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庭状况及入党初期活动
1912年元月我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南乡杨家沟村，祖籍务农，兄妹6人，父母非常勤劳、诚实。土地是祖辈留下的。我从小入本村祖辈在祠堂办的学堂上学，学的是孔孟之道。七八岁开始，学习之余，参加较轻的体力劳动。
1927年初，入沙峁镇模范小学读书，学校开设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等课程，第一次了解了世界的广阔。
1927年上半年，北伐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极大地鼓舞了模范小学的全体师生，当时的校长温亮典、教师刘北垣等人都是爱国青年，他们宣讲国弱民穷的中国要富强就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道理，宣讲三民主义，组织学生集会、游行、支持北伐，为北伐的胜利欢呼。在这半年中模范小学的师生积极、热情地进行了宣传和学习革命理论的各类活动，使我们第一次接受了革命理论的熏陶，开始为中国的前途焦虑。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成为当时同学们时常辩论的中心话题。
1927下半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在白色恐怖之下没人再敢公开宣传革命。这时王兆相的哥哥王兆卿任校方视察员，他是共产党员，常常讲些革命道理，对我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28年暑假，贾怀智、刘长健从榆林回来，带了《向导》、《共进》、《中国青年》等宣传革命的刊物，青年学生暗中传阅，如饥似渴地希望了解、学习新鲜的革命理论。书刊中宣传的马列主义思想，使我初步建立起我们应向苏俄学习，走马克思指出的革命道路，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信念。
1928年秋天，我转入盘塘镇高小读书。因为学生多是小学生，我们几个年龄大的学生基本是自学。同学有王兆相、王金泉、王恩惠等人，校长孙继业，教师有贺立本、高洪轩等人。这里和沙峁镇模范小学一样，校长、教师都是革命的知识青年，以校长孙继业为首的教师们经常向学生宣传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这些宣传教育，使我对社会主义无限向往，坚定了走苏联的道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信念！
1928年10月，孙继业、王兆相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在黄河滩上，边走边谈论共产主义思想，谈到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大家热血沸腾，立下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党小组成员有王金泉、孙继业、我和王兆相，王兆相是党小组长。
1929年春节后，我和王兆相、路茂怀等人去榆林中学读书。1930年苏联十月革命节时，革命学生宣传苏联社会的优越，揭发学校封建黑暗教育和反动学生恶劣行经。地方军阀井岳秀派兵包围了学校，迫令学校提前放假，限学生3日内离校。
1931年我到刘家湾小学当教员，根据当时的现状，党的任务定为宣传群众，发展组织。宣传口号是：抗粮抗租，抗捐抗税，属于经济斗争的口号。我们在校内外宣传井冈山“朱毛”、红军在南方闹革命的消息，也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来往于刘家湾小学的党员同志很多，不仅本地区的党员干部，外地、外区路过的同志也时有在此转移的，是一个党的联络点。当时刘家湾、采林属一个支部，党员有王善继、刘正南、刘斗威、刘文郁、王具英等同志，我是负责人。
1931年夏初，在山西平定州驻扎的白军高桂滋一部，在我党领导下起义，改编为红二十四军。七八月份，由山西入陕北，在府谷、神木北，由东向西行动。神木县委决定和这支部队接上关系，互相支持。8月在沙峁镇，县委负责同志贾怀智命我送信到镇川堡，交给姓申的同志，探明红二十四军的活动确切地区，接上关系。我接到命令，在温家川乔钟灵任教的学校换了衣服，日夜兼程，到榆林、佳县交界的镇川堡，找到联系人，他说红二十四军已被井岳秀缴了械，被缴械的人昨天从镇川堡下去一部分，这样神木县委想要联系，给以支持的希望未能实现。8月15我从镇川堡回到沙峁复命。
二、 两找红军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神府地区党与群众都感到进行武装斗争在本地区已是刻不容缓的需要。1931年冬天，区委组织了特务队，也想组织游击队，由王兆卿领导，我也参加了。但因没有枪枝弹药，组织了几次行动，如到孟家墕等地打土豪都没有成功。这时刘志丹、谢子长的陕甘红军已声威赫赫，于是陕北特委决定派人去参加陕甘红军，学习军事。
1932年春末夏初，南乡区委通知我和王兆相去寻找陕甘红军游击队参军，学习军事知识，以后回神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正好5月初，马明芳同志来神府地区巡视工作，得到组织同意，我和王兆相决定与马明芳同志一起去米脂转道找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米脂城北姜新庄与马明芳同志分手，在安定进一村庄时，恰巧遇上保长盘查过路人，保长看见我和王兆相，不容分说，诬蔑我们是坏人，要送到村公所拘留审查，我们极力争辩，正好遇上一位忠厚农民，他为我们作保，求保长放了我们，还把我们领到他家吃饭、住宿。第二天为保证我们确实安全，他把我们送出村庄，还热情地硬塞给几个窝头给我们路上吃。当时我们已身无分文，为了感谢他，我把在路上野宿用的被单送给他，以表谢意。1941年，部队驻在安定川，我曾两次专门去看望过这位恩人。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说：“那年，你们一进村，我就看出来，不是坏人。可保长专门抓捕外地人，说不清楚，非搭上性命不可”。这时王兆相夫妇已离开陕甘根据地被派往山东，后来我记得还向他说起过。从安定山下来，又向延安方向盲目探寻，听群众说刘志丹、谢子长红军向宜川南走了，又向南继续寻找。走至盘龙镇川里，一路向南到处打探。这次找红军，我和王兆相盲目探寻，走了近两个月，渴了喝山泉雨水，困了在山洞、树下睡觉，遇见可靠的群众便上前探问红军的消息。盘缠早已花光，一路帮工找不到活干，就讨饭。两个青年，结伴讨饭，目标很大，时常引起路人的议论，误会，很容易暴露，商量着不如先回去，探明红军活动的地区再来寻找，可是走了这么远，找了这么久，无功而返，确实心有不甘！继续找下去一点线索也没有。最后两人商量决定，还是先回特委汇报，再做道理。回程在米脂找到特委，特委指示我们先回神木南乡，等有了陕甘红军游击队确切的活动地区再去参军。这样第一次找红军，往返上千里，跑了十几个县。路上为了寻找红军翻山越岭，为躲避土匪、白军，绕路穿插，把常人不走的路都走了。这使我们对陕西北部的山川地理、社会民情、各地区的革命形势，都有了比较深入广泛地了解，使我们后来在这个地区打游击得益非浅。
1932年8月，秋收季节。王兆相回来说：你们要想当红军，现在去保安西，延安西南，过洛河、瓦子川一带去找。他说他还要去，等处理好这里的工作就走，你可以先走，亦可以等我一起走。我当即回家向父母告别，说要出远门。兵荒马乱，父母不放心我，再三劝说，希望我留在故乡。但我参加红军的决心已定，父母没有办法，也就由我自便。这样在8月份，我一个人先去找红军游击队。一路基本野外宿营，到米脂城北姜新庄在姜脱子家住一晚，这是第一次找红军时来往过的老关系。在这里，老康给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写了信。在瓦窑堡南杨林家住一晚，也是第一次寻找红军时的老关系。经瓦窑堡、安塞北，至洛河西，一路打探。为了探听消息方便，也为了解决盘缠，一路仍然给人家帮工，扛抬搬运，碰上什么干什么。
1932年9月初，走至洛河西一座山上，为探听消息，投宿在山中村庄，向人打探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红军前两天就在这里活动，现在估计走不远，还在附近，指点我快去追赶。果然第二天正走着，远远的山上有骑马的军队走过，山梁上种地的老乡说：那些骑马的人就是红军。只见山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一队骑兵，正是我日思夜盼的红军游击队，我放开喉咙大喊：“游击队，游击队，等等我。”边跑边追过去。这正是谢子长、闫红彦带领的红军骑兵游击大队。看到神府特委的介绍信和老康写给他们的信，都非常高兴，当即让我在骑兵大队当战士。这是1932年9月中旬。在我来前神府特委还派了温治恭等同志到陕甘游击队参军，这时他们都已在游击队里了。过了十几天，王兆相、王金泉也来到游击队，分在一个班里，班长是贺耀华同志。刚开始，打枪、骑马都不行，过了一阵子，各方面技术就基本过关了。记得1933年春天还离开一连到团里做过几天技术辅导员。
三、 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时期
1932年9月，我正式参加红军，在骑兵大队当战士。骑兵大队在谢子长、闫红彦领导下，经陕甘交界山区打游击。参军不久，在黑水县南山里行军时看到了步兵大队。骑兵和步兵会合，同志们高兴地欢呼着跑上去，又是握手，又是拥抱，骑兵和步兵互相支持，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另一半，在这里看见了刘志丹等同志。骑兵在照金北山上打土匪，淳化缴了民团的枪，栒邑西山边与民团遭遇，也打了胜仗，缴了武器、弹药，部队行动很快。
1933年1月，骑兵、步兵两大队在陕甘山区转角、杨家店子一带会合。这时杜衡等来整编部队，在杨家店子召开党员大会，批评刘志丹、谢子长、闫红彦等原领导，说他们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是什么逃跑主义、土匪流寇主义等等，当时我们还不懂这些道理。杜衡在军人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命他为红二十六军政委兼二团政委，撤消原各领导的职务，命令党员群众选举团内各级领导，原来各级领导除班长之外，没有被选举权，但保留选举权。经党内民主选举，原步兵大队的班长王世泰被选为二团团长，参谋长郑毅，大家一致要求选举刘志丹为政治处长，团党委委员有杜衡、刘志丹、郑毅、高锦强、王世泰和我。另外选举了各连连长、指导员，记得有张秀山、高锦强等。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任各连支部书记，王兆相为特务队队长。整编后部队有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连，另有随营学校，汪锋任学校政委和团党委书记。谢子长、闫红彦离开部队。任命为红二十六军政委兼四十二师二团政委的杜衡，许多同志都感到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大家不同，但中央任命是要绝对服从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红军战士为了维护红军的整体利益，都服从了这个命令，而且坚决执行。
整编后红军先打了焦家坪民团，后在耀县西北香山寺把庙中积藏的大量粮食分发给当地群众。四面八方来分粮的群众很多，解决了贫苦群众冬春缺粮的困难。寺庙很大，房屋众多，听说为了防止白军来此驻扎，红军走时烧了寺院房屋。对这个问题，当时有分歧，但杜衡还是命令烧了。分粮之后，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纷纷来参军，步兵二连可能在这时成立。我由骑兵大队调到步兵一连当指导员，部队西移照金一带活动。
1933年1月底（阴历十二月二十几日），杜衡命令二团打庙湾民团。据说庙湾民团夏玉山过去没有进攻过红军，在陕甘地区当时没有进攻过红军的民团还有一些。这是刘志丹、谢子长对敌采取分化政策的结果。对于一部分从未主动进攻红军、暂时保持中立的民团，红军也采取暂不进攻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减轻红军四面受敌的压力，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的敌人。而且刘志丹同志分析庙湾民团的情况：人枪八九十枝，装备精良，修有几个大碉堡、工事坚固，不易攻下。建议暂不进攻。战前派去的侦察员李怀战回来也说，庙湾民团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是杜衡却坚决要打，兵分两路，亲自带步兵先行出发，骑兵另一路，形成非打不可的局面。步兵行军一夜，拂晓赶到。骑兵先到已开始进攻了，损失很大，连长曹胜荣牺牲，指导员张秀山带全连强攻碉堡，又负重伤。步兵赶到后立即投入战斗。步兵一连上去一部分，包围了敌人，但敌人有据点，工事防守严密，未打进去。骑兵、步兵联合进攻，战士奋不顾身，舍身强攻，但没有重武器，枪枝弹药有限，敌人三个大碉堡向外扫射，我军伤亡30余人，仍然不能攻占敌人据点。刘志丹等同志建议撤出战斗，此时的杜衡也明白再顶下去没有必胜的把握，只好命令撤出战斗，部队返回照金东边附近村庄休息，敌人来追击，部队急忙转移。大概在这个时候，郑毅调一连任连长。刘志丹接郑毅任参谋长。春节期间部队在富县两山之间活动，到黑水县是元月初。
为了增强部队实力，1933年元月初，团里派我和牛岗同志去联系李友竹率部来参加游击队的事情。李友竹是我党派往白军的秘密工作人员，当时在石马骏十一旅做连长。两人到了那里找到李友竹，分析当时张子镇的情况，除李友竹连之外，还驻有白军一个营的兵力，另有公安局人员10多人。李友竹认为一个连的兵力走不出去，带连参加红军游击队的时机还不成熟。我和牛岗只好仍回黑水县。在黑水县南找到部队，紧接着部队急行军至县南黑幕原与敌激战，战斗刚接触，骑兵连长李光明同志牺牲。
部队继续向南行动，可能经石底子吴青原方向出山，至照金一带。晚上夜行军至庙湾东北一个村庄宿营，第二天上午庙湾民团来袭击，战斗中郑毅同志牺牲。郑毅牺牲之后惠作人出任一连连长。这次游击行动一直打到成渝路上的金京关。由于靠近铁路活动，对敌人形成极大威胁，敌人派出重兵围剿红军游击队。为了打破围剿，游击队更加频繁转移，寻机消灭了几股敌人。
5月份部队活动在泾阳一带，在泾惠渠一带由西向东活动。当时苗嘉祥游击队抓到一个修泾惠渠的外国工程师，知道他是来修泾惠渠的，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很优待他。游击队要放了他，只是怕他在路上不安全，可巧杨虎城派人来商讨拿枪换他回去。他回去后，杨虎城还给游击队送来白面，以表谢意，赵启民同志大概是这时来红二团的。敌人围剿兵力数十倍于我，红军游击队由西向东、向北转移，翻过陀帽山，经淳化、降家山方向回照金附近。接着部队又向北，我这时离开一连，在团里当技术书记。
部队在正宁或宁县之东，张世清带游击队来部队，正遇白军一个连哗变，土匪白卓连追击，二团缴了土匪的枪，收编了哗变士兵。张世清回陕北时，杨仲远同志随去了。部队在西花池周围活动后南下到照金附近北梁村。
1933年5月份，二团在北梁村召开党委会，除党委委员外，还有李怀茂、习仲勋参加。杜衡首先发言说：敌人10个团的兵力围剿，陕甘地广人稀，扩大不了红军，创造不了苏区，粉碎不了敌人围剿。提出红二团应南下渭华，创造渭华苏区，那里群众基础好，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地处西大陆交通要道，可以粉碎国民党围剿，开发大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和红四方面军南北呼应（当时四方面军已入川陕交界）等等观点。总之认为到那里去好处多得很，没有提到一点困难。记得李怀茂说了几句：陕甘地区广阔，敌人10个团的兵力围剿也能迂回，必要时部队可以向长武等西部地区打游击。李怀茂的意见没有引起大家注意。我和赵启民等同志根据刘志丹等领导的分析，认为脱离了陕甘根据地如耀县、邑、淳化等群众基础好，红军熟悉的地区，南下渭华似乎不稳妥，但水平低，说服不了人。这样杜衡做了决定：南下渭华。1963年王世泰说起南下决定，是志丹口头通知他的。南下决定我没有听说在部队中教育、干部中传达、讨论过，后来高锦纯说参加了会议，王兆相说列席了会，开会时让他在门外放哨。
1933年6月部队南下渭华。离开北梁村两天后打一个民团据点未打开。部队向东南行动，走出不远，杜衡在队前讲话：他有事离开部队，指定他走后汪峰代理政委。部队拂晓从高陵城分东西南进，过渭河，上临潼山，在山中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由西向东沿山脚前进。行军途中不时遭遇敌人，时有战斗，部队且战且走，敌人追兵离得很近。部队进箭峪口，向秦岭转移。天黑、乱石道、人马都走不动，半山沟野外休息一会，再走上秦岭山，敌人追兵已至山脚鸣枪。王世泰带一连阻击，其他部队翻过山向东转移，走一段，再向北返进山。山中有零星村庄，在此休整等王世泰回来。记得在此处研究过如何行动问题，谈到过走哪里，如何回陕北，部队到哪里落脚的问题。记得赵启民同志谈过：炸水县山区，穷人多，可以到那里打游击，还可暂时保存实力。王世泰带连回来，部队立刻出发。山上没有道路，自己开辟道路通过，时有马匹摔下山涧。部队向南，到张家坪子宿营。部队已知是孤军深入敌后，得不到陕西省委指示，联系不上地方党的关系，群众不了解，四方面军已于几个月前进入川北。红二团目前处于险境。第二天黎明，领导正开会商议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敌人乘高秆农作物稠密和大雾天气，接近驻地，突然袭击，部队仓促抵抗，各自为战，即被打散。我与部分同志冲出，过小河上西山，集合约百把人，主要是二连的，少部分先锋连，加上个别零散同志。领导有王世泰随队伍冲出，令高锦纯、吴岱峰同志负责整理部队。在王世泰的带领下，在秦岭山南侧，张家坪子西北转战。依靠大山、森林，频繁运动，部队食物主要靠秦岭南山脚下的村庄。山北深山林密东西无道路，人烟稀少，森林中晚上行军，常是吴岱峰领头走。部队有减员，战斗中牺牲很多同志。终于接到刘志丹来信，大意是：山里立不住脚，他的人只留十多个，应趁早将留下的人员分散出山，到陕北照金集合，免得把最后这部分同志也全部牺牲。这时候我们已仅剩30多人，王世泰接信后在一个小山上集合部队，传达刘志丹的指示。最后决定除留下吴岱峰、高锦纯、我和曹士友、一位姓郑的连长等十一二人，其余同志将枪身与枪机分埋在山里，人员下山离开了秦岭。王世泰带领留下的人活动在山里，试图接应还未出山的零星同志。一天在西北一个小沟里，遇着刘志丹和少年先锋连一个小同志，大家高兴得一拥而上，争着和志丹说话，交换了解各自的情况。记得志丹说：他们最后留下10多人，在东面半山腰老乡种地的棚子中休息，下雨，被敌人袭击，人全被冲散。他出来后隐蔽在林中，敌人走后再未找到一人。有几个同志牺牲，以后他就一个人走。几天前遇见先锋连这位小同志，他们一起在山里转。和刘志丹会合后的几天内又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留下的人员除刘志丹、王世泰、曹士友、我和一个班长外，其他人员按指示分散走了。记得吴岱峰、高锦纯和那位姓郑的连长一起走的。走时高锦纯给我留下枝驳壳枪。我们5人继续活动在山里。山高林密，天雨不断，衣服被雨水浸泡，树枝勾挂成了湿布条，鞋袜早已没有。深山中除围剿的敌人外，几乎没有人家。我们几人商量如何出山，觉得只有5人了，敌人又搜山频繁，单独行动很难生存，决定还是一起行动。但一天晚上，那位班长不辞而别。我们4人继续在山里活动。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几天过后在北山一个小沟，山坡上一独户人家，我们碰上了魏武和另一个同志。志丹叫魏武出山找关系，两天后，魏武回来，找到关系领我们出山。半夜出山来到箭峪口庙上，接着被群众分散隐蔽在他们的家里，第二天拂晓，黄子文来接志丹和我到赤水镇休息，王世泰等稍后到，王世泰说后面有人追堵他们，志丹即派我和王世泰到街上周围查看，镇上庙里正在唱戏，在街上四处查看，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又赶紧回到老乡家隐蔽。志丹决定命我去西安向省委汇报：这次部队南下的决定有错误，部队的失败和损失情况向上级汇报。志丹安排一位地方同志领我进西安，并负责找省委关系。我当即离开赤水，到临潼是下午5至6点钟。第二天中午进西安，晚上贾托夫代表省委来见我，我向贾托夫汇报了二团南下的全部进程。贾托夫说省委得知部队南下消息，开会讨论，认为是错误的，派人给部队送信，但部队已经进山，以后再未取得联系，省委也再没有别的指示。这时已是阴历七月，省委通知我在西安等待分配。在西安等待分配的有高锦纯、吴岱峰、惠作人、刘约山等红二团的同志。几天后，省委通知高锦纯、吴岱峰去照金，我去蓝田找赵启民，在蓝田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我来到蓝田见到赵启民和王锦泉，他们在张家坪子冲散时，一起辗转出山，一同来到蓝田。我们在蓝田讨论省委武装斗争的指示，决定仔细研究后再做决定。赵启民去通知蓝田地区党委，王锦泉带我在城外一处菜棚里隐蔽，等待地区党委的决定。几天后，蓝田党组织通知我，蓝田地区地主武装较强，我们的群众工作准备不足，不具备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于是我和王锦泉、赵启民离开蓝田，王锦泉接省委通知去了北方局，我和赵启民也分了手，我回了省委。
从张家坪子部队被打散，到跟着志丹一起出山，最后六个人是：刘志丹、王世泰、曹士友、魏武、我和一位记不清姓名的同志。到1960年，只有我和王世泰同志活着。1960年全国民兵大会期间遇上陕西民兵代表陈居友，他说红二团南下在箭峪口休息时，他去看过志丹，也见过我。在秦岭出山是他领的我们，并护送分散到群众家的。见到他，我非常高兴，请他吃饭，并打电话给王世泰说了这个同志的情况。
四、 神府游击队、三支队及红三团时期
1934年2月，神木县委张晨钟、贾令德通知我，分配到邹家堰支部工作。3月初，县委通知我，特委派我到三支队帮助工作。三支队队长王兆相、政委贾怀光。贾如胜、贾岚芝、刘斗威等同志均在游击队，约10余人，七枝枪。这期间正在闹春荒，贫雇农没饭吃，到郭家堰等几个村庄借分过地富的粮食。
4月初，组织上通知我为神府地区代表到陕北特委开会，指示要将特委会议的精神带回来。我们一行3人，过黄河走山西到吴堡特委开会的地方。会议由郭洪涛主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苏区扩大红军。参加会议的特委成员有张达志、崔田民、高长久，会议先在吴堡野外的石窑中，后转移到王家畔继续讨论。会议结束后郭洪涛通知我说特委任命我为神府三支队政委。会后我同张达志、郭红涛一路渡黄河，过黄河分路，张达志去北方局，郭红涛去找其他关系，我向北走，经临县，从采林过黄河。我在呼家庄找到县委，并把特委给县委的信件交县委张晨钟同志，向县委汇报了这次会议的精神。这个时候，陕北创建了红军一师，谢子长出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三支队当时就在呼家庄附近活动，命我接替贾怀光同志出任三支队政委，化名闻三，贾怀光回县委工作。5月初打九坬贾怀德民团，缴步枪5枝。向三区活动，在王家洼、王家沟、王家梁沟等地活动，这一带村庄是我们公开活动的红区。当时太和寨住着王敬成民团20余人，收租收税，滋扰百姓，民愤极大。三支队决定去打太和寨民团。5月中旬从贾家沟出发，来到离太和寨较近贾家阳沟休息，准备从贾家阳沟出发攻打太和寨。半夜，吃了饭，就向太和寨前进，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几个人又讨论，感觉对敌人驻地的警戒等各种情况都不了解，盲目行动，怕无把握，必须摸清敌情。于是决定到张家沟再准备一天，行动时，动员赤卫军同时配合，贾怀光、乔钟灵立刻行动，组织配合。王兆相带两个队员化装侦察掌握敌情，一切准备就绪。半夜全体出发，拂晓包围了敌人，发起进攻后，敌人不摸情况，守着小庙不出来，我们也攻不进去。打到九十点钟，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商量改变打法，改为三面围攻，放开一面。这个法子真灵，敌人发现有一面能跑，团总带头逃跑，跑出没有几里路，即溃不成军，周围赤卫军摇旗呐喊，早已吓得不知所措，被我们一阵猛追，除了团总和队长跑掉，其余全部俘虏，缴枪20枝，我们的力量一下扩充起来。有了枪，腰杆子就硬，局面迅速打开，一三区大部分，二四区一部分地区都成为我们公开活动的地区。三支队打出了红旗，区乡干部公开活动，我们终于有了根据地。三支队扩大到五六十人，编为两个分队，温治恭、贾如胜、王宗光、刘德四同志分任分队领导。
6月初，盘塘之敌鲁仰尼两个排出来围剿，到菜园沟杀害群众10多人，并将近百名群众围困在土窑中，扬言要全部烧死。当时我们住在菜园沟东北方向20多里外的一个村庄。得知消息时，王兆相正患伤寒，于是我和代理支队长温治恭马上带着队伍，直奔菜园沟。同时通知各区赤卫军速来支援，菜园沟这一带我们地形熟悉，部队一赶到，立即发起猛攻。为解救群众，战士们奋不顾身，加上四下赶来的赤卫军和自发群众上千人，敌人被吓晕了，退守到东西两座山上，被包围起来。赤卫军和群众没有武器，用洋铁桶点鞭炮，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一时间四面山上枪声、炮声呐喊声震天动地，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吓得心惊胆颤。东山守敌排长刘鸿飞是我地下党员，在他的带领下这一个排敌人乖乖地缴了械，西山之敌在我们的攻势下，加上刘鸿飞同志的喊话做工作，抵抗之心迅速瓦解，缴械投降。此次战斗，即解救了群众，又无伤亡，歼敌两个排，缴枪60多枝，一时间三支队声威大震。驻盘塘的白军鲁仰尼连吓得连夜撤过黄河，走山西，跑回府谷去了。驻万户峪的敌人樊民卿连在贺家川一带活动，敌人向盘塘运动，红三支队在长尾端埋伏，敌人还未进入伏击圈，有战士着急先开枪了，敌人听到枪声，拼命逃跑了，我们枪枝落后，弹药不足，没有追击。
这时，神木、府谷、佳县北部就驻敌八十六师罗得新团，地方武装很少驻守神木。苏区除万户峪驻敌一个连外，没有敌人，苏区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根据地得到巩固。各村建立了赤卫军、妇女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7月，陕北特委命令我和王兆相率三支队向葭县发展，打通神府根据地和葭县之间的路线。7月中旬三支队和葭县游击队约好在通秦镇汇合，我们因路远，赶到时天已亮了，敌人驻当地士兵已经上了街，他们没想到三支队出现，双方接触交火，敌人惊慌撤退，红三支队到了通秦镇中心，在镇中作了政治宣传，由于我们远来，不熟悉敌情，又没有遇上约定好的佳县游击队，兵员较少，枪枝弹药严重不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下午主动撤出此镇。很快特委又命令三支队向府谷发展，打通府谷、神木苏区之间的联系通道，使苏区连成一片。我们执行了这个命令，制定了策略，先向新民镇方向发展，后来又与韩峰同志带领的游击七支队配合，向哈拉寨一带打游击，也到高家堡北，神木西南打游击。
大概在1934年秋天，红军发展形势迅猛。在神府地区先后成立了十一支队，刘德、刘北恒、贾如胜等人分任队长、政委，活动在高家堡方向南北。二十一支队王子杰、许培仁任队长、政委，活动在五区周围。这个时期是神府葭榆根据地的发展巩固阶段，群众对共产党、红军的信任和拥护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青壮年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的好多。在神木、府谷、葭县、榆林四县交界的广大农村，红军自由活动，根据地的中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敌人只占据着县城和较大的镇寨，不敢到苏区来。三支队发展到200来人，有100多条枪。战士都是能跑、善战、觉悟高的青年。当时，各村都有赤卫军，他们站岗、放哨、送情报、侦察敌情，是我们红军的好帮手。为了巩固根据地，三支队在苏区及周边地区，神出鬼没，活动频繁。当时，处境困难，行军打仗家常便饭，生活极其艰苦，几个月下来，队伍不断吐故纳新，已经变成一支纯洁、精干、打不垮、拖不烂的优秀队伍。
五、 红军独立第三团时
1934年9月18日，在一区王家庄，成立了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是由三支队改编为红三团。王兆相任团长，我为政委，刘鸿飞任参谋长。全团编为：团直属队和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三连是少先连。一连长温治恭，指导员贾如胜，二连长刘德，指导员马尚千，三连长贺伟，指导员刘锦华，骑兵连长柴瑞。红三团由于和当时的陕北独立师所属的红一团、红二团两支兄弟部队相距甚远，中间有几百里的地带是敌占区，无法进行通讯联系，所以基本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作战。当时红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战斗在安定、延川一带，红二团团长郭玉人、政委马万里，战斗在绥德、清涧一带。红三团与这两支兄弟部队遥相呼应，相互支援，成为陕北根据地的中流砥柱。
红三支队刚诞生时没有引起敌人的重视，到1934年秋，面对扩大的神府根据地，神出鬼没，顽强御敌的红军和游击队，敌人开始对根据地、红军进行围剿。白军一个营先占领了沙峁镇。沙峁镇位于神府根据地一、二、四区交界，是苏区的连接点，敌军占领后，形势就一天天严峻起来。敌人在沙峁完成布防后，开始在镇里和附近村庄抓捕共产党员、红军和帮助红军的群众，这期间，牺牲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同志和群众，沙峁镇及周围笼罩着白色恐怖。但当地一些群众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红军。从红三团成立，就开始了反围剿的斗争。
一天在张全堡宿营，半夜敌人来袭，趁天黑阻击敌人，拂晓我们撤出战斗，翻山过菜园沟吸引敌人向北追击，到瓦罗、大庙湾一带，趁天黑又返回张全堡，令白军无法弄清我们的行踪。我们就这样和敌人捉迷藏，依靠群众，利用黄土高原的沟壑山岭，打击敌军，保护群众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部队在战斗中成长、发展、壮大。
10月中旬，部队来到三区，这天在西豆峪山上的村里宿营，三区区委书记李子和来汇报一情况：住万户峪敌人张八连的文书是我党同志，叫张德超，已组织好十几名士兵，打算兵变。我们当即决定，红三团配合，消灭这连敌军。我和李子和白天去万户峪北山联系，张德超同志叫他未婚妻子哥哥来见我们，双方规定好时间，在第二天拂晓前一小时左右，红三团配合解决这一个连的政人。给张德超写了信。红三团赶晚到离万户峪二三十里路的张家湾休息准备。晚上开会布置，分三个队，我带一个队，温治恭带一个队，刘鸿飞带一个队，分头攻打分驻三个地方的这一连敌人。因为道路不熟，我们赶到的稍晚，张德超同志等得着急，就自己动手。当晚敌连排长按例又聚在一起赌博，参加兵变的同志给他们聚赌的房间里投了几颗手榴弹，13个人撤出来时，正好我们听到抢声赶到村北，接应上他们，但是敌人已经发觉上了寨子，偷袭无望，强攻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有完成原定的计划，但对敌人的震慑和打击，对苏区群众反围剿的决心，起到积极的影响。红三团、苏区政府和群众在陈家坪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热烈欢迎参加兵变的13名同志。事隔多年，我已经不能全部记起他们的名字，只记得：张德超、吴子明、姜安雄、薛荣祥、高玉才、石玉山等同志。
陈家坪欢迎会后，我们到六区活动。这天一早，接到群众报告，从高家堡来了一股敌人进行抢劫，我们住南山一村里，迅速集合部队，过沟去阻击这股敌人。战斗中一连指导员贾怀礼同志壮烈牺牲。贾怀礼同志是红三团成立时，为加强部队的领导力量，特意将他从地方调到一连当指导员的，他来到红三团不到一个月就牺牲了，年仅26岁。
红三团成立时，神府葭榆根据地形势发展特别好，我们忙于四处打击敌人，地方忙于分土地建政权。当时看不出形势的变化，敌人占据沙峁，并不影响我们队伍的扩大和政权的建立，想不到新的围剿的到来。这里介绍一下当年陕北的形式：1934年陕北游击战争形式发展迅速，红色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拥护共产党，支援红军。武装的红军、游击队异常活跃，在人民群众、赤卫军的有利配合下，进行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斗，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陕北榆林地区，原只有军阀井岳秀一部统治，兵力较弱。
1934年秋，敌高桂滋部，（一个师）开进陕北，驻防绥德、米脂、吴堡、清涧、延长、延川、延安、安定等地，井岳秀师收缩兵力，集中在榆林、横山、靖边、神木、府谷、葭县等陕北北部地区，对横山、靖边采取守势，对神府地区采取攻势，这是1935年的趋势，直至1935年冬，中央红军到陕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苏区第三次围剿。1935年冬至1936年初组织北路军二十八军。刘志丹指挥去米脂、横山，向榆林方向的行动，才牵动了井岳秀兵力南调，减轻了对神府苏区的压力。这些情况，我们预先未看到，也未想到。
1935年春节期间，红三团驻府谷，正月初四、初五打北梁民团。北梁距府谷县城十几里路，因敌人进入地下未能全歼。我们赶回神木县，正月初十左右抵四区刘家坬一带。随后郭家墕战斗失力，牺牲了代团长薛荣祥和战士李成胜同志。王兆相是1934年10月左右调离红三团的，经我们多次提出希望王兆相同志重返红三团，大概部队在贾家阳崖时上级接受我们的意见，王兆相回到红三团。不久，五区花石崖进了敌人骑兵，新寨子住了敌人步兵。敌人骑兵进来就破坏，群众恨之入骨。红三团领导决定打花石崖这股骑兵。他们是土匪改编的，吸大烟，警戒松弛，花石崖地区过去又是苏区，群众基础好，了解敌情容易，送情报、带路都有可靠的人，打这股敌人有把握，但是领导却要求红三团攻打新寨子的敌步兵，新寨子是苏区与白区的交接地，无群众配合，而敌人步兵装备精良，武器好，弹药足，红三团认为打这股敌人把握不大。可是领导坚决要求红三团打新寨子，唯一的理由是可以缴获敌人的精良武器来补充自己。完全忽视红军力量不足，枪枝弹药欠缺不能打攻坚这个事实。当我们向主要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还是打花石崖骑兵时，主要领导说力量不足可以动员赤卫军参战。于是动员了约2000人的赤卫军，是一至五区的赤卫军，在九务会集合，距新寨子30里路。在九务会的时候，五六区的同志还向领导建议打花石崖，但领导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建议。命令王兆相为前方指挥，我为后方指挥，许多地方干部都参加了，决心打胜这一仗。于2月28或29日拂晓向敌人进攻。敌人有阵地防守，部队虽然打进村庄，反复冲锋，也未夺得山头阵地，部队伤亡很大，刘鸿飞同志牺牲。最后部队被迫撤出战斗。反围剿初战失利，造成极坏影响。
3月初，王达成和我在府谷，经神木一、二、八区，至府谷一区柳庄村，韩峰骑兵游击队领史殿臣骑兵二、三百人来到这个村。据韩峰谈他在府谷西北部活动，突然发现西来一股骑兵，派人来说他们要革命，接受共产党领导。韩峰将他们领进苏区。为此我记得给王兆相、张晨钟写过信。第二天韩峰将史部领着南下找王达成去了。我在府谷一区李家畔、杨家庄子等村工作了几天，不几天府谷县委呼子文、赵希贤等从北部退到一区。说北面敌人围剿，立不住足，高洪轩同志牺牲。他们来的人不多。3月末我离开府谷，赶回神木一区参加呼家庄的扩大会议。4月初我到呼家庄时，会议已开始，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县委的、区委的、部队的都有。记得会议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成立神府工委，王达成任书记，成立东西县委、府谷和北县委；二是干部调整，王兆相、贾怀光等10多人去史殿臣部作政治工作，我仍回红三团任政委，乔钟灵兼西县委书记，刘北恒是北县委书记。对于敌人围剿，如何进行反围剿斗争，没有进一步讨论布置。这时府谷敌人进行围剿，北部工作人员已退下来，沙峁镇敌人向四周围剿，五、六区有土匪骑兵，也有敌人步兵营活动。史殿臣部在神府苏区先后一个月左右，这本是一股土匪，投靠共产党是他们在困难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当时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果然他们在1935年4月中旬决定投靠国民党高桂滋部。
4月中下旬我们在三区打敌骑兵一个连，缴了马，人大都跑了。用这一批马临时改步兵为骑兵，去河西活动，又被敌人猛追，因为骑兵连刚成立，我们的人骑了马，打不了枪，结果丢了马，人倒是都回来了。
5月初，红三团在四区。太和寨进驻敌人一个营的步兵。领导硬要红三团去打这个营，说敌人立足不稳，可一举消灭。但红三团领导认为没有把握，主要领导再三督促，还组织了由韩峰率领的敢死队，造成非打不可的局面。从白家沟出发，向太和寨前进。战斗打响后，因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也比敌人相差很多，前面的部队很快就退了下来。我和王兆相商量，这仗不能打了，而且要迅速撤走，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太和寨战斗失利后，韩峰骑兵游击队编入红三团，为骑兵五连，派温治恭当连长加强领导。赵希贤大概这时来红三团任参谋长。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阴历五月十几，王达成和工委成员一起来红三团，这时敌人已进了一区、二区、呼家庄、王家庄等地。本应避实就虚，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消灭敌人。但是主要领导却决定红三团去攻打瓦窑渠敌人，并派部分干部配合。当时瓦窑渠十里之内敌人布置了几个连的兵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当时红三团仅有二百来人，枪枝弹药不足。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不应摆开决战的架势，但主要领导已全然听不进其他意见，在十曹集山上，集合部队战前动员时说：敌人围剿严重，要和敌人决一死战，成功失败在此一举，同志们奋勇杀敌，没有武器的拿石头打。6月17、18日从四区王家坬附近出发，经沙峁镇北十里外渡神木河，翻山向东，拂晓靠近瓦窑渠发起进攻。先头部队打进村子，又被敌人打出来，退却下来。这时距瓦窑渠十里的瓦罗之敌一个连南来增援，红三团被迫由原路西撤，渡神木河经马家新庄时又有住沙峁、石窑的敌人攻击我们，部队遭敌人火力追击。
天黑前部队在四区染合峁休息吃饭，骑兵连在前面二三里的村子里休息。当时群众来报韩家园方向有敌人，为了防备沙峁镇敌人乘机来袭击，决定晚上向西转移。随后赵希贤先走，到骑兵连组织出发。这时骑兵连在坏人柴瑞等的煽动下缴了温治恭的枪，叛变了。赵希贤在中途被掳走，骑兵连一个战士跑回来报告。我们在骑兵连驻地迎上温治恭，向西转移，行军四、五十里路，至三五区之间的何家沟宿营。
第二天早上，赵希贤派一个群众来送信，说骑兵连在高念文村休息，这时部队疲困至极，决定就地休息。我和温治恭四五个人去追赶骑兵。在路上，我告诉温治恭和随同战士，只打柴瑞等几个人，不打其他战士，不扩大事态，大家回红三团。在高念文村，发现骑兵连，我们先发制人，当场打死叛变的骑兵连指导员柴瑞。骑兵连战士见到我们的出现极为惊恐，我当即喊话告诉大家：柴瑞是叛徒，已经处置了，你们是受骗的，你们大都是红三团成立前后来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战士，红三团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团结，不放弃根据地，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要革命的跟我们回去。战士们立刻响应，高喊：我们回去。除一个姓张的副连长带走几个人外，其他人都跟我们回来了。我们天黑赶回何家沟，这时王达成已主持将红三团遣散了。听留下的同志说：王达成动员时，战士们不走要革命，而且现在到处编了保甲，敌人围剿，抓到红军战士就杀头。但是王达成不听，仍然遣散了红三团的战士。我们回到何家沟已经很晚，接着去了五区任家山。
任家山会议：这次会议是王达成主持的。参加会议的除工委委员外，还有就近地方的县区干部、红三团干部。王达成首先估计了斗争形势：敌人围剿严重，红军打不了胜仗，苏区只能维持20天。王兆相顶他说：我就不相信，我一个人回家乡，敌人两个月对我没办法。王达成说：你就是相信私人。你现在回去，你自己的哥哥、弟弟就把你送给敌人了。这是当时两个人的对话。为此王达成提出红军和地方主要干部撤离神府苏区，到陕甘苏区配合红二十六军打回来，恢复苏区的方案。当时有人问他：其他干部怎么办？他回答：自找出路。他提出了撤离神府的办法有二：一是坐船顺黄河南下；二是走蒙汉交界，前面一部化装成白军，其余尾随跟进，若被敌人发现，且打且走，总有损失，比在神府坐以待毙，全军覆没好。对他提出的两个办法，与会人员一致反对，被否决了。王达成又提出了第二个方案：红三团化整为零，分成八九股分散隐蔽活动，地方干部配合在红军中一起行动。不能撤离苏区，离开拥护我们的老百姓，于是通过了这个方案。最后王达成说他要离开回特委。当晚又转移在杨家湾，第二天开会决定贾令德、赵希贤、刘锦文等身体不好的同志去山西，据说那里有地下党，可以参加那里的斗争，神府苏区目前被敌人围剿，斗争紧张等等，有保护他们的意思，派张胜斌同志护送，王达成从这里走了。
红三团留下的人组成五六个分队，除原来连外，团部两个小分队内也有各连调来的同志。我和王兆相各带一个分队，每队10余人。我的分队里有贾兰芝、黄敬山、贾怀跃、张学寅、孟国英等同志。1963年和高朗亭谈起这个时期的斗争，高朗亭说，王达成到南部的路上遇见他，问起神府、葭榆苏区情况，王答：完了！完了！
分散活动时，温治恭分队活动在三五区，贾如胜分队活动在三四区，贺道新分队活动在五六区，我的分队里开始还有毛凤祥等同志一起活动，稍后他回三五区去了。
我和王兆相分队分散行动时，先经三区到黄河边进一区。当时敌人姜梅生团部驻贺家川，一区王家庄盘塘均驻有敌军，敌刘润民旅部驻在沙峁。一区已编了保甲，但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从扬家沟分开活动，我和毛凤祥等去呼家庄、白家堡肃反，又在王家庄东北，冯家山、马家坬活动后，返回一区和王兆相分队汇合。在贺家川、沙峁之间的东西山活动。这一带有贾怀光、王恩惠等几个地方同志坚持斗争，条件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的革命意志没有动摇。在这里我们看到敌旅长刘润民的布告说：中央红军逃离江西，不日将被歼灭。你们还能搞出什么名堂，要我们投降。我们不相信敌人的谎言，并对红军的胜利充满信心。
五六月份，我和王兆相两个分队到三五区之间活动，与工委张晨钟、乔钟灵、毛凤祥率领的十一支队在谢家山汇合，汇合后，我们立即开会商讨目前的形势、敌情、如何保存武装、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与会者一致认为：群众虽然被迫编了保甲，但仍然心向共产党，支持红军，坚持在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是必要可行的。同时决定五支队、十一支队过黄河到山西的新县和临县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活动地域。这次会议工委张晨钟同志主持。自从王达成走后，我们和上级失去联系很久了，张晨钟决定去找特委请示工作，与上级取得联系。我和王兆相带着部队又到一区，王兆相带一队沿黄河向北一带地区活动，我领一队向南在孟家堰、杨家沟等村庄活动，形成南北呼应，使小股敌人不敢随意进山滋扰，同时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张晨钟同志走了两个多月，因敌人封锁没走出苏区，仍然没有与上级取得联系，没有党的指示。
1935年6月敌人围剿到杨家沟，父亲、哥哥预先都躲了起来，母亲、嫂嫂有回娘家的，有隐蔽在群众家的，小弟弟住到同村扬继伟家，对外称是他的儿子。没抓到我家的人，放火烧了家里的房子。敌人围剿占据了一些大的村镇，但红三团几个支队仍活动频繁，时刻寻机消灭敌人，使敌人十数人之下不敢出来活动。敌人消灭不了红军，就搜捕红军家属，许多同志的家属被捕，有贾怀光的妻子、刘长亮的母亲、刘德垣、刘茂元的父亲、王兆相的妻女等许多家属，我父亲也被抓去。敌人勒令他们去寻找自己的亲人，投敌叛变。被关押的红军家属们想出各种办法与敌人周旋，贾怀光的妻子最坚强，与敌人对吵对骂，毫不示弱。我母亲是一位有胆识的女人，到县里的监狱对敌人说：她一个女人不能找人，让我父亲去找，她来做监狱。敌人同意放了父亲，出狱第二天，父亲就跟着三区的干部一起活动。秋天我与三区干部会面，看见他在给三区干部做饭，忙前忙后，身体还很硬朗，大家也都把他当做自己的同志、自己的长辈和亲人。有一次，敌人突袭，父亲正在做饭，捞起半生的面条背上，跟着区干部突围，摆脱敌人后，深更半夜的大山里，大家吃着半生的面条充饥，禁不住夸老人家真行。我的父母亲，他们不懂革命，但相信他们的儿子不会做坏事。我兄弟四人，大哥、二哥和我都是共产党员，四弟小不到10岁。1935年冬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春，敌人部队换防，顾不上被关押的妇女和老人，趁此机会组织上利用关系，才把他们保释出狱。
1935年下半年，形势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7月下旬后，敌人的气焰已远不如刚进苏区时，我们巩固苏区，打击敌人，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也越来越坚定。又过了些天，我们收到上级转来的一个小纸条。我们已有好长时间没有一点外界的消息，没有上级的指示，敌人的封锁又看不到报纸。小纸条上只写着两句话：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打了胜仗，中央红军到了甘南。这些消息，对我们的鼓舞极大，使我们一下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当时那种兴奋和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我们在郑家坬召集了党政军干部会议，决定红三团马上集中行动，形成拳头，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决定团长仍是王兆相，我仍为政委。红三团分散活动，至此结束。红三团集中活动后几天，打入太和寨敌军内部的李治洲等三位同志来部队，他们原有十多人准备哗变，被敌人发觉只跑出三个。李治洲是关中人，受甘肃平凉党派遣打入敌军，在康子翔营当警卫连长。红三团正缺参谋长，于是任命李治洲为参谋长。
9月中旬，红三团与二十一支队在秃尾河西北数十里的区域活动，晚上行军，白天宿营。这天天明集中在王元家村宿营，被敌人发觉，部队正在吃饭，哨兵发现驻徐家西畔的敌骑兵来袭，我们驻扎在山脚下，必须立刻抢占山头有利地形。我和温治恭、李治洲等几人骑马先上山，王兆相率部队跑步跟进。我们占据有利地形，敌骑兵数十人遭到我们几个的交叉火力，顿时乱了阵脚，又见后面大部队上来，狼狈而逃。我们乘胜追击。我们几个骑马的一路追下来远离大部队，敌人发现追兵少了，占据山头阻击我们。我们几个各找隐蔽地形向敌人还击，温治恭决定回去组织部队，后撤当中不幸中弹牺牲。温治恭同志是我们在红二十六军时期的老战友，也是红三团的重要领导之一，他的牺牲使我们悲痛之极，是红三团的重大损失。
1935年8月后，由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苏区形式逐渐好转。但敌人的层层封锁，仍使我们处于孤立作战的状态。9月下旬，红三团党委在王寿梁村开会，我提议：派人去找特委，接通与上级党的联系，我们急需党的指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是目前面临的头等大事，应尽早派人联系，而且要领导同志去。当时王兆相说他去，我说你留下指挥部队作战，还是我去比较恰当。会议通过了我去向上级汇报情况，领回指示后，迅速返回传达。
六、 离开神府苏区，寻找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
得到神府工委同意，上级决定派我和张江全同志一块走。我和武开章、贾怀光、张江全同志在六区一村里研究了行走路线，敌人围剿严密，路上盘查很紧，通过敌人的封锁是最大的难题。商量决定：化装成贩盐贩枣的小贩，走蒙古绕道过去。六区区委给我们找了一位可靠并熟悉道路的老牛同志，我们赶了两头毛驴，驮上两大袋子枣和盐，装成去定边的小贩。我们往西走蒙汉交界、沙漠、草地，居民很少，往往走很久也见不到人。我们白天走路，晚上休息，自己在野外做饭，什么情况也打听不到，至横山西南，向群众打听消息，群众说南面十多里就是红区。那里也是居民极少的地区，老牛从这儿就回去了。进了陕北赤原县属的红区里。我们在赤原县一村庄打听消息时，被赤卫队误认为是国民党探子，捆绑起来，要拉出去活埋。我听他们的口气，知道是红区的赤卫队员，连忙说明我们是北面来的红军联络人员，但他们不信，反而更加拳打脚踢、推来搡去。他们认为北面几百里都是白区，哪里来的红军？显见是国民党探子，拉出去活埋。我和张江全一听，坏了，几百里白区都走过来了，到了自己的地盘上，被自己人活埋了，不但任务完不成，还白白冤枉送命。我俩连忙解释：我们是神府葭榆地区派出来找陕北特委的，神府葭榆地区已有一年左右未能与上级联络上了，虽然失去与上级的关系，但根据地党和红军团结群众，一直坚持斗争。我们是从沙漠草地过来找特委的，杀了我们特委又不能和神府工委联系了。他们半信半疑地把我们推进一个小院，那有位老妈妈，后来知道是一位烈士的母亲。她老人家仔细听了我们的叙述，沉思后说：我听我儿子说起过神府地区有共产党、游击队，还有苏区。不过去年以来，敌人围剿厉害，都以为根据地被破坏了，既然他们说是北面来的咱们的联络员，明天就把他们送到区上再作道理，你们不能随便把他们当特务活埋。当时天已晚，第二天他们果然把我们送到区上。为防止我们跑了，还捆着我们。到了区里看了我们的介绍信，他们连忙给松绑道歉，又把我们送到赤原县政府，见到魏怀礼等同志。休息后去瓦窑堡陕甘晋省委。在这里见到王达成同志，他惊呼：你们还活着！
这时已是1935年10月中下旬，中央红军来到陕北瓦窑堡不久。为了和神府葭榆地区尽快取得联系，当即派杨和亭、张江全、张汉武回神府联系。
我被派到全总西北局工作，和高长久同住。其间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数次了解神府葭榆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对神府葭榆根据地在敌人严重围剿下，仍坚持斗争，不放弃苏区，给予极高评价。
不久又派我到军事部工作。当时军事部部长是钟赤兵，有黄永辉、戴季英，后来赵启民、张文舟也在军事部工作。
5月我到米西独立营，负责打通与神府苏区的联系。米西游击区司令是牛岗，不久杨风琦区当司令，惠子俊任县委书记兼政委。很快，谭生义独立五营回米西。这两个营编为七营，任命我为营长。在米横交界与敌激战，我负伤，惠子俊政委送我们回安塞谭家营省军事部卫生所养伤。
1936年9月，钟赤兵部长找我，要我去横山独立营当营长，还未启程，又叫去谈话，说要成立供给部，要我去当部长。这时供给部刚成立，杨林、王国瑞、老马、曹昆山等都去供给部工作。我在供给部作部长时间很短，王宝珊从保安来中央，被派去神府独立师当政委，恰逢张江全从神府来向省委要干部。军事部叫我回去，要我和王宝珊、张江权一同去神府工作。离开谭家营之前，钟赤兵和马明芳同志对我说：你是神府地区的老同志，了解神府情况，你去神府，工作由神府分配。
七、 回到神府独立师工作
1936年10月王宝珊、张江全、我和李有益、王明月等干部、战士20多人一同离开谭家营，到靖边长城区，要通过白区数百里。军委要曹动子骑兵游击队送我们，但游击队认为力量不足不敢送。在这里等了一段时间，听到“双十二”事变的消息，这时蒙古工委一位同志带乌审旗几个有统战关系的军人到定边参观。王宝珊派我和他们一起走，去定边找蒙古工委联系过路问题。在定边见到高岗，他出面和蒙古军商量好，送我们到神府苏区边上，蒙古军提出人数不能多，否则不安全，怕不容易过去。回到长城区，组织上商量，决定王宝珊、王明月、我和张江全随蒙古军化装去神府，从谭家营一同出来的其他同志又回了谭家营。约12月我们离开长安区，曹动子游击队送了一段，进了乌审旗，在军营住了两天，组织安排要和蒙古军人不分官兵，结拜交友，联络感情。刚开始一个连长和几个战士把我们送了一段路，路上不太平，他们不敢走又返回原地，在老乡家又住了10余天。在我们的一再动员下，他们决定送我们到汉人区，以后自已走。我们在汉人居民区找了一个熟悉道路的群众带路，用两个晚上通过白区。进了神府苏区在刘家坡找到独立师时是腊月二十九，第二天春节。
1937年大年初二，独立师领导张秀山、王兆相、王宝珊等同志检阅部队。下午领导找我谈话，决定我任独立师参谋长。当时因交通不便，神府的同志还不知道“双十二”事变的消息，神府苏区仍然处在战斗状态。敌人八十六师罗德新团驻神木地区，晋军在葭县北，神府苏区万户峪至花石崖以北一条山上布置封锁线，有一个旅的敌人兵力。部队决定打晋军，撕破封锁。全师上下对攻打晋军信心十足，认为晋军是好运输队长。初三，我们离开刘家坡至四区王家坬，下午缴了土匪邬青云骑兵营陈兼文骑兵连的枪，人员由地委遣散。部队开到万户峪、花石崖，在晋军封锁线上设埋伏，欲伏击敌人，但敌人没有出来。接着部队过秃尾河向葭县、榆林东南方向行动，目的是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战政策，同时寻机消灭围攻我们的敌人。开始几天，敌人后方空虚，打了敌人几股抢劫的小部队。后来摸清了敌人有三、四个营的兵力，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定分两路撤退。第二天部队分两路向西行动，下午至秃尾河西山上。这时前有晋军火龙庙集一线封锁堵击，后有敌人追兵。只有突破火龙庙集的封所线，才能返回苏区，白天行动目标大，周围敌人必会增援，部队在山上隐蔽休息，等待天黑突破敌阵地。是夜对火龙庙集正面、西南两处阵地同时发起攻击，很快将西南阵地打开，周围敌人没有出来，我们顺利返回苏区。
1937年初，时有敌邬青云部骑兵来四区骚扰，二团住四区，连续打击了几次敌骚扰部队，缴获敌数十枪枝马匹。邬青云部请求还回马匹武器，保证不再进犯苏区。根据特委指示还与他们。在七七事变之前，驻扎在苏区周围的白军，一直没有停止对苏区的蚕食企图，经常来骚扰抢劫，挑起争端。我曾几次和周边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
第一次是去神木县城，神木驻国民党八十六师罗德新团。罗德新是陕西蒲城人，去谈了几天，我党的主张、政策，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也很听得进去，许诺只要不是上级督责，两军之间保持友好。抗战时期，罗德新一直遵守了诺言。1937年8月，上级派我和特委统战部长刘文尉去榆林和国民党驻榆部高双成师谈判防务问题。其部经常骚扰苏区，散兵游勇常来苏区偷抢东西，双方部队时有磨擦，要求其严加管束部下，明确划分两军驻防界线，并宣传我党抗日统战政策。高双成满口答应以后要严整部队，禁止部队对苏区群众的偷抢行为，两军礼尚往来。他还招待谈判代表，参观学校、工厂，宣传自己的德政。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独立师奉命东渡黄河，至晋绥抗日。1937年9月独立师主力1000人东渡黄河，受一二零师指挥参加抗日。我受命先过黄河到苛岚县与一二零师政治部联系。部队当日进苛岚，晚上关向应政委作了报告，讲毛主席洛川会议精神。独立师对外改成工兵营。经五寨、神池、进入同蒲路北段，阳方口、宁武县。日本鬼子已经过去了，阎锡山部队早已跑光。一二零师接管了晋西北的防务，独立师奉调五寨，全师改编成一二零师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政委王宝珊，我为参谋长。半月后，张达志调来接王宝珊的政委之职，我们都是红二十六军的老相识了。他告诉我，他刚从抗大毕业，学习收获很大。于是我向一二零师领导提出去抗大学习，得到组织的批准。几天后我离开了部队，去延安抗大学习。
八、 抗大学习与抗战时期
进抗大先到五队学习，五队是政治队。后转到三队学军事，学员中连、营、团干部都有，同学有姜洪照等。主要学习苏联步兵条例、党的建设、政治常识等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及学校紧张的训练，使我收获很大。但我没学完，1938年3月组织上临时调我离开学校，到边区保安司令部分配工作，当时梁钧参谋长主持工作，派我回神府工作。到神府分区保安司令部（河防司令部）任参谋长，司令员为黄罗斌。分管一二零师盘塘一线的河防、勤务。
1938年5月，特委书记张秀山派我去葭县北部，与设在这里的国民党当局谈统战问题。当时我们保安大队驻守这里，连长莫善培、指导员贾如胜，他们派一名战士和我的警卫员李铁旦同我一起去。葭县北和神府五、六区内战时属于我们的游击区，抗战时名义上虽然是统战区，实际仍然在我们的民运工作人员控制下，群众是我们的。我们驻万户峪的部队经常在这里工作，我们去群众十分欢迎，可以做些工作。
7月留守兵团组织会议，神府分区保安司令部派我去。在延安开了几天会，主要是听报告，参观三五八旅，周仁杰在那里当团长。会议未完，主持工作的谭希林参谋长要我去靖边县接替雷恩钧大队长职务。“九·一八”那天和齐渭川等人一起离开延安，走安塞去靖边大队工作。当时环境比较安定，靖边县委派我去宁条梁国民党县政府交涉统战问题。同年12月边区保安司令部调我去神府工作。
1939年初至1941年夏，高岗司令员、王世泰副司令员对我说：神府河防部队主要担负保卫边区、保卫黄河的任务，要求部队正规化，严格行政管理工作。黄罗斌司令、李治州副大队长先后离开神府。我作司令员，张秀山兼政委。杨中行为政治处主任，1940年调走后由许法善任政治处主任。1939年夏天，吴子明从抗大学习回来任副大队长。下属四个连，万户峪驻一个连，王家坬驻一个连，盘塘驻司令部和两个连。
黄河东岸一二零师，南接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警备区，北面有白军八十六师罗德新团驻神木县城、府谷、石窑上、蓝杆堡。石窑上、瓦窑渠、蓝杆堡这些地方，过去都是苏区，为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央决定让步把神府葭榆地区原来苏区的地方划给国民党一部分，但群众基础仍然很好。这两年半里，除五区方向有解生龙民团骚扰，偷抢我地区群众财物，时有磨擦之外，神府环境相对安定。
1939年夏天，为了保卫边区，加强神府方面的力量，警备六团三营贾兰芝营长、郝仲声教导员带一个营由山西开回盘塘，秋季移住葭县，主要用于加强打击来边区骚扰敌军的力量。1940年初，反顽斗争缓和后，贾、郝营又回山西。1939年夏到冬，我曾两去神木罗德新团办交涉，缓解磨檫。
1940年春，我与武开章到延安开会。见到了王兆相夫妇，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在桥儿沟聊了一天。几天后，王兆相夫妇上了山东前线。直到抗日胜利后，我俩才在进军东北路上偶遇，又是聊了一夜。
边保会议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政策，开展生产自救，打破敌人封锁。会议由边区保安副司令王世泰和副政委吕振球主持。
1940年夏秋之间，日寇扫荡晋西北，实行“三光”政策。敌人到了盘塘镇对面山西的黑峪口，与盘塘镇隔河相对。日机在盘塘镇上空盘旋，投下炸弹，炸毁许多民房，河防司令部也被炸毁不少房屋，一二零师贺龙师长率部来盘塘镇沿黄河抗击日寇。日寇在黄河岸边惨无人道地杀害我同胞，边区军民配合一二零师日夜守卫在黄河岸边，抗击企图强渡黄河的日寇。直到1941年夏季我们调离以前一直没有停止过。
1941年春，我和储士明去延安开会，会议讨论的还是部队训练和大生产运动，边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派许法善当政治处主任。6月上级决定神府部队的六营交一二零师。夏季又接到命令六营和绥德保四团合编。
部队六七月开到绥德城东休整。绥德地委书记张秀山来给部队讲话送行，离开绥德时王震司令员来看望部队，并讲话鼓励。与保四团合编在清涧老君殿，共三个营加两个连，属陕甘边区留守兵团三五九旅代管。三个营分别是神府来的六营改编为一营，营长储士明、教导员许法善，二营是绥德米脂来的部队，牛岗任营长，三营霍源丰任教导员。保四团政委王再兴，团长是我，参谋长齐渭川，政治处主任吴立昌。部队合编后先搞政治思想教育和各部队团结教育工作。
1941年秋天，部队回到绥德，三五九旅指示开到周家剑西南参加反击斗争。一营去南泥湾参加大生产。
1942年冬天，我和王再兴政委参加西北高干会议，西北局高岗主持会议。会议未完，组织上临时命我回瓦窑堡带部队到清涧、绥德交界老君殿、怀跃湾一带剿匪，后保四团整编到警三旅，为警备七团。春节前后保四团开至定边，将部队交警三旅七团。吕振球、吴岱峰、张文舟等主持工作，我和王再兴、吴立昌调延安学习。
九、中央党校学习（1943.7--1945.3）至抗战胜利
入校前参加过入学测验，通知于7月初入党校二部五支学习。同住一窑的有钟光殿、周继光、彭胜希同志，钟光殿为小组长，后为支部书记。
1944年4月，西北局调我去志丹县、吴旗县、清涧县通知不许种大烟。在吴旗见到了县委书记张江全，警八团的高维嵩和郭宝珊。都是老战友十多天在一起，安排工作，畅叙友情，真是难得啊。5月任务完成，回党校继续学习。1945年3月学习结束。
离开党校回七团，团政委是左艾，一位长征过来的老同志。七大后，三旅首长通知我们七团，准备随时出击陕豫交界敌后抗战。我和左艾立即着手准备进军敌后的各项工作。抗战胜利的形势发展极快，出击敌后的任务取消了，改为平息蒙古内部两旗矛盾。内蒙乌审旗，东西两旗，由于历史原因，双方有矛盾，但近一段时间，东旗不时化装抢劫西旗牛羊，西旗向我党请求帮助。因我内战时与这一带蒙古人有交往，派我团去化解矛盾，平息争端。7月我带部队进入内蒙，前后一个月的时间，调解双方和好，签盟互不侵犯，和睦相处。蒙古群众兴高采烈，开会庆祝，并给部队送来牛羊烈酒，盛情款待。旗主亲自敬酒表示感谢，旗主正是1936年护送过我们的蒙兵头领，当时我和他还结拜为兄弟。文化大革命中，他也经常被批斗，每次斗他必说：我认识共产党的杨文谟，他可以证明：我三十年代就拥护和帮助过共产党。8月初，我团回到驻地。几天之后苏联出兵东北，接着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
十、 进军东北到南下广东
1945年9月，警三旅组成一个团的干部，去延安集中，我们到延安已是10月，任命我为团长，周华彪为政委，李士兼为参谋长，刘培植为政治处主任。几天后又组成黄志勇、陈伯钧分任团长的两个干部团，我团编为黄志勇团的一个营，我和周华彪分任营长、教导员。毛主席来给我们做了指示，总司令作了动员，10月中旬离开延安。经绥德至张家口，乘火车到怀涞，罗瑞卿又作了动员报告，我们继续向东北开进。在热河途中听到王兆相夫妇的部队就在附近，晚上我与郝培谋营长骑马去看他们。他们是从山东向东北开进，这两天在此休整，聊了一晚，第二天分手时把我骑去的那匹好马换了给他。走到承德因铁路中断，休息十多天。这时中央来了指示，把我们一部分人留在冀热辽军区工作。1946年初，我分配到冀东军区。
1946年至1947年12月在冀东军区十三军分区工作。我带张维山等30名同志一起去十三军分区，我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1947年12月任冀东军区副参谋长，后任参谋长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司令员潘峰、副司令有彭寿生，政治部主任何兰阶。冀东军区战斗紧张，任务繁重
1948年秋冬军区机关移至尊化马兰峪，12月初辽沈战役已结束，四野成立平津战役总指挥部，奉调平津战役总指挥部，分管部队勤务
北京和平解放后，林彪、罗荣桓命令：部队很快就要南下，你速回唐山召集冀东军区连、营、团、师、军的干部，组成南下大队，任大队长兼党组书记，进行集训，准备南下。
南下工作团。冀东南下工作团由李初黎带领，军队有一个大队，200余人。1949年5月出发，7月到湖南长沙，由十二兵团分配工作。
1949年7月至1951年春，分我去陈明仁起义部队作党代表，起义部队改编为两个军。五十三军军长彭杰如、政委王振乾，我任政治部主任，后任参谋长。湖南主要任务是民主教育和剿匪。1950年部队移驻安仁县附近，冬季五十三军进广西剿匪，军部驻柳州，不久又移驻南宁。
1951年3月我与王振乾政委同时离开五十三军，到中南军区报到，任命我为编练司令部任副司令，司令员是钟伟。主要任务是为志愿军训练补充新兵。
十一、到海军工作
1951年8月初奉调中南军区海军任参谋长，司令员方强，政委方正平，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周仁杰。
1952年赴朝研究海防工作，吸取经验。约半年时间。
1956年8月—1958年8月入南京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分调北京。
1958年11月—1959年11月任海司军训部副部长。1960年1月—1961年10月任海司动员部部长。
1961年11月任海军后勤部副部长。
1962年9月奉总政指示，前往兰州军区报到，参加编写西北红军战史的工作。1965年6月返回北京，西北红军战史编写告一段落。
继续在海军后勤部工作。
《杨文谟同志回忆节略》是刘清及子女根据杨文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传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