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大部分时间仍坚持在米脂、榆林、绥德等县城里秘密活动，领导着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敌人为了破坏我陕北党的领导机构，日益加紧了在上述城镇的搜捕，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特委的活动也越来越困难，到了1933年，特委机关已很难在城里立足。
当时农村的革命形势，对我党十分有利，各级党、团组织都已普遍建立，大批优秀的贫雇农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贫农会、互济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都秘密组织起来。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忍受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迫切希望共产党领导他们闹革命。农村中的广大党、团员也要求特委机关转移到农村，具体指导农村的革命斗争。此外，农村地理环境偏僻，交通不便，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我党的活动也就不易被敌人发觉，便于保密和隐蔽。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遭到敌人破坏，更有力地领导对敌斗争，将特委机关转移到农村去，是很必要的。
1932年秋，我党在驻榆林城国民党军阀井岳秀部队里的秘密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许多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被逮捕，残暴的敌人在一夜之间就杀害了几十个人。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榆林城里活动的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连夜从榆林城里跑出来，经过镇川铺、姜家兴庄、乌镇、店镇，辗转来到我家找到了我（我当时在党的佳县特区工作）。赵伯平同志在我家住了两三天，由我领他到佳县木头峪一带检查了特支的工作。之后，赵伯平便离开我家经绥德等地去西安，准备赴北京向北方局汇报工作，特委书记的职务由马明方同志代理。
赵伯平走后不久，大约是1932年10月间，陕北特委机关就转移到了我的家乡——佳县店镇南坬村。
南坬村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座落在一个偏僻狭长的深山沟里。沟西头还有一个村子叫石窑上，距离南坬村不到一里路，人口也只有三四十户，十分僻静。
我那时是党的佳县特区书记，以在石窑上村开办的冬书房里教书做掩护。特委机关就设在冬书房里。冬书房位于石窑上村一个独沟的半山腰上。共有两孔窑洞，一孔住学生并用来教书，另一孔特委占用。我家则作为特委的接头地点。
特委当时由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毕维周、王兆卿等同志组成。马明方代理书记，其他几位同志都是特委委员。我当时虽然不是特委的领导成员，但由于特委住在我村，因而也参加了特委的一些会议。
特委机关转移到我村后的中心任务，是为在陕北创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为建立农村根据地做准备。当时，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在陕北各地继续发展党、团员，扩大组织力量。
（二）向党、团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宣传党中央领导各苏区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活动情况以及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团员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三）检查各地党、团组织的活动情况，检查党、团员做群众工作以及完成组织所交给的任务等情况。特委当时特别强调党、团员首先要做好自己家里人的工作，其次要做好群众的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真正扎根于群众之中，使革命活动能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
（四）检查各地党、团组织发动、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
（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在陕北建立起来的武装（安定第一支队）。
此外，特委还直接指导佳县特区的工作。
特委当时的工作方法是，平时大部分时间留马明方一人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其他各委员分工去各地巡视，检查工作，并负责指导那里党、团组织的活动。大约1个月左右回来一次，汇报工作，特委再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布置下一步的任务。例如到了年底，特委便指示各地党、团组织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抗捐抗粮，进行年关斗争。来年春荒时，又发动群众向地主要粮，直至分地主的粮食。
为了保密起见，特委开会的地点是不固定的。有时在冬书房里，有时在我家和本村别的党员家里。特委的文件，大都放在我家里保管，各地来往人员，凡是找特委谈情况、汇报工作的，都必须先找我接头，由我问明情况后，再安排与特委的领导同志见面。1932年冬，毕维周同志从北京回到陕北，要找特委，也是先到我家，由我领他和特委其他同志见面。毕维周带回了北方局下发的文件，特委立即在冬书房里召开会议，我也参加了。会上毕维周传达了北方代表会议决议，决议批评北方落后论，要求贯彻北方会议路线（即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整整开了一夜才结束。这次会议虽然传达了王明路线的精神，但对陕北特委的工作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会议结束后，毕维周要离开我村去别的地方，当时他身穿长衫，系着围巾，一副城里学生打扮，在这偏僻的农村是引人注目的。为此，临行前，我特意给他换了衣服，把他改扮成农民的模样，以适应环境的需要。
特委在我村活动期间，工作条件很困难，连一台油印机也没有，更谈不到活动经费。委员外出巡视，检查工作，都化妆成农民的样子。每到一处就找当地的党、团员，在自己同志家里吃住，生活也很艰苦。特委的同志们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冬书房里，有时也在我家和本村别的党员家住。特委吃的粮食是从我家里拿，由于我家生活也不好，因此经常吃的是小米稀粥、洋芋、咸菜、南瓜等，很长时间才能吃到一顿小米干饭。有一次马文瑞同志从安定巡视工作回来，实在饿的不行，我们觉得他太辛苦了，才做了一顿于饭，炒了一斤猪肉。这顿饭，大家吃得特别香，就象过新年一样高兴。睡觉没有被褥，大家只好和衣躺在炕上。马文瑞当时穿一件羊皮袄，睡觉时便用来当铺盖。我则和马明方合盖一件破皮大衣，其他同志也都是如此。生活虽然很苦，但大家毫无怨言，情绪始终很饱满，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特委机关在我村整整住了一个冬天，始终没有暴露。一方面是由于我村地处偏僻的山沟，村里闲杂人员少，过往行人不多，不易走露风声。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村的政治条件好，全村没有一户地主，只有少数中农，其余全是贫苦农民，其中有六七个党、团员，都是很可靠的同志。附近几个村子的政治条件也很好，大都有党、团组织，有的村子党、团员很多。如神堂沟，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就有党、团员1O余人，家住神堂沟的高长久就是佳县特区的负责人之一。又如离我村五里路的店头镇，也有不少党、团员，住在镇上的刘光显（后在红军中任团政委，在战斗中牺牲）也是佳县特区的负责人之一，他家还是各地来往同志的接头地点。
除此而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村和附近村子的群众基础好，这是特委机关能够得以安全活动的根本原因。我参加革命活动，本村的群众和附近村子的很多群众都知道。特委的同志和各地来往的同志，经常出入我家，群众对此心里是清楚的，他们自然猜得出这些与我常来往的都是些什么人，但从不过问，还主动、自觉的为我们保密、作掩护。当时，外界曾经有人向我村群众打听，我家都经常来些什么人，我村群众便说，没什么人，来的都是他家的一些朋友，都是好人，他家从不和坏人来往。就这样搪塞过去了。
在我家里，父母和其他人都早已知道我是共产党员，都坚决支持我的革命活动。凡是有同志来找我，父母都热情接待，安排吃、住。每当在我家召开党的会议时，家里人便主动在门外放哨，发现来人，便及时报信，以防不测；特委的文件、经费放在我家，父母和我一样经心保管。记得有一次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给特委送来了一些活动经费，保存在我家，我父亲生怕被人偷走，格外小心，夜里只要狗一叫，就立即起来到外面看一遍，没有情况时才又去睡觉。
正是由于群众打心底里拥护共产党，支持革命活动，才使得陕北特委机关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险恶形势下，在我村安全度过了近4个月的时间，有力地领导着陕北的革命斗争。
（原载1993年第7期陕西《支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