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秀山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在这本回忆录中，记载了建国初期在东北发生的 “查档事件”。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不然怎么会给我加上“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
2002年5月10日，习仲勋为张秀山的回忆录做了序，转如下：
我和张秀山同志是老战友
我们一起参加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我是在两当革命兵变后，1932年7月到耀县杨柳坪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秀山同志此前在宁夏、甘肃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两年多时间。1932年5月，在甘肃领导靖远兵变后，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到上海党中央受训，学习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秀山是1932年11月间来到陕甘游击队。我们在工作中有过多次交接，1933年6月，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在陈家坡战斗中负伤后，秀山接替我任政委。1941年秀山任绥德地委书记，他因肺病回延安休养，我接替他的职务。革命生涯将我们紧紧地连系到了一起。
在长期的革命岁月中，秀山同志无论在西北，还是以后在东北，都担负过重要的负责工作，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去世一周年时，我与伍修权、马文瑞、张策、张邦英、马洪同志在《人民日报》写了《浴血奋战陕甘呕心沥血松辽》纪念文章，对秀山同志的一生作了回顾。
在此，我想说以下几个问题：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即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为什么能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党的正确领导是关键。党中央1945年4月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土地革命战争的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这个时期内所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样也遭受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破坏。1933年6月，“左”倾分子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边，强令刚组建不久的红26军红2团（仅有一个团），撤出陕甘边根据地，南下渭华。我和秀山以及其他留下来的同志，还有率西北军骑兵团起义的王泰吉同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不但保住了陕甘边根据地，而且还发展和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红2团南下失败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突破重围，回到了陕甘边根据地。我们又重新组建了红26军，将各路游击队编为红26军42师。经过红军和游击队的努力作战，不到一年时间，武装力量发展到2000多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上百个敌人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1934年初，在荔园堡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张秀山同志任特委书记，我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什么这个时期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快速壮大发展呢？一是这个时期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继续发生影响；二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了很大提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斗争方向，按照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军事思想，进行顽强卓绝的斗争。
但是，就在陕甘边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终于还是进入了陕甘边，1934年7月，中共北方代表派人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对红26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无端污蔑，挑起矛盾。1935年秋，“左”倾分子在西北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肃反，把我们这些根据地的领导同志诬陷为“右派”、“反革命”，抓了起来，并欲杀害。此时西北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危机中。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并及时制止了“左”倾分子制造的肃反，因此，才保住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
二、在土地革命极为艰苦的年月，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之所以能够在险峻的环境下发展和壮大，与陕甘边党政军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是分不开的。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刘志丹同志。他具有高超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因此我们都很信任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一共同目标，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
三、陕甘边根据地所以能迅速发展，与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紧紧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分不开的。在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中，我和秀山同志在战场上都负过重伤，是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抢救我们。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共产党革命所以胜利，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最重要，这也是我们这些人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能忘记人民疾苦的根本原因。
四、我要说，秀山同志是一位正直的人。战争时期的情况书中已经讲述，我仅说解放后的两件事：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彭、黄反党集团”问题，秀山同志被接到北京参加揭发彭德怀同志的会议，在会上，他没有发言；“文革”期间，造反派要他参加造反，他俨然拒绝，他说：“要说造反，我30多年前就造反了，不过那是造旧社会的反，我不能参加你们这种造反。”从秀山身上清楚地看到他光明磊落、为人质朴的可贵品格。
秀山回忆了他的革命经历，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一些重大情况，对此我十分欣慰。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时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对后人仍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习仲勋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