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17日，我的父亲李登瀛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历程，告别了亲人和战友。他去世的前一个月，胡锦涛同志还专程到家中来看望他。他走得那样匆忙，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去世前二十几天，北京医院才诊断出他患了胰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我们始终没有告诉他他的病情，也不忍心告诉他。直到他去世前一个小时，他还在问，“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他在医院度过的这最后二十几天。他是满怀信心和希望走进医院的，他说，“过几天我就能回去了。”但他却再也没有回来。不知道他弥留之际想到了什么？不知道他临别之前想向我们说什么，是像往常一样告诫我们要不计名利做好本职工作，还是像他身体力行告诉我们的要做一个正直、坦诚的人？他走了，看着他留下的记事本工作日记、尚未看完的书和散发着墨香的苍劲字迹，我们好像又看到了他可亲的笑容，看到他身上的浩然正气，看到他留下的一笔笔教我们怎样做人的精神财富。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当我们刚懂事时，就树立了一个信念，要像父母亲那样，做一个革命人，我们不仅从书上了解到保尔·柯察金、方志敏、刘胡兰，而且从现实中，在我们身边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就是我们的父亲。他的言行，使我们相信共产党人是最好的人，他们正直、富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事业。
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十分忙碌。只有当我们长大后，尤其是经历了文化革命以后，对于他献身事业的执着精神和坚定信念，才有了更深的理解。
文革前，父亲是西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文革初期，父亲任西北局文革小组副组长。身为“红五类”的我们，像父母当年投身革命那样，满腔热情的投入文化大革命。在震耳欲聋的打倒牛鬼蛇神的“革命”喧嚣声中，我们感到父亲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热”，他总是冷静而又严肃的提醒我们，千万不可参与过激的行动，不可搞人身攻击，更不可打人、骂人，要多看些马列的书，真正弄懂马列主义的道理。
不久，父亲由革命领导干部变成了“阶级敌人”。农工部一些过去常来我家串门的“朋友”，与社会上的造反派一起，把父亲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为了证明其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对父亲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肉体批斗和精神摧残。他们逼着父亲承认是“三反分子”，逼着父亲否定以前为革命所作的一切。父亲不从，父亲心脏病犯了，他们还不放过他。我们只好每天用架子车拉着他到批斗现场。由于父亲“态度恶劣”，几次被整得昏倒在台上。
以后，父亲被军管；后来，又到陕北金盆湾干校劳动。我们住在干校最破烂的窑洞里。当时父亲已五十多岁，常犯心脏病，但他是当时干校最大的专政对象，干着干校里最苦最累的活。白天，爬几十里山路去种地活砍柴，晚上则熬夜写材料，还时不时地被批斗、喝斥。
面对眼前这一切，父亲却很达观，常说些幽默话，使我家在冷酷的环境中也常常充满笑声。他总是冷静而自信地告诫我们，要向前看，多想未来，不要因眼前的挫折和困难而丧失信心。他还鼓励我们多多看书，不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看一些中国和世界的名著，拓宽眼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文革后期，当时的陕西革委会安排他到渭南地区任地委书记。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已是山西雁北地委书记了，许多人认为安排不妥，为之不平。对此，他一笑置之：“干革命。做什么工作都一样。”他已将全部身心交给了中国革命事业，这个信念已融入了他的血液。
正是这最艰苦的年月，在父亲的指引下，在我们还不成熟的心灵里种下了使我们终身不渝的坚定信念。当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时，我们兄妹几人第一批走向农村。以后，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不论是身为“黑帮崽子”或“高干子女”，不论是在边远山村还是繁华闹市，我们都能像父亲那样抱着坚定的信念认真学习、追求真理，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文化修养。文革后，我们在大学里继续深造，分别获取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今天，虽然我们散居各地，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我们都能不计名利、忠诚执着、荣辱不惊的为党工作。这一切，都在于父亲的教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个正直、廉洁、坦诚、大度的人
一位父亲的朋友说，“你父亲之所以受人尊重，不在于他的职位，而在于他人格的力量”。父亲正是这样一个人。父亲去世后，他的老朋友、老领导、老部下纷纷前来吊唁，不少人失声痛哭，痛悼他的病逝，并向我们追述他的为人，我们才知道他有这样多的朋友，这样高的威望，这样的受人尊重。
父亲是一位非常正直、坦诚、大度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要做到。他与人交往从来是以诚相待。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的直率不免使人难于理解，但他的大度却又使人难以忘怀。他认为，这不仅是事业的需要，而且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起码品质。他是属于创业时代的创业者。从一些人对他的不理解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思想境界，也看到了时代的差异。
父亲常常教导我们，为人处世要正直、诚实，立世不能靠父母，不能靠前辈，要靠自己。我们虽身为高干子女，却从未享受过高干子女的特权，从未感受过高干子女的优越。
父亲从未为我们走过后门，在我们的就业、升学等问题上，从来没有利用过权势为我们找门路。尽管今天的人们对此难于想象，但这却是事实。我们在农村插队时，不少人都奇怪，我父亲多年做农村工作，认得很多基层在，而且还是被招到没有人愿去的偏远地区的小厂子里。当我们终于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为社会做出些成绩时，父亲给我们的是满意的微笑。
我母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解放后曾在大学深造。由于她一直与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父亲把她的待遇压得很低。每次调级时，父亲都让她把名额让给别人。从50年代定级以后，她就一直没有调过级，组织上几次把她的名字报上去，又被父亲拉下来。受父亲的影响，母亲在淡泊名利中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了一辈子。
父亲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文化革命后，当父亲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时，一些批斗过他、造谣中伤他的人又找到我家，希望在他领导的单位工作。我们心理上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常常想将他们拒之门外。但父亲总是宽容地说：“他们也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一时所为。共产主义事业是要靠大家奋斗才能实现。他们既然愿意承认错误，为党努力工作，我们就要团结他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党内出现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拉帮结派等不正之风，尤其是一些高级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父亲对此深恶痛绝，也深为担忧。这时，父亲已经退居二线，他比以往更多地爱看我国古代历史及清官为政之道。他常常用笔墨抒发自己的情志，写下一些既勉励自己又告诫后人的条幅。当我们踏入社会后，常常感到，父母亲从小教给我们的做人处事准则，是很难适应复杂的社会。但我们也明白，他为我们树立的。他所要求与我们的，是一个正直人的典范。他逝去之后，有那样多的人为他送行、痛别，证明了人们对廉政、“清官”的向往和对正直、真诚的渴望。他的一位好友为他题词“一身正气、永驻人间”，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一个植根于群众、心系群众的人
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党，共产党靠人民的支持才能巩固和发展。对群众的态度如何是检验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这是父亲常常告诫我们的。
父亲主管过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他常到农村去，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了解农民的状况，了解农村工作存在的问题。在下乡的路上遇到年老体弱的农民时，他常常让车停下来请农民上车搭一段路。我们上小学时，一到假期，父亲就安排我们和他一起到农村走一走，或到农民家里住几天，并让我们和农民一起劳动。这样，虽然我们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但我们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
文化革命后，父亲到甘肃任省长时，每年春节他都要到农村走一圈，看看农民怎样过年，这已成惯例。他只带秘书和我们，从不带记者和录像机，走到哪里也不惊动当地的领导，总是直奔最贫穷的农民家，看看他们过年吃什么，杀猪了没有，问问当年的收成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
在我们看来，父亲最愿意到穷的地方。文化革命前，他由中央农村工作部调到西北局。文化革命以后，人们都往东南走，他也有几次机会可以调到北京工作，但甘肃面临拨乱反正，需要干部，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工作需要，只身带着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西去甘肃，一干就是十几年。我们子女当时都已参加工作，都希望他能到自己工作的城市，以便我们照顾他们。但他只想着工作，从未考虑自己及其家人。这样，全家多少年不能团聚。直到他去世前，子女才团聚在他的病榻前。他把自己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
父亲走了，我们却感到他还在我们身边。我们多么希望这次的走，像小时记忆中的走一样，过一些日子他又会精神抖擞地带着慈祥的笑容和远方的风尘跨进家门。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永久地离开我们。父亲走了，但他的精神使他实现了生命的超越，进入永恒。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的遗志，将永远激励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