的阴谋，认为他们在陕甘边的立三路线，企图推翻陕北已经开始执行的正确路线。因此要我去陕北开展反右取消主义（右派）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解决右派问题。
我到陕北后，因为传达中代指示时，大家都同意，并无争论，同时考察蔡子伟同志在工委中的工作（这时蔡已从陕甘特委调到西北工委去审查），发现此人工作还踏实，不像是坏人，所以决定先搞实际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考察。
一、扩红运动
我抓的第一个工作，便是扩大红军，并想在扩红运动中来推动地方的土改、游击战争、群众运动、建党建政等工作。中央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扩大百万红军”，给陕北的任务是十万。我写了一个“扩大红军冲锋月决议”。这个材料在中央办公厅编的“六大以来”有。目标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做好准备，十月扩大三千人，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扩大到两个军的红军——九千人。
扩红运动决议下去后，陕北九月份就已经搞起来，搞得轰轰烈烈，到十月半统计，已经完成了两千七百人的扩红任务，补充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估计到十月底统计，肯定会超过三千人。陕甘边扩红运动根本没有动。
二、土地革命情况
在扩红运动中同时深入土地改革。当时，在陕北土地改革已经进行得很热烈。他们是根据中央苏维埃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和指示搞的，有一套办法。
我在扩红运动发动起来以后，想转过来研究查田运动。曾和马明方、郭洪涛、崔田民等同志研究了几次查田运动。不久中央即来陕北了，这个条例是否发出，记不清楚了。条例如何写的，也记不清了。
我认为陕北的土地革命运动，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群众积极性是发动起来了，运动进行的情况也是好的，毛病主要是：除了参加革命的地主、富农一样分地以外，其余的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其他方面有问题也是不大的。
三、党与群众组织
陕北党与群众工作，在我们前作的比较好，我去后在原有基础上亦有些发展。党、团员在陕北有二万人，工会、赤卫队、少先队组织都很普遍，工作也很活跃。
四、陕甘边地方工作的争论
当时，我们研究为什么陕甘扩红运动不动？我们派了李景林、惠碧海、鲁贲等同志带了一些工作同志前去陕甘帮助和了解。李景林等同志去后，发现那个地区在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军事上是很有成绩的，他们恢复了二十六军，还给二十七军很大帮助；地方工作虽是做了不少，但却有些问题。
根据鲁贲等同志来信，说担负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黄子文，散布失败主义的言论，公开反对党中央。见到敌人一个团兵力在几百里长的战线上添筑了三个堡垒，便吓昏头脑，认为敌人的碉堡已完成了，认为南区已经被包围了，主张立刻退却逃跑，放弃现有根据地。于是敌人很顺利地破坏了南区几万方里的游击区，甚至几十个白匪可以在我们的游击区畅行无阻，十县左右的游击区、所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完全丧失了。
同时又得到李景林、鲁贲、慕生桂的报告说，陕甘边特委根本没有做党、团、工会等党群工作的干部。在十几万方公里的苏区内，只有三百个党员。有六个县的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内，根本没有一个党员。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做了苏维埃的主席。许多游击队中根本没有政治工作人员。陕甘特委所在地的保卫队内不知有党，都是哥老会的把子团占据了这个保卫队的领导权。群众基本没有发动起来，土地基本没有分，地主很猖狂。政府许多工作都不好办。高岗等人还有一套理论，说陕甘边情况特殊，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群众不要土地。
根据上述情况，李景林等同志要求动员陕北党、政、青年团里的有经验的同志去陕甘帮助工作。我记得在我们派去同志帮助工作不到十天，得了李景林同志报告说：他们派了惠碧海同志，带领了工作组到下寺湾附近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刚发动了群众，开了一两次斗争会地富即到习仲勋（任陕甘边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处告状。当时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此人是大学教授，在白区写文章反共反苏，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不应分配土地。肃反时，逮捕了他，因自首不老实，中央来后将其枪决）同地富在一起反对土改。特委会上习仲勋、刘景范发言反对发动群众搞土改，于是用惠碧海搞土改搞乱了社会秩序的理由，决定撤销惠碧海工作团长的职务，并建议撤销惠碧海特委书记的职务。土改被迫停止，地府猖狂进行反攻，李西萍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骂群众是土匪。
这个报告传来后，陕北党、政、团、工会的同志极为震动、极为气愤，他们说：“公开骂群众是土匪，反对土改的李西萍不撤销工作，而领导群众斗争地主的惠碧海反被撤销工作，这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保护哪个阶级的利益呢？”
这时我确定了中代的断言，觉得陕甘边确有右派，也确有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他们帮忙，感到假使不开展思想斗争，会犯大的错误。所以写了一篇“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同时派了马明方、鲁贲等同志前去陕甘边进行反右倾取消主义，并批评习仲勋等，并要他们告诉陕甘特委：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是党的基本路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陕北团特委也写信批评陕甘特委把惠碧海撤职是错误的。
我写的“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现在还在。这篇文章集中火力批评了黄子文、李西萍等人的谬论和行为，同时未指名地批评了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的错误思想。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由于自己的政治水平很低，却又受了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例如：为了反对右派公开反对和污蔑中央，把中央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那时遵义会议决议尚未见到，也不知有遵义会议）。又如：为了反对右派黄子文攻击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散布失败主义观点，说“江西红军与工农群众仍然保持了江西绝大部分苏维埃土地”，并根据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报告，说“苏维埃城市占全国四分之一，苏维埃人口占六分之一”等等，是不合事实的。另外还有些问题说的含混不清。但是批判黄子文、李西萍等右派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在敌人进攻前面恐慌逃跑，同时利用党内的机会主义与调和主义，借口陕甘边特殊，打击群众斗争情绪，为地主阶级撑腰，障碍分配土地，障碍地方党与群众工作，在党内制造无原则纠纷，造成互不信任气氛。我看这些批评，还是正确的。
当时高岗等人宣传陕甘边特殊，地广人稀，群众落后，不要分地。但是中央来后，我和李富春、萧劲光、蔡畅等同志组成了陕甘边省委，中央一到瓦窑堡，即命令省委立刻分配陕甘边土地，并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我们派了干部建立和健全各县党的组织，并立即分配土地。我亲自领导了一个工作队分了王家坪（距原陕甘边特委所在地二十里）的土地。发现那边土地以前是没有分配过的，群众要求土地也很迫切，群众分地后欢欣鼓舞的情况，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分配了土地以后，群众积极性起来了，陕甘边的二十六军和党的建设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扩大起来的。证明陕甘边特殊，群众落后，不要分地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高岗说他们有一套和毛主席一样的正确路线，和我们争论，我们无法说服他们，所以把他们逮捕了起来。他们所指的争论，主要是指陕甘边分田的争论。因为这是带路线性质的，为时很长，影响较大，参加人最多的一次争论。
把和主席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完全相反的东西，说成“正确路线”，我实在不敢同意。此事望你们进行调查，做出正确结论。
“刘志丹”一书，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正确，捏造李景林、惠碧海等同志犯了错误，并捏造说，我在李景林、惠碧海等同志去陕甘边工作时，叫他们去专门“分配中农土地”。我在“打倒反党的右倾取消主义”一文中，曾明确的说过“在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反对“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表现在反对中农的极错误的策略上。”把它看成为“极错误的”，怎能又叫人去专门分中农的土地呢？足证又是个捏造。
现将李景林同志关于洛河川土改的材料和惠碧海同志的信作为附件二、附件三附上，并请找马明方、李景林、惠碧海、白志敏等同志去调查。
（四）领导机关的组织
一、我到陕北工作的名义
1、我去陕北前，中代交代，他离去北方后，叫我先用中代和河北省委的代表名义到陕北工作。待到北方局成立后，我将参加北方局，即用北方局代表名义工作。并说将来上海中央局还要派两个同志到陕甘晋去，加我共三人成立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代表团。我到陕北后，先用中代和河北省委代表名义，以后接到北方局来信，叫我参加北方局，我即用了北方局代表名义。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决议说：“听了中共北方局代表朱……”可以证明。以后上海中央局派了聂鸿钧、陈刚二同志来陕北。聂鸿钧同志经北方局派交通带来介绍信叫我们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共同的代表团，因陈刚没有来，二十五军来后，我们决定叫陈子华同志参加代表团。以后又用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团的名义活动。
2、我到陕北后四个月，名义三次活动，我都根据上级指定的名义活动由当时西北工委通过的决议和我写的文章可证。介绍信是由当时北方局书记高文华和秘书长王林二同志写的，现在此二人一是水产部党组书记，一是西北中央候补书记。高岗说我冒充中央代表，这只能说明他无中生有，进行污蔑。
二、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团的分工
起先军委主席我意叫刘志丹担负，因他是本地人，有一定名望。我征求聂的意见，“是不是他负责政府工作？”聂表示自己愿意搞军事，是上级派他来搞军事的。同时，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介绍信上也是指定要聂负责军事方面。后来我说我来搞政府工作，他们不同意，要我任省委书记，程任十五军团政治委员，聂任军委主席。
三、陕甘晋省委成立的时间、地点、名称和人选
西北工委改名陕甘晋省委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曰，地点是永平（坪）镇。在九月十八日欢迎红二十五军以后，隔一天或两天开的会，名称是陕甘晋省委，好像没有“宁”字。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了名称了没有，我不知道，大约党改了名称，军事单位也得随着改变名称，但是马上要去打仗，没有来得及改换过来。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省委由我、郭洪涛、徐海东、程子华、聂鸿钧、刘志丹、高岗、郭述申、马明方等九人组成，我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
四、十五军团人选及争执
省委成立后，立即成立十五军团，由聂任军委主席，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这种任命上有毛病，应当叫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但工作分配后，刘志丹表现很正常的。而高岗则对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表示不满意，并和我大闹起来。其实给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并没有小用了他。二十五军的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只当了他的副主任，他做了政治部主任，也就差不多了。即使分配的有不妥之处，以后在工作中还可以改变，不应当在军团刚成立并要立即行动去劳山打仗之时和组织大闹起来。为了怕十五军团成立以后对他不易领导，所以在第二次永平（坪）扩大会议上狠狠的斗争了一下。高岗在会议当中没有敢讲话。“刘志丹”一书，把这次会议描写成高岗、张秀山如何反对错误路线，这和高岗所说在文安驿会上如何和错误路线斗争，同样是捏造。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百人左右，望去调查。
五、关于张庆孚的问题
原先中央代表告我说，上海将派人来搞军事，没有告诉我是派谁；张又自称是中央代表，我以为上海派来的即是他，所以由张庆孚参加代表团。聂来以后，说上海中央局并未派张来做代表，只是叫他来做文化工作。张说了许许多多极无原则的话，如说上海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都是叛徒，我和聂洪钧都是叛徒，说我们搞扩红运动，主张派人去做白区工作便是叛徒的证明，要二十六军独立……等等。高岗在张初来时说：“张庆孚的话不算话”，据说将张的枪也卸了。但在陕甘边分地争执之后，高岗又来信给后方说：“张庆孚的话要注意”。意思是想利用张的话，来制造党内纠纷。在肃反中，我们觉得张庆孚冒充中央代表，实有可疑，所以逮捕了他。一九三七年王世英（现在中监委）经陕甘边进苏区，和我谈起此事，我方弄清楚了张的情况。据王说：“张在上海做特科工作，因关系知道很多，怕出事，才派到陕北去的。起初，张不愿去陕北，提出了很多条件，如要做中央代表，要吃什么烟，享受什么待遇等等，我们怕出事，只要他走，所以也就答应了。其工作任务，写在秘密介绍信上了。”这封信，陕甘边组织因无药水没有洗出，所以在聂洪钧同志派进来以前，误认为上海中央局派来的代表就是张庆孚。
（五）迎接中央红军问题
那时候，白区报纸来的很晚，大概要十天左右才能看到。同时因为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系，只知道中央红军还到四川。
本来，陕北在延长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俘虏了一个电报员。我们利用这部电台，收点敌人的广播新闻。但遇到了张庆孚，他满嘴里胡说。高岗开始也说：“张庆孚的话不算话”，但在聂鸿钧来陕北后，高岗来信给后方说：“张庆孚的话要注意，特别要注意电台。”我们听到高岗过去组织秘密队委，好闹无原则纠纷，为了避免纠纷，我们就没有使用这部电台收听新闻了。原先这部电台是只准收、不准发（和中央电台联系没有密码和呼号），后来就不收了，所以消息更是闭塞。
陕北苏区和中央没有任何电报联系，这是当时领导机关都可证明的事。
发现中央红军来陕北的消息是在十五军团打劳山之后从敌人的缴获中，找到了一份电报，其中一段消息说：“有一小股朱毛匪军，已到会宁，有窜陕北模样。”这才由前方派人送信来后方。但从这个简短的电报中也不能断定是不是中央来，是否一定来，多少人来？
前方送来一封信，谈到上述电报消息，并提议部队开到三水、长武一带迎接中央红军。我因不懂军事，问了程子华同志，程的意见是：“一方面，这个电报是在五、六天以前发现的，消息已经过时，只有这一句话，亦不能断定是否中央来，而且等我们再回信给前方，送信往返，时间更长了，情况变化更大了；另一方面，红军离开根据地远了不行，来往需要一月时间，同时在西北的敌人主要是东北军，我们只要拖住了它，中央红军来陕北就比较方便，不来陕北，我们也牵制了敌人，帮助了中央红军。因此，主张将部队南下，再向南进军打东北军。”我与郭洪涛都表示同意。接着程子华同志到前方，据其以后给中央的电报看，前方亦一致同意程的意见。程子华同志一九四三年从南方回电说：“情况不明，离开根据地远了，出去没有把握，所以决定打榆林桥，先牵制一下东北军”。后来打了榆林桥，歼敌四个营。
打下榆林桥之后，仍无中央消息。我因发现肃反有错误，同时在检阅二十五军带来的中央及各根据地文件及陕北保管的文件中，发现这种错误是全国性的，几乎各根据地都有。王明时中央从未正式纠正过，相反将鄂豫皖肃反经验大加推广，所以戴季英等有别的根据地肃反经验的同志大都相信口供。估计纠正这个错误有一定困难，因此，很盼望中央能来帮助我们解决。所以又从后方给前方去了一信，叫前方“派出一支武装交通队去找中央”。前方接到信后，派出武装交通拿上了聂鸿钧写的信去找中央，最后在吴起镇才找到中央。这封信上写的什么我没看过，不知道。据毛主席说，他看到过这封信。
又隔了十天，接到前面送来一份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用彭德怀、杨尚昆签名的报告。那时我还以为只是来了一个支队，中央未来。隔了一天，才接到洛甫同志的信，叫去下寺湾开会，这才确信中央确实到了，立即去了前方。行前召集了各方面负责人，布置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要各单位向中央写报告，第二件事是准备迎接中央。见了中央后，中央留我到陕甘边工作，准备打仗、搞粮食，我未回后方。后方如何欢迎中央，可以问后方的同志。高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做的结论竟和当时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说我“反对迎接中央红军”，“不许陕甘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是帮助敌人”。这个罪名实在很大。假使真是这样那我便真正成了叛徒张国焘第二了。幸中央和主席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并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批准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说“朱理治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使我十分感激。
（六）肃反经过情况
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和给二十六军两封信，骂右倾取消主义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应声虫”并要“驱除这些人出党”等等。我在天津时，看了觉得很奇怪，问过中代，中代说：“陕甘边有几个右派，张文华、蔡子伟他们曾参加右派河北省紧急筹备会，利用了陕甘特委和刘志丹、高岗作掩护在陕甘边推行右派主张，把陕甘边搞得很不好；同时假装批评陕北特委是立三路线，企图来反对陕北也已执行的正确路线”。处理这个问题亦是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
指示信的目的，首先进行思想理论斗争，以便孤立右派，以后再肃反。但肃反怎么搞法，我是不知道的。当时无产阶级书店出版的三十二本书中，主要是马恩列斯等写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叫“肃反”的小册子，外面的装潢是化了妆的，内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陈昌浩的鄂豫皖肃反的经验总结，另一篇是张国焘写的序言，说鄂豫皖如何“肃反伟大胜利”，如何“正确”。这本书是中央推荐的三十二本书之一，也就是这本小册子害了人，这本书的框框在肃反开始时把我的思想给框住了。
一、到了陕北之后，在永坪镇看到了蔡子伟，他那时已调到工委来工作了，我细心察看了他，觉得此人并不像是坏人，所以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来搞扩红等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来进行肃反。
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不动，地方工作很落后，派去分地的同志又被习仲勋、刘景范撤了职，那边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黄子文、张文华等发表咄咄怪论；又听到传说，西安党被右派把持，不可靠，陕甘边和二十六军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又抓住了反革命右派张慕陶派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李建庭，我方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
二、二十五军到陕北后，我们交换了情况。又从他们处理张翰民案件中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戴季英、吴焕先（原二十五军政委）根据这个材料处决了张翰民及这一旅的同志，并从张翰民同志供词中知道了西安党也派了许多同志到陕北二十六军，于是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反革命（见程子华一九四二年给中央电，并可参阅郭述申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发言）。
二十五军和陕北过去没有关系，但两地都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所以对张慕陶右派案件更觉得有搞清必要。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了肃反。开始我原想把西安派来的人，以及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李西萍等嫌疑犯搞搞清楚，究竟谁是好人？并没有想的搞得这样大。那时凑巧二十五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是鄂豫皖的保卫局的审讯部长，并带有一套原保卫部门工作的干部，因我受当时中央推荐的“肃反”一书的影响，误信鄂豫皖的肃反经验，准备叫戴做保卫部长，后因海东说戴意识不好，所以叫戴做副部长实际上仍是代理部长职务。并规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又告戴季英以后审讯都必须叫郭洪涛参加，因他是本地人，了解情况。同时因为聂鸿钧曾在赣东北搞过肃反，所以叫他主持前方肃反。我认为这样来布置，绝无搞错之理。
三、戴先审讯了黄子文、蔡子伟。戴季英第二天即来信说：“未经用刑，他们即供了刘、高等十三人。”我说：“张秀山是老干部，问问他即可搞清楚”，谁知戴又将张逮捕了起来。次日晚，戴又拿来了张秀山的口供一大篇，并说:“未经拷打，是他自动说的”。我问他审讯时为何不叫郭洪涛参加？戴说：“按照鄂豫皖保卫局的规定，只能军委主席一人参加，书记是不能参加的。”我因无经验，只能听他讲。以后又审了张文华、江旭、李维时，口供也是一讲很多。我觉得问题严重，叫郭洪涛从瓦窑堡星夜赶回。我问他，刘、高等是不是右派？郭坚持说：“刘、高不是右派”，并说：“杀了我的头也不信。”但后来他看了大批口供，虽是仍有些怀疑，但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接着，我约了程子华一齐审问蔡子伟、张秀山。张、蔡在用刑后都讲了刘志丹是反革命。戴季英主张捕刘、高等，我说：“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有功的人，说他是反革命不好解释”。他们说：“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灭红军，像过去纪振同、曠继勳、许继慎等都是这样的做法。”我说：“此事太大，材料尚不充实，需在搜集以慎重处理”（见程子华一九四二年电），坚持不能抓人。程问我：“如前方发生了问题谁负责？”我说：“可叫刘志丹回军委来，代理军委主席。”
后来的口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越是搞不清楚这六、七人的口供究竟是真是假。所以我一面与郭洪涛商议，打算在刘志丹回来后，在省委机关软禁起来，公开的告诉刘：“你的问题一刻搞不清楚，你暂不要出去。”（见郭洪涛同志“内战时期错误检讨”）同时叫戴起草封信告诉前方，叫前方注意防备。但戴后来写好信未给我看，直接发出去了。我不知他们是怎么写的。而刘回瓦窑堡未来省委，戴又将他引到保卫部扣了起来，前方又逮捕了很多人，这样就把事情弄得很大了。
四、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所以在保卫部找了习仲勋，公开告诉他：“现在有六、七个右派供了刘、高他们，我们一时搞不清楚，只是暂时委屈一下，但是我保证一定会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并送了被子给习仲勋。同时，又命令戴季英说：“前方押回来的人一概不许审”。另一方面，我亲自成天成夜审讯已有口供的七个人，以便搞清这些口供是否真实。开始，他们都被戴季英打怕了，不说真实话了。三、四天以后，我发现犯人完全看你的鞭子和脸色说话，证明口供是靠不住的，但也无法证明谁是反革命，谁不是反革命。于是，我用省委名义，拟了一个自首条例（是油印的，恐怕犯人不相信，还盖上了省委的印），我的主要任务是给右派看的，内容大意是：要你们说老实话，诬害了一个人要枪毙，隐瞒了一个人，也要枪毙，供的真实，可以允许自首，自首后可以分配工作，但是不能保留党籍，要开除（这个条例被戴季英发给所有在押同志，当时许多同志都看到）。自首条例发下去以后，他们才开始讲老实话了。被怀疑的人中，只有李西萍、江旭、张文华、黄子文、李建庭、蔡子伟等六人承认自己有大小不同的政治问题，所供刘、高等人都不是右派。李西萍自首的可靠程度，尚摸不透。他口供中涉及到杨玉亭、焦孟雄、习仲祯、杨在荃四人最后不能判明，我在陕甘边考察了他们一时期，结果也无问题。他们都亲自在口供上负责签字。张庆孚还是什么都不承认。于是我约了郭洪涛一起审讯了一次，一致肯定了刘、高等二十六军同志不是右派。我要郭到前方，告诉前方说：“口供不可靠，叫前方停止捕人、杀人。后方没有发现刘、高等任何证据，如前方也没有，后方准备释放。”郭在第二天就去了前方。行前，我曾对郭说：“将来释放之后，高岗会要扯皮的，但我们还是要释放他们的，决不能背着真理做事”（见郭洪涛“内战时期错误检讨”）。我并告郭，我认为程子华同志讲理，只要说服了程子华同志，就可以顺利解决。郭到前方即将后方的意见告诉程子华。程子华当时即找了前方保卫科长朱仰新当面命令不许再捕人，前方即停止了捕人（见程子华一九四二年电）。程子华同志下命令时，崔田民同志也在座。据郭洪涛同志告我，他和程谈话后，将结果写信告诉了我，并告我中央已到陕北，但我未收到此信，估计被戴季英扣了起来。
同时，我用省委名义写了一个肃反指示信，主要内容是：不要用刑逼供不准指名问供，不要杀人，要采取自首政策，说刘、高不是右派，是受右派利用的。此信经郭洪涛同志看后即发出。这封肃反指示信和口供记录，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是有的，估计好好找还可以找到。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一九四五年七月陕北历史座谈会上，李景林同志发言，说他在陕甘边看到这封指示信后，知道省委要纠正肃反的错误。可查当时记录。
五、当时戴季英一再说反革命气焰高涨，要杀些人来镇压。我说：“杀哪一个都不行，因为如杀了右派，刘、高等人都是他们供的，将来这个案子将无法搞清；如杀了其他的人，则更不应当。”所以后方未杀任何一人，并且前方押回来的人，一个也未审。
六、接着，我就批评戴季英“为什么口供明明是打出来的，但是写信却说是没有用刑，是他们自己说的？”“为什么背着我直接和前方通信。”（那时我尚不知道，在程子华同志到前方后，他又背着我用我的名义和程通过好几封信）他说鄂豫皖军委主席是代表团书记，聂鸿钧是这里军委主席，他以为聂是书记，所以直接写信给聂。接着他违反我的规定又用刑逼两个同志口供，我发现此人意识极坏，作风极端恶劣，不将此人调离保卫部，无法正确处理这个案件，所以写信到前方叫将郭述申调回，代替他的工作。
高岗因程子华电报上说“朱来信云，我们将后方肃反问题的长信送你，行至蟠龙时，被刘私截拆阅，即赶赴永平，直到我处。”和我讲的情况不完全符合，因此大做文章。其实，当时刘志丹同志回永平，并未直到省委机关，而是直到军委，由代理参谋长戴季英将他引到保卫局扣起来。当时省委机关里的人都可以证明。刘即未到省委机关，我写信怎会说“直到我处”？所为“直到我处”，显然是戴写信的口气。只要细读一下此电，便可看出这是戴假用我的名义写的信。
七、前方杀人的情况。当时分工，前方肃反是由聂鸿钧负责的。又因前后方距离几百里，所以前方杀人的事情，我事先是不知道的。有一次，我在保卫部审讯，见到了聂鸿钧同志派回给戴季英送信的交通，听了交通谈话，才知道前方杀了一些人，杀了些什么人，我不知道（这时程子华尚未去前方，刘、高等尚未扣留呢！据程子华说，他去前方后，前方没有杀过人）。此时你们可找聂鸿钧、程子华同志谈谈。当然我当时是省委书记，前方发生的事，我也是有责任的。
八、因为郭去前方后我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不知他和程子华谈话的结果，同时又不知中央的信息，加之戴季英的蛮横，所以不能释放在押受冤屈的同志。后来得到中央通知叫去下寺湾开会，我觉到还是索性报告中央后解决。行前，因为怕戴季英在我走后胡搞，当着马明方的面交代戴季英不许再审人，如一定要审，必须叫马明方参加。
赶到下寺湾，中央会议已经结束了。见到了周总理、罗迈、博古、洛甫。我即向他们说：“这次肃反有错误，刘、高不是反革命。”
那时中央正在分配干部，我提出戴季英肃反盲目，作风蛮横，不宜做保卫干部，中央同意了。当天晚上，我找见了博古，只谈了肃反问题，我说：“这次张慕陶反革命右派案件，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大体搞清了：张文华、李西萍、江旭、黄子文、李建庭、蔡子伟等六名有右派等政治历史问题是肯定的，他们都根据自首条例在口供上签了字；另一个张庆孚肯定是反革命，但他没有承认；其他刘、高及二十六军的一批干部肯定都是冤枉的。”博古问：“怎么办？”我说：“放！我们原先即准备取得前方一致意见后放。”他说：“放了，扯皮不扯皮？”我说：“扯皮是要扯的，希望能够回去当面解释并道歉一下。”博古说：“你不要回去了，现在情况紧张，马上要打仗了，部队无粮食，你即留下吧！”我就把肃反的有关材料交给他。当时博古谈话时，炕上还睡着洛甫、罗迈等同志。后来，中央到瓦窑堡，经过亲自审讯，详细审查和处理了这个案件，并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通过了“审查肃反工作决定”。我认为这个决定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是马列主义的，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但这个决定，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议上高岗全部推翻了。
从上述肃反情节可以看出，当时肃反在中期扩大化了，原因是复杂化的，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时期肃反政策所造成的。由于我思想方法片面性，对陕北的情况没有做系统的调查和具体的分析，开始误信当时中央推荐的鄂豫皖等根据地经验加之戴季英的搞鬼，结果使肃反扩大化了，使许多同志受了冤屈，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当时是书记，应在政治上负主要责任，每一想起，极为痛心。虽是搞了七八天后我即发现有错，并极力予以纠正，但已使革命蒙受很大损失。幸中央和主席赶到予以解决，这是我最为感谢的。
但是，高岗把错误的原因硬说成是：他们有一套正确路线，因为他们要坚持正确路线，所以我们只有实行肃反，说当时并无反革命，肃反只是“借题发挥”，说我们事后发现肃反有错，设法纠正“这些话不是事实”，说我们是“自觉的犯错误”，是“帮助敌人”，是“阴谋陷害”。我实不敢同意。
高岗等人是否有套和主席一样的正确路线，留给组织去做结论，但这次肃反扩大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坚持正确路线。当时我们和高岗等人确有带路线性质的争论，但错误主要不在我们这一方面，真理主要不在他们哪一方面。这点在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
当时陕北是不是有反革命右派？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到陕北后，经过亲自审问确定李西萍、黄子文、江旭、张文华等人政治历史问题，并进行了公审，抢决了李西萍。今天看来中央这种处理还是对的。高岗想替他们翻案，我看是不对的。
至于我的错误性质，中央批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监委会“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已经做了结论。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公正的客观的，我完全拥护。
（七）中央来陕北后我在西北的两段工作
中央来陕北后，我在西北又搞了两段工作，一段是陕甘边省委和东北军工作，另一段是一九四一年担任陕甘宁银行行长，以及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银行行长。
一、陕甘边和东北军工作
中央后来，叫我和富春、蔡畅、肖劲光等同志组成省委；他们在各方面都比我强，中央为了照顾原有干部，叫我任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先搞土改和建党，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二十九军，以后，二十九军调走随主席东征，陕甘只留下两个连。当时陕甘边省委（不包括关中），只有六万人口，而保卫我们的东北军倒有六万人。所以，我即集中力量搞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和东北军一七零师的参谋长认了同宗，告诉他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决不能再让外族来灭亡我国。在和东北军接触的地方，组织了工人队专做东北军的工作，举行联欢，并给他们购买给养。主席出发东征前，找了我去汇报，听了汇报，主席很放心。
东征回后，周总理和张学良谈了两次话，很成功。中央组织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总理任主任，我任秘书长，委员有叶剑英、李克农、边章五、伍修权。在委员会下各省成立了工作委员会，支部建亦建立了工作组。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派了叶剑英、彭雪峰和我三人去西安，叶、彭做上层公开工作，我做中央特派员，领导东北军秘密党工作。那时东北军成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由刘澜波任书记。隔了两个月，叶、彭回延安，我感到当时蒋介石派进潼关六、七个师逼张进攻红军，如不能发生突然事变，蒋介石绝不会改变方针。所以拟了电报报告中央，我留在西安，想做点工作。
当时张学良因为和学生运动取得联系，将宋黎同志用武装从宪兵处要了出来，经过宋到北京找了党，由北京党市委动员了三、四百名党员先到西安东城门楼学兵队，并经宋黎和西安学生运动相联系。这时正值绥远抗战，我每天和宋黎接头，布置隔天工作。我们先动员了学兵队队员几次向张情愿，请张领导抗战，否则他们将去绥远了。又经宋联系西安学生，大搞西安市的救亡运动，并到张学良的公馆情愿，最后发动了大队人马到临潼向蒋情愿。张学良因怕学生被害，所以赶到灞桥，向学生保证“五天之内，答复你们抗日要求，如不，“你们可到我家枪毙我去。”隔了三天，便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当时具体情况，可到大连市找宋黎同志谈谈。
当时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及东北军救亡总会，以及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及西安市委都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促进作用。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主席的逼蒋抗日的政策和周总理的上层统战工作做得很成功。
二、西安财经办事处及银行工作
抗战之后，我被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以后又代理过中原局书记，以后又派到李先念部队担任政委。因为亲自受到主席的教导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抗拒了王明路线，因而为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组织了一部分基础。
一九四0年我从中原局李先念部队工作回来，那是因为国民党停止了八路军军饷，陕北苏区经济发生困难，陕甘边区银行改组，中央叫我做银行行长工作，以后又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管理陕甘宁及晋西北财经工作，决定贺龙为主任，我委副主任兼任计划委员会主任。根据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我到任以后采取了发放大量贷款给区去各部队、机关、学校，使之能有资金，实行生产自给，减轻财政压力。然后采用了货币交易所，来和法币作斗争，使边币和法币维持一定的比例。这样做，能够推广边币市场，缩小法币市场，可以多发一些票子投进生产，还可以保证边币相对稳定，对我们经济最为有利。从一九四二年七月起到一九四三年三月我离开财办和银行之前，在各机关生产自给打下一定的基础，边币和法币维持在1.8:1的比例达八个月之久，边币威信提高，流通扩大。高干会后，高岗说我的政策是错误的，甚至是可疑的。同时高岗的哥哥在市场上做黑市买卖，被银行工作人员樊一萍扣了起来，又说我对西北局闹独立性。在延安审干时，高把樊一萍扣了起来，说成特务。（樊现任西北局经委物资局长）但是历史事实证明，高岗的做法，是不行的。我离开后不到一年，边币和法币的黑市价变为20至30:1，边区金融市场混乱，影响整个经济生活不能正常进行。后经中央纠正，才又改了过来。樊一萍等一批同志亦经中央平反过来，可我并没有听到高岗有半句自我批评。
中央到陕北之初，我在陕甘边的套洞塬见了主席，向他要了遵义会议决议看了，我向主席说：我拥护遵义会议决议，但我认为当时中央路线不止军事路线错误，整个政治路线都是错的。接着我举了在白区的经过事实，加以说明。主席当即说:此事中央没有做过结论，不能谈。主席这种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给我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九四二年冬，我因受命搞西北计划委员会，全部精力搞了一九四三年计划。高干会上高岗突然提出来要清算陕北历史，以后撤销了我的工作。
以上是我在中央到陕北后的七年工作经过。
高岗说我在中央来后七年内，在中央正确路线下，“继续做坏事”。我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仔细检查起来，这七年工作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以至错误，但总不能因我肃反犯了错误，便说我七年之内，仍是“到处做坏事”。
（八）几点感想
根据你们提出的问题，我回顾了中央来陕北前后的工作经过，真是感慨无穷，但主要的有以下几条：
一、在中央未到陕北前，我在西北四个月的工作，的确是犯了严重错误。首先是传达和拥护了上级的错误指示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其次在处理张慕陶右派反革命案件时又误信了当时中央推荐的“左“的错误肃反经验，再加之戴季英的搞鬼，将肃反扩大化了。虽是不久即发现这条路线有错误，极力加以纠正，但是已经使得许多同志受了委屈，使革命遭受到极为痛心的损失。我当时是省委书记，政治上应负主要责任。
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虽是刚去陕北，情况不熟，又毫无苏区经验，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主席所批评的，思想方法上存在严重的主观、片面性，到了陕北没有做系统的调查和具体的分析，而只是埋头在上级的文件堆里，依靠上级的指示和别的根据地的经验行事，对于“左“的词句很感兴趣，对于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没有系统的正确的认识。
主席的批评，延安的整风运动，党校的路线学习，使我从过去错误中清醒过来。各人有各自的账，决不能因为高岗、习仲勋反党阴谋暴露而减轻自己的错误，相反的，更应当引以为戒，更加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以补偿我在中央未到前，在陕北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失。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二、但是，高岗利用肃反事件，大肆渲染，极端夸大，说什么他们有一套和主席一样的正确路线；说什么江西有井冈山，陕北有永宁山；说什么陕北苏区是他们创造的；说什么陕北是立三路线；说什么我发展了王明“左”倾路线，并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方面去；说什么只有他们拥护中央，而我们反对迎接中央红军，拒绝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说什么陕北并无反革命，我们只是借题发挥；说什么我们发现肃反错误后不但没有设法纠正，相反地要阴谋陷害他们；甚至于把我的错误引伸到以后七年的工作，说什么我在中央来后七年继续做坏事；说什么我冒充中央代表；……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捏造和当时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
三、事实上，陕北苏维埃和红军，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和江西苏区的榜样，由无数的同志共同努力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后来，毛主席和中央又亲自来到了陕北，首先领导了直罗镇一战彻底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接着，正确解决了陕北肃反案件。接着，提出修改对富农的政策。以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后又提出逼蒋抗战的决定，促成了“双十二”事变，促成了“七七”抗战。以后又经过了延安整风、“七大”等等一系列正确的路线和步骤，使革命取得了胜利。陕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成为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主要应归功于主席和中央。高岗把这些说成是他的功劳，向党实行敲榨（诈），要地位，要名誉，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了。
我想，还是继续好好学习主席的著作和作风，老老实实替党和人民再做点有益的工作。以上谈话，有何不妥之处，希望提出指示。
整理人：雷启明、沈之宏、雷浩
附件一：徐海东同志的信
附件二：李景林同志关于洛河川土改的材料
附件三：惠碧海同志的信
附件一
徐海东同志的信
理治同志：
来信收阅。关于十五军团成立后，召开军事会议的内容，我回忆大概意思如下：
所参加人员，有中央代表团和省委的常委，开会当时，正是敌人对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敌人这次围剿的主力是东北军，南边有敌人七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进攻，北边是高桂滋、井岳秀两个师，西边是马鸿逵的一部分，这是敌人当时进攻布置的基本情况。
会议开始首先由聂鸿钧作报告，他只是在原则上给十五军团在今后的任务方面做了些指示，在军事行动上，他没有提出具体意见。随后第一位是高岗发言，他主张十五军团首先要打横山，理由是：（一）、高桂滋好打，因为高桂滋内部有我党的工作，井岳秀是土匪部队，一打就散；（二）、向北发展有好处，首先能占领绥德、米脂，这两个地方是陕北最富裕的地方，又能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往后十五军团再向西南一扫，出三边打马鸿逵，南边取守势。
第二位是刘志丹发言，他与高岗的意见基本一致，因此就不重复了。
第三我发言，我的意见同高岗与刘志丹的看法不同，我当时分析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苏区，而主要任务是怎样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问题，敌人第三次围剿的主力是东北军，因此要想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就必须先打东北军，不然就是将高桂滋、井岳秀的部队打跨，也不能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敌人的主力——东北军可以继续进攻，因此，我们要打敌人的主力，把东北军打垮，才能粉碎敌人对陕北第三次围剿，才能保卫陕北根据地。
关于是否能打跨东北军的问题，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东北军是有把握打垮的，因为它是一个亡国的队伍，只是上层领导人反动，士兵不愿意与我们打仗，在鄂豫皖的战场上，二十五军和东北军打过数次仗，消灭东北军也不少，二十五军所用的武器，全是缴东北军的。东北军兵心厌战，战斗力较弱，根据实际体会，易于取胜，因此东北军是比较有把握的。
我发言以后，有程子华、郭述申发言，他们基本同意我的意见，并充实了一些内容，我不详细写了。
当时在会议上对先打横山呢？还是先打东北军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最后争论的结果，决定南下打东北军。
以上是我的会议情况，供您参考。
致
敬礼
徐海东
三月二十一日与大连
附件二
李景林同志关于洛河川土改的材料
一九三五年夏，我初到陕甘边特委任组织部长时，那里根本没有做党、团、工会等党群关系的干部，更没有党的机关，因此向西北工作委员会写了情况报告。当时西北工委派来了惠碧海等同志，才建立了党、团特委的机关和工作。嗣后，在特委会上讨论了土改问题，大家一致同意搞土改，惠碧海是第一批下乡搞土改的工作团。当惠下乡发动群众、组织贫农、斗争地主富农时，地富到习仲勋（时任陕甘边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处告状，当时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同地富一起反对搞土地革命。这时，特委开会决定调惠碧海回来谈工作。惠被调回后，特委正式开会，有特委书记李生华、习仲勋、军委主席刘景范、经委主任杨雨亭、惠碧海和我六人参加。会议上惠碧海汇报了工作情况后，杨雨亭首先发言反对发动群众搞土改，接着习仲勋、刘景范发言反对发动群众搞土改，李生华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搞土改是革命委员会的事，不能发动群众搞土改，否则就捣乱了社会秩序。我们认为，不发动群众连阶级成分也定不了，怎么能搞土改？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多数，因此以惠碧海搞土改搞乱了社会秩序为理由，决定撤销惠碧海工作团长的职务，并建议西北工委撤销惠碧海团特委书记职务……。
在停止土改以后，地富猖狂地进行反攻，李西萍等进行反动活动。李西萍造谣群众是土匪，有可能要分经委的东西……。
后来，西北工作委员会派马明方来陕甘，接着鲁笨也来了，传达了反右倾精神，进一步了解了习仲勋们对反右倾情绪和习等同我们的争论，又给西北工委写了报告。团特委也来信批评陕甘特委把惠碧海撤职是错误的。习仲勋等虽然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但又同意了发动群众搞土改和查田，也取消了对惠碧海等的撤职建议。
至于《刘志丹》一书中所写的“代表”，那并不是写惠碧海，而是写整个陕北土改的“左倾代表”，更多的内容是写我和他们争论划分阶级、分配土地中的一些问题。当时，对哪些人是地主、富农？哪些人是中农？对我介绍的陕北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和分配土地的办法，他们认为陕北是“左”倾，是流氓行为，是破坏社会秩序，不能带到陕甘执行。
当时，陕甘没有真正分配土地。因为既没有发动群众评定阶级成分，斗争地主，分配土地；也没有颁发土地证。事实上，当时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县革命委员会下面，都没有实际做工作的土地委员会，也确实没有人负责颁发土地证。所谓分配土地，只是开会宣布过土地谁种归谁说所有，地主不能收租。可是地主们还多在暗里收租，富农更是照旧雇人或安伙子。
李景林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附件三
惠碧海同志的信
理治同志：
现将我所了解的下寺湾等地关于是否分配土地等的情况写列于下：
我是1935年夏到陕甘宁的，当时陕甘宁特委和边区政府就住在下寺湾，我当时做青年工作，到后不久李景林指示叫我组织了几个干部（由我负责），在下寺湾不远的一个地方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斗争，因为有些地主很猖狂，政府的很多工作都不好办，我们去后刚发动了群众开了一两次斗争会，大约只有三四天的时间，李景林就派人把我们叫回去了，说李西萍说我斗地主是弄错了，应立即停止工作……。
……现在回忆那时斗地主一点也没有错，而当时所以停止我的工作给我处分，只能说是习仲勋等人对地主的包庇。如当时我的问题为什么李西萍发现的那样快呢？据说在我们发动群众的那个区政府，就是地主的儿子掌着权（名义上是区政府的秘书），我们一开始发动群众，他就向李西萍报告了，那时在陕甘县区政府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我能回忆起的情况就是如此。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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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