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培兰
罗培兰，1915年9月出生于陕西省乾县注泔乡胡罗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慧、性格刚强的她，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不愿像父辈们一样守着贫穷落后和封建旧礼教旧观念生活一辈子，希望天下劳苦大众过上自由平等富裕的日子。
1933年5月，她毅然离开了家庭。1933年10月参加刘志丹创建的红二十六军，1934年2月加入共青团。1934年4月，刘志丹亲自选派罗培兰，前往刚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她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中唯一的红军妇女干部。
不久，习仲勋派人将刘志丹父亲以及夫人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接到南梁，安排住在罗培兰的窑洞里，并派罗培兰照顾初到南梁的同桂荣母女的工作和生活。由于工作的需要，胆大、细心的罗培兰调到了红二十六军经理处，在马锡五的领导下从事采购中药材，组织货源制作军服、军鞋等艰难繁重的后勤供给工作。她不但组织动员乡亲们制作军衣，自己也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烧得一手好菜，还是骑马射击的女中高手，与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罗培兰回忆当时的南梁政府时说：“刘志丹同志率红二十六军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经常转战南梁、陕北和照金之间，但南梁是根据地的中心，习仲勋就带着我们南梁政府的十来个同志坚守，完全依靠群众，走到哪家就吃住在哪家。敌人一出动，群众就及时主动给我们报信，发现敌情转移时，南梁政府全部家当10分钟就可以装进马褡子，放在两个毛驴背上就走。”
妇女工作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扩大根据地急需要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做好妇女工作的女同志。当时对这些女干部的要求是：能讲本地方言，能与群众一同干农活、做家务，遇敌能周旋，能观察了解各个方面的动态等。当时，罗培兰都符合这些条件。因此，1934年6月，罗培兰奉命调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任陕甘边区（南梁）政府妇女代表，负责妇女工作。
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罗培兰被推选为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出席工农兵代表大会。她回忆说：“193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刘志丹同志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习仲勋同志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区政府有土地、肃反、财政、经济和粮食委员会，政府工作人员约有30人，在根据地建立了各级农会、工会、赤卫军、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从南梁政府两头毛驴驮全部家当的三个部初创时期，进入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扩大发展时期。”
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培养一批有文化素养、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军政干部，年底，政府决定在南梁成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马文瑞等任教员。当时从各个部门选调了一批政治思想过硬、工作能力强、有群众基础的同志到干部学校轮训，罗培兰作为首批学员参加了培训。她说：“轮训班当时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党内同志的工作方法。仲勋同志讲课很结合实际，特别强调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他说：“对根据地群众开展工作，最主要的是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一家一户做工作，一家都不能落下。调查土地改革分配的情况，分配要做到公平合理。通过土地革命，从宣传群众到组织群众，条件成熟时就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对红军家属开展工作时，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支持红军和边区政府。了解他们的困难，及时解决。帮助他们孝敬老人、抚养子女，动员他们做军服、军鞋、加工军粮。支持在红军中的亲人，不拉后腿。对可能被争取转化的人开展工作时，对他们的家属要经常宣传、争取和教育，详细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生活困难的要适当接济”。经过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我们的政治军事水平和文化知识都有很大提高。陕甘边区根据地是不断扩大的游击区，与敌占区犬牙交错。我们在工作经常发生与敌人突然遭遇的情况，就用上了在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会的军事知识，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1935年初，罗培兰任鄜甘县妇女主任。她急人民群众所急，想人民群众所想，时刻站在劳动妇女的切身利益方面。她走乡窜户，采用拉家常等形式，鼓励妇女姐妹们站起来，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深受广大妇女的爱戴。
当年，刚建立起来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遭到了重创。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陕甘宁晋绥十几万兵力，分六路向苏区进攻，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二次“围剿”。2月，刘志丹、惠子俊带领红三团北上，红一团在南线牵制南路敌人，南梁只留下游击队和卫军由习仲勋统一指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被迫撤离，南梁政府随之迁到洛河川。
1935年，红军内部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干扰，根据地开展了错误肃反，有些革命同志遭到监禁，甚至被杀害，灾难也直弃罗培兰而来。幸亏在习仲勋的帮下，她逃过了被抓捕杀害的劫难，安全转移到游击队（当时陕甘边区各县已经成立了地方武装独立营，区、乡成立了游击队武装组织）。当年10月底，游击队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下寺湾又到了一些红军部队，罗培兰装扮成农妇到下寺湾察明情况。不料，被原陕甘边区政府的通讯员指认出来，为防止出现意外，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派出的中央红军警卫队立刻悄悄围住她，采取突然行动下了她的枪。
警卫队的干部问：“你是不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叫什么名字？”
罗培兰被警卫队战士架住无法脱身，就大声说：“我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罗培兰，你们要杀就杀。”
这位同志马上告诉她，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下令停止乱抓人、乱杀人，陕甘晋省已经撤销，现在成立了陕甘省，中央红军派朱开铨同志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是他派省政府警卫队寻找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回来继续工作。罗培兰被带回陕甘省政府，朱开铨听了警卫队的汇报后，诚恳地说：“党中央毛主席授权我负责筹建陕甘省政府，接管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是中央红军找到的第一个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要服从领导，听指挥、守纪律。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派王首道率中央红军去瓦窑堡解救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现在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已构成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和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采取南进北堵、向北压缩的态势，企图将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一举消灭。中央命令陕甘省委、省政府组织支前工作团，全力以赴配合红一方面军进行反‘围剿’。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首先把马锡五和杨玉亭同志找回来，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要成建制同中央红军调来的干部合编，组成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朱开铨的话打消了罗培兰的疑虑，便表示先联络马锡五等同志。根据工作需要，朱开铨询问了罗培兰的资历后，又任命她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科长、支前工作团干事，负责联络、召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人员到陕甘省来工作，同时命令中央红军警卫队派两名干部带一个班协助罗培兰工作。在组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关键时刻，搭起了中央红军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之间的重要桥梁。很快就召回马锡五、杨玉亭等干部和一些游击队员陆续来到陕甘省政府，成立了独立营。这是罗培兰第一次和朱开铨见面。
1935年11月底，党内错误肃反得到遏止后，朱开铨代表陕甘省委、省政府提拔重用了一批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任命马锡五为陕甘省国民经济部长、杨玉亭为陕甘省财政部长等，完善了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体系，及时稳定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队伍的情绪，新筹建的陕甘省各级政权机构迅速投入直罗镇战役的战勤保障工作中去。关于那段的历史，朱开铨回忆道：“为了纠正‘左’倾肃反扩大化，制止继续错杀干部，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我在红三军团，部队正往直罗镇方向运动，王观澜同志守候在甘泉县下寺湾的路口，他大声叫：‘开铨同志停下来，不要走了，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省和陕北省，毛主席提议你任中共陕甘省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辅助筹建省政府，主持省政府的工作。因为中央要培养当地干部，省政府主席由当地干部担任，要搞好团结，陕甘边苏区是全国唯一没有丢失的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我们中央红军人生地不熟，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做好直罗镇战役的支前工作。我立即赶往中共陕甘省委报到。当时筹建和主持陕甘省政府的第一个中心任务，就是组建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持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的干部里，从中央红军来的较少，大多是原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党政干部，主要是依靠他们帮助我们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与群众沟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成立运输队、向导队、担架队，开展筹款、征粮、运粮、收集敌情、肃清敌特、封锁消息、隐蔽部队、转运护送伤员等后勤工作’。”
罗培兰也及时认真地召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归建，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陕甘省支前工作团，及时开赴廊县直罗镇战区参战支前，有力配合了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她回忆说：“在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里，中央红军来的同志对西北话听不明白，他们讲的南方话，根据地的群众又听不懂，群众信任我们陕甘边区政府来的同志，我们就做翻译。我们告诉根据地的群众：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是为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打仗。支前工作团的工作很快就顺利展开，组织了数百人的运输队、向导队和担架队，完成了及时运输军需给养、带路和转运伤员的任务。整个根据地对敌军封锁消息，我们陕甘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唱道：‘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生动地再现了陕甘苏区军民在直罗镇战役中支前拥军场面。群众帮助隐蔽红军部队，敌军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直罗镇附近。群众还帮助传递敌人动态情报，坚壁清野。陕甘边区根据地在家的青壮年不多，有的军烈属家中只有老人妇女儿童，仍然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宁愿自己受冻，也把仅有的被褥给伤员盖上，有的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都献给红军。”
朱开铨
朱开铨（1901—1993），江西省瑞金县人。1926年秋参加瑞金县合龙乡车断隘农民协会，任农协宣传委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民协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当选为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兼任中共云集区委书记。1933年5月，被任命为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8月至10月任长胜县（今宁都县南和瑞金县北部部分区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团巡视员。4月至9月任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9月调任中央军委第五局特派员。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土地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红三军团第十二团地方工作组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科长。同年11月至1936年5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中共陕甘省委执行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中共陕甘宁省委常务委员、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
长征途中负过伤的朱开铨，在直罗镇支前工作中连续几天没休息，战役一结束就病倒了，陕甘省委派罗培兰护理。其间，中央红军干部罗梓铭从中当“红娘”，罗培兰正在举棋不定时，偶遇来省政府办事的老上级习仲勋，她征询他的意见时习仲勋说：“朱开铨同志在工作方面信任和使用陕甘边区的干部，我看他坚持原则为人正派，你同意与他结婚就向省委汇报。”当时陕甘宁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省政府主席是马锡五。得到习仲勋的鼓励，罗培兰向李富春汇报，同意与朱开铨结婚。很快，李富春代表省委批准他们结婚，并请马锡五、罗梓铭、肖劲光、李一氓、蔡畅一同商量，办好喜事。他们是陕甘宁省成立后第一对革命伴侣。他们没有金银玉佩，没有山盟海誓，从此在革命的道路上相互勉励、相互促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刻。
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罗培兰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四科科长1936年9月，由于对工作严肃认真负责，她由共青团员直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伯渠任主席。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巡东西，由朱开铨任巡视团主任，主要任务是到基层检查、督促边区政府政策法令的执行，了解基层情况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罗培兰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巡视团干事，协助朱开铨工作。
1938年6月至12月，罗培兰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副科长。12月，边区政府任命朱开锋为建设厅副厅长，主管农业。陕甘宁边区沟壑纵横，人均耕地面积不多，耕种方式落后，老百姓除了自给自足外，余粮不多，部队粮食和物资供应严重短缺，罗培兰和朱开铨深入田间地头，经过多方调查，仔细研究，向边区政府递上了一份可行性分析报告，请求在延安附近成立一所农业学校，以便培养农业方面的人才，提高农产品产量，满足供给需求。边区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并任命朱开铃为延安农业学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农业学校是当时在延安的鲁艺等八所名校之一，罗培兰为总务科长。校址设在延安城南的三十里铺。朱开锋把建设厅内具有农林专业知识的20多名知识分子和一批等待分配工作的工农干部调到农校，担教学和管理工作。开学后，朱开铨带领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开垦荒山，种植粮食、蔬菜、瓜果，培植果树，养猪喂牛等。没有多少农业生产知识的罗培兰，既全盘扩学校的教学工作，又抽空向知识分子学习农业技术，忙得经常忘记了给孩子做饭吃。那几年里，她的两个女儿经常把同桂荣大姨的家当自己的家。在他们的带领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农校当年除自给自足以外，还有不少富余的粮食和副食品。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解决机关生活困难的一种很好的办法。给后来的大凤川、南泥湾垦荒做了示范。1940年2月，朱开铨调任陇东分区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第一任县长），马锡五调离后，他任陇东分区行署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做地方工作，守护延安西大门。这期间陇东摩擦事件频繁发生，国民党多次组织兵力进攻陇东，他与马锡五等配合三八五旅，为庆阳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培兰从1939年11月到1945年9月间任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总务科长，为边区农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队伍。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1945年9月，罗培兰任陇东专员公署四科科长。革命时期的干部是边学习边工作，按现在的说法是及时充电或总结经验，于是犯错误的情况比较少，就是个别干部有问题，也不是大错误。罗培兰曾说：“我的经历中没有过失。否则，早已为党捐躯了，见不到革命胜利。”充分说明了不同时期干部培养的重要性。1947年11月，罗培兰到中央土改训练班学习，及时掌握当前的形势和工作任务。1948年4月，她在中央组织部待命南下工作组工作。
1949年1月，罗培兰在中原人民政府荣军管理处工作。2月，朱开铨调任中原人民政府荣军管理处任处长。1949年5月至1952底，她在江西省宁都专署任民政科长兼人事科长。这期间，朱开铨先后任江西省瑞金专员公署专员，中共赣南、赣西南地委委员，中共瑞金（宁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法院院长、中共宁都地委委员，中共赣西南区委委员，江西省民政厅厅长、江西省民政厅党组书记等。
1953年初，罗培兰调往江西省民政厅工作。全国解放不久，蒋家特务和美帝国主义暗中破坏祖国建设，残害国家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极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罗培兰，惨遭潜伏特务医生暗算，致使生活无法自理，评为“三等乙级”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此她只能默默地用心支持着丈夫的工作，祝愿祖国繁荣昌盛。1971年11月，她办理了退休手续，1981年光荣地从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职位上离休。
1955年4月至1983年5月，朱开锋先后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江西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江西省第四届政协政法工作组组长等职务。1993年1月16日，被毛泽东称赞的这位好后勤因病在南昌逝世。革命伴侣的离去，对罗培兰的打击很大。1995年12月，伤残了半生的罗培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路，在南昌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