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珊与红26军西北抗日义勇军在1935年错误肃反中的遭遇

——郭宝珊将军之子郭建民访谈录

来源:  作者:郭建民 周国祥  时间: 2017-04-11 14:41  阅读量:    字体【

郭宝珊,男,祖籍河北省南乐县元村镇操守村(今属河南省)人,1905年2月生。出身雇农,家庭贫寒,九岁就随其祖父母、父母、叔婶等9口人逃荒要饭到山西晋城、陕西洛川、澄城等地,自幼给地主家放牛,扛长工,下煤窑,1927年秋,因租种洛川县武装民团团总张凤鸣的土地,发生交租缴税的矛盾,团总张凤鸣派团丁几十人放火烧死了郭宝珊的婶娘和堂弟,祖父母、母亲随之含冤去世。一家人接连死去五口。为报家仇,郭宝珊从此广交社会朋友,结识绿林好汉,以图雪恨。几次行动,均未成功。

1928年9月,在共产党员谢子长的指引下,投奔国民军西北军冯玉祥部第24军贺立功师当兵,历任排、连、营长等职,并参加了国民军西北军军官训练团的正规学习。1929年底,郭宝珊随所在的国民军24军70师奉命入豫参加中原大战。1931年4月在河南省许昌地区与蒋介石中央军激战后兵败,部队被编入国民军第21军,准备调往安徽大别山区进剿赤匪(即红四方面军),部属多数不满,部队内部的地下共产党员也活动,郭宝珊率所在团的千余人,在河南许昌和尚桥(今苏桥)举行了武装反蒋起义。失败后到山西阎锡山部,站不住脚,被缴械。又返回陕西华阴县,在旧时好友,此时任国民军3师13团副团长周××的帮助下,要了些枪支,收拢一些部下,进入黄龙山区,竖起“打富济贫”的旗帜,开展反抗旧社会统治的造反活动。

1933年7月,受谢子长同志的委托,接纳了安定兵变的国民军一连的队伍。随后又受中共渭北特委赵伯平、李象九委托,接纳杨虎城部警备5团驻合阳一个整营的起义队伍,自称“义勇军”,人数达千余人。1934年9月,在甘肃庆阳新堡地区率部起义,夜奔南梁,参加了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红军,被改编为红26军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随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红26军、红27军共同参加了陕甘、陕北苏区二、三次反围剿斗争。西北抗日义勇军英勇奋战,屡建奇功,是西北红军的主力团队。

1935年9月,朱理治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指令西北红军26军和27军与红四方面军的25军合编为15军团,西北抗日义勇军被编为78师234团,郭宝珊任团长,劳山战役前一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战役结束后,郭宝珊及其所在的234团遭遇了错误肃反,受到了惨重的迫害与摧残。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得到释放,重新安排了工作,以后长期担任军内重要领导职务,1955年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56年至1970年任青海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也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郭宝珊夫人车先锋,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李家岔乡人,1930年由谢子长动员参加了革命,1933年参加陕北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长期在军内工作,退职前曾任正师级职务,1988年去世。

1935年的错误肃反,对郭宝珊同志及其部属残酷的迫害,给老将军留下了无法挥去的印痕。后半生特别是在晚年,每当想起当年被错误肃反杀害的老战友、老部下,不由得心口疼痛,也不由自主的对家人讲述着事情的原委。

最近,经郭建民同志的同意,编者专程到西安市西延路郭建民家中就郭宝珊及其234团在1935年错误肃反中的遭遇情况进行了采访,并全程做了影视记录。现将记录整理如下:

郭建民谈:我主要说一下我们知道的有关我父亲郭宝珊及其领导的部队在肃反中的一些经过和肃反以后的一些事情,我母亲车先锋和郭洪涛、王世泰、习仲勋、高岗等过去在陕甘、陕北工作过的革命先辈相互交流肃反事件的一些情况,当然只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局部的情况。其他情况不了解。

第一、红15军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

1935年春,刘志丹组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时候,陕甘红军北上陕北苏区的部队有红26军红3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两个团,兵力不到2000人,陕北红27军方面有红1、2、3三个团,2400多人。不久刘志丹又叫陕甘边区的孔令甫带领红2团上来一块参战,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兵力达到5000多人。陕甘苏区的红26军1团、骑兵团留在苏区的东南和西北一带对付国民党杨虎城和马鸿逵部队的围剿活动。

1934年11月10日红26军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陕甘南梁地区整编时,为团级建制,下属三个大队(营级建制),另编了一个机炮中队,共670余人。刘志丹、习仲勋还从王世泰的红3团抽调不少党员、干部充实义勇军。部队各级班子成员:司令员郭宝珊,政委任浪花(后任有黄罗斌、马佩勋),副司令员段盈启,参谋长于正学,政治处主任白如冰,后勤主任张文才(后师玉峰),参谋主任白文华。下属的一大队队长余振西、政治教导员何伯平,二大队队长王东来、政治教导员高维嵩,三大队队长杨茂堂(后党忠实)、政治教导员贺大增,机炮中队队长郭宝珏、政治指导员王子荣。义勇军大队以下设中队(连级建制),中队设正副队长和政治指导员。

1935年8月,朱理治、郭洪涛把持的西北工委要西北红军攻打延安、绥德、瓦窑堡等大城市,解放敌人占据的大据点,创造陕北苏区的新辉煌。但是,西北红军还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也达不到那么高的作战要求。因此,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对瓦窑堡实地侦查后,放弃了攻打瓦窑堡的计划,改为奔袭横山城。攻打横山失利,部队撤回到安定七里沟、玉家湾、黄家川一带休整。

9月14日,接到西北工委的通知,说红25军到了甘泉下寺湾,要西北红军准备和红25军会合。

17日,西北红军全部离开休整地向永坪集结。郭宝珊率义勇军部当天下午到了永坪镇,对上层机关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晚上,26军42师师长杨森召开会议向全师连以上指挥员传达陕甘晋省委的指示,说要对部队进行整编。

杨森师长传达军团的指示:一是要求红42师指战员向红25军学习打大仗、打硬仗的经验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二是要向红25军补充兵力,三是将所有缴获的最好的武器装备交给红25军,四是给红25军支援被装。

当时西北红军的建制是师、团、连、排、班5级,团以下没有营一级,而25军人数虽少,但是编制健全,有军、团、营、连、排、班6级。刘志丹在建军过程中创造了“军队三级准备”的办法,即一级打仗,二级外围准备,三级培养后备兵员。红26军和红27军中都有少年先锋营,地方县区乡都有赤卫队、游击队,以适应长期作战、不断及时补充部队减员的需要。在西北红军陕甘26军42师,每个团队以下都有一个少年先锋连,年龄14至18岁,共计200多名。红27军84师方面,按照贺晋年师长的意见,少年先锋营直属师的管理,没有分到团,人员主要来至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横山、清涧、安定、延川等县贫苦农民的子弟,共计300余名。少年先锋营的小青年们很少配备枪支,大部分是拿着刀和铁矛。平时参加训练,战时随部队做一些后勤工作,见习实地战斗。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少年先锋营随军共有530多名。1955年授衔将军的汪洋、贺大增、王扶之、李树荣、吴习智等5人,就是西北少年先锋营出身的战士。

17日杨森传达整编会议的精神后,各部队分散居住。整编中间发生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少年先锋营的归属问题上。军团决定将西北红26、红27军的少年先锋营人员全部划编补充给25军。27军84师下面的指挥员都很生气,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服从大局,对下面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把直属的少年先锋营给了红25军。这批小青年没过多久,战场损伤无余,基本消耗完了,遭遇非常残酷。42师各团队里的少年先锋营划归问题,杨森传达时下面都不同意。因为横山战斗后,部队还没有进行补充工作,如果调出去,当时就没有补充的兵员了。红42师没有交,各团当晚就解散了少年先锋营,编到战斗队伍中去了,这就和新的西北军委、红15军团领导、红25军产生了矛盾。

当时西北红军的被服条件有了好转,根据地后方有了服装厂。布匹、棉花有的是从关中运送上来的,有的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部队统一了着装,布料是平布,帽子是八角列宁帽样式,上缀红色五角星帽徽。安定休整时期,天气己凉,给战士们发放了夹衣。25军上来时衣服都是灰黑的,所以陕北人叫红25军是“黑衣军”。会议后,陕北红军就把下发的夹衣收起来,并筹集军被,积极支援给了兄弟部队红25军。

调拨支援武器问题,西北红军部队意见很大,提出多余的轻武器可以上交支援红25军,但追击炮和重机枪等重武器留下自用。但新的军委不同意,严令78师、81师要将所有的机枪和迫击炮一律交给75师,78师和81师无奈只好上交。当时西北红军每一个主力团都编制一个机炮连,配备的武器是迫击炮和重机枪,装备比较精良。

西北红军经过二、三次反围剿的19次战斗后,部队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每一个连有轻机枪8挺以上。红42师红2团有6个连,红3团有12个连,义勇军有11个连;红84师三个团,每团9个连,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共有56个连队5300多人。

把缴获的重武器交给红25军后,西北红军上下都有看法:怎么什么都要交出去。要人,要武器还要最好的!

第三是军事指挥人员的变动加深了西北红军指战员的怨愤。杨森说:指挥员要交流,要服从西北军委的决定。开会时团职干部还不知道原西北军委已经消失,新产生了一个西北军委、人员基本是由“中央代表团”和红25军人员组成,还以为是刘志丹为主席的原西北军委。都说刘志丹叫交流就交流,郭宝珊问“交流到什么程度?”杨森回答说:“搞不好连级干部都要交流”,细问才知道是和红25军交流。郭宝珊说:“南方红军刚到陕北,人生地不熟,交流过来如何带兵打仗?”杨森说:“你再不要多说了,要服从西北军委的决定。”

18日向下面宣布15军团的领导班子人员情况,准备在永坪举行会师大会。杨森召开42师连以上指挥员会议传达说:15军团军团长为徐海东,介绍了徐海东的简历;军团政委程子华,反复介绍说程子华是老共产党员,是南方根据地中央局派到四方面军的,山西人;副军团长刘志丹兼军团参谋长。结果当场哗然,其中义勇军一大队政治教导员何伯平(关中渭南人)大声说:“谁的人多?谁的人少?怎么我们的主席成了副军团长?”杨森说:“坐下,不要说!”

杨森宣布新的师团营连建制:红15军团下辖三个师,每师两个团,即75师(由红25军73师和陕北少年先锋营组成),78师(由红26军42师组成),81师(由红27军84师组成),另外原红26军骑兵团直属军团(没有归建,所以后来基本没有受到迫害)。78师团、营、连指挥人员:师长杨森,政委调红25军的张明先担任(后叛变)。原42师的红3团编为232团,义勇军、红2团合编为234团。234团下编3个营,其中义勇军编为1营、2营和机炮连,原红2团编为3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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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宣布232团政委黄罗斌,232团1营长则调红25军的韩先楚担任。黄罗斌站起来说:“我不要,我有的是指挥员,为什么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为什么要从别的部队给我们派?”杨森又说:“不要说话!”然后又宣布234团团长是郭宝珊,政委是马佩勋,参谋长于正学,政治处主任白如冰,后勤处长师玉峰。下编3个营,1营营长余振西、政治教导员贺大增(几天后调到81师,朱奎接任),2营营长杨茂堂、政治教导员高维嵩,3营营长孔令甫(原红2团团长),政治教导员王四海(后刘懋功),机炮连长郭宝珏、政治指导员王子荣。从红25军向78师的6个营各配了一名特派员,向下属的各连派遣了一些指导员,原有连指导员由师集中参加战训队。任命234团各级指挥员宣布后,政委张明先讲了话。红25军各级没有派一个特派员。会后原26军指战员心里很不愉快,都说:这不是监督人吗?我们在前边打仗,后边安排人盯梢!

中央代表团、陕甘晋省委、新的西北军委、红15军团个别领导人背着西北党政军广大领导成员,暗中密谋、采用非正常组织程序,改换西北军委组织,对团、营、派遣特派员(兼同级党委书记)、指导员,基本完成了后期错误肃反、残酷吞并西北红军活动在党的领导权方面的准备工作。

杨森最后宣布:原西北红军团、营、连多余的指挥员,作为战训队,集中到红25军去参观学习。后来,去到红25军学习的30余名战训队员,再也没有看见过,可能都死了。

第二、会师联欢会以后双方矛盾升级

18日举行会师大会,宣布了军委、军团、师、团、营的班子人员。会场气氛是热烈的,而西北红军指战员心情是复杂的,干部情绪很大。整编中西北军委和红15军团从75师调任78师和81师的干部多,而西北红军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调任去75师,致使两个师的编余干部多,特别是78师余的更多。大会会场里中间坐着75师的部队,左侧坐着78师的部队,右侧土台子上坐着81师。部队进会场时,双方就有个别人相互间的语言冲突。在大会上,郭洪涛以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即席讲话。讲话中反复说西北红军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没打过大仗,要向红25军学习,更要尊重红25军,把最好的武器交给25军。说西北红军干部家乡观念严重。会议匆匆忙忙就结束了。

晚上双方矛盾就高潮迭起。晚饭是西北红军设宴会餐,杀猪杀羊,备有酒水。在吃饭喝酒中间,双方举杯敬酒,25军人员当面说话很难听,讥笑说“你们不会打仗”、“打不了大仗”,“是土包子、游击队”。因此,各驻地双方不时发生语言冲突,甚至发生动手打架。郭宝珊的234团驻地永坪东边乔家湾村,也发生了打架事件,但规模不大,被及时制止了。

19日,西北红军上下情绪很不好,闭口不谈交枪的事了。上午,忽然接到上级通知:上午必须交枪,而且又提出所有的轻机枪也必须交。234团1营营长余振西(原义勇军一大队队长,山东菏泽人,曾以地下党员身份在冯玉祥部队中任过连长)说:“交枪必须按照师团会议决定的意见,只交缴获晋军的枪支和60炮,机关枪坚决不交。你们要打仗,我们也要打仗!有本事你们从敌人手中夺去。这些枪是我们用生命和鲜血得来的。你没本事夺,要我们的,坚决不给!”75师来接收武器的指战员们空着手回去了,接着来了75师师长张绍东(抗战初投敌叛变),带着二三十个人赶到234团营地,骑着马用马鞭子指着余振西的脸,操着湖北话骂:“你这个王八崽子!”余振西一听,上步一下把张绍东拉下马,双方互相厮打。郭宝珊听见外边吵闹,赶快从窑洞里出来,制止了余振西等人的行为。张绍东上马时,又用马鞭子指着余振西吼到:“你小子等着,总有一天要治死你!”余振西还口说:“老子是老党员,革命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不怕你!”

刘志丹知道后,迅速来到234团驻地,开会批评了团营干部的做法,强调必须遵守军委的指示。事后,234团营的干部心里很不高兴,但是按刘志丹说的,把重武器拿出来上交了,但有的营没交完。火炮、重机枪交光了,轻机枪基本交光了,没有彻底交完。

武器交了以后,军团政委程子华来到234团营地,要人来了。程子华指责:“郭宝珊,你这个人不老实!光交武器不交人。没有人,我们要机炮干什么?”郭宝珊回答说:“军团没有说交人,我交什么人!”程子华说:“我是军团政委,我现在给你说,机炮连人一块交!我们没有人会用迫击炮,不交人我拿那些铁筒子干什么!”郭宝珊十分无奈,心想还是要服从党的决定。20日早上,就把团里机炮连的人员(包括轻机枪手)共约一百余人交了出去。234连10个步兵连的机枪和射手都调走了,232团也是一样。这样,75师从西北红军中共得到800余名补充人员。

20日又发生了新的矛盾。中午以后,调出去的士兵零零星星从75师跑回来二三十个。有的哭鼻子,有的骂娘,有的说不干了要回家。郭宝珊和政委马佩勋问什么原因?士兵说:25军不是红军,又打又骂,不给往饱里吃饭,骂的说吃的多了。马佩勋做了思想工作,跑回来的战士情绪好转了,也愿意返回去。这时,75师师长张绍东又带着保卫队拿着绳索来了,也不给234团打招呼,直接到234团营区“抓逃兵”,又捆又绑。这时,1营长余振西、2营长杨茂堂、3营长孔令甫一起带着士兵阻拦,不让捆绑,把75师保卫队的人员围在中间走不了。郭宝珊前去现场,结果和张绍东发生了语音冲突。郭宝珊说:“进我们的营区,不经我们同意,随意捆绑人,谁给你的权力?”张绍东就挥动马鞭,抽打郭宝珊。郭宝珊个子高,一伸手把张绍东从马身上拉下来,战士们上去一下把张绍东压在地上。这时刘志丹知道了,赶快通知郭宝珊把人放了。张绍东临走时咬牙切齿地说:“郭宝珊,你234团是土匪、流氓、二流子,不是真正的红军,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老子永远记着这个仇恨!”郭宝珊等人也没有还口。这时跑回来的士兵怎么也不愿意回去了,刘志丹最后也默认了,所以一个也没有回去。其他团营有没有跑回来的人,郭宝珊也不知道。234团的全体指战员对25军75师这种蛮橫不讲理的一系列行为完全不满意,上上下下的态度也不热情了,抵制情绪很大。234团前身是抗日义勇军,起先是从黄龙山绿林队伍中起义过来的,虽然起义过来的几百余兵士随着战争的伤亡在世的不多了,其时的人员大都是后来新参加的农民子弟,但是骨干还多是原来的。新兵中还有马锡五带过来的哥老会的会员,年轻气盛。孔令甫也是从王泰吉耀县起义过来的,听到张绍东的叫骂声,心里很是生气。

第三、劳山战场上西北红军遭遇冷枪暗箭

9月22日,军团命令部队往南转移。贺晋年带着81师走的是东线,即从永坪经过延川、延长、临镇川到甘泉。75师、78师随着军团部走的西线,即经过安定羊马河、贯屯、石家砭、盘龙、牡丹川、安塞真武洞、高桥,到达甘泉洛河川。行军途中,双方见面时有斗嘴骂仗现象。一到宿营地,补充过去的战士又有往回跑的,但再没有发生强行捆人抓人的事,所以跑回来的也就留下来了,再没有往回打发。

28日到设伏地区附近,团以上干部才知道了战斗任务,即在劳山地区伏击国民党的军队。郭宝珊回忆,当时78师、81师团以上的干部,坚决不愿和75师的干部一块看地形,各看各的。看完地形、现场听了作战任务以后,西北红军的干部们感到分配战斗任务严重不公,排兵布阵有些欺负人。决定让81师243团、241团一边围甘泉城,引诱延安敌人南下支援甘泉敌军,一边还要在关家沟阻击延安来敌,同时还要在白土坡村打伏击。78师232团、234团在大劳山、小劳山至白土坡东西山两面承担主要伏击任务。而75师223团、225团在大劳山以北负责封口子,堵截敌人的退路。劳山以北沟道狭窄,作战任务不大。从大劳山、小劳山、白土坡到关家沟近10里长的沟道开阔,川面宽三四百米,山坡平缓。78师和81师又没有重型武器,轻机枪也调走了,火力太弱,仅靠步枪怎么打垮敌人?75师拿走了那么多的火炮、轻重机枪,应该承担中间地段的主要伏击任务。78师234团私藏了3挺轻机枪,而232团老实的一挺也没有留。刘志丹带领大家看完地形,下边的人怎么发牢骚、提问题,就是不吭气,当时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绪。

9月30日,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和234团政委马佩勋为郭宝珊举行了入党仪式。原来郭宝珊几次提出申请入党,说他的部下都是党员了,自己还没有入党,怎么带领下边的人打仗?刘志丹几次解释说,你的入党问题早应该解决了,但是要由特委研究,而部队一直连续作战,老和特委班子碰不到一起,硬是耽误了。永坪整编后,刘志丹给军委谈了郭宝珊的入党问题,程子华同意,并答应同意做介绍人。因此,在洛河川劳山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匆匆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入了党,介绍人是程子华和马佩勋。

10月1日的劳山战役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我方受到了很大的伤亡,战场牺牲300多人。伤亡主要在西北红军里,尤其是78师的234团,而25军的75师伤亡不足几十人。战斗中西北红军和25军进一步发生了重大的冲突。

伏击战打响前,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突然来到234团阵地,带着232团的韩先楚营长(几天前从25军调来任1营长),宣布说韩担任234团的副团长。原来整编时,234团的副团长职位空缺着。当时郭宝珊对韩先楚的印象是个子小,架子大,说话较傲慢。郭宝珊对高岗说:“我们的孔令甫原来就是红2团的团长,韩先楚提拔当营长刚几天,为什么不用孔令甫?”高岗说:“郭宝珊,你不要啰嗦,这是军团的决定。”没办法,只好执行。

伏击战打响后,78师和81师很快将川道里的国民党军队分割为几段,进行包围,近距离战斗,但是封口子的75师一直没有动静。郭宝珊的234团在劳山一带打的很辛苦,但是北边靠他们的75师不出动,老是在他们的后边跟着走,在二线的堑壕里埋伏着。西北红军火力不行,打的非常艰苦,有的地方逐渐难以支撑,上下指挥员都冲在前边直接拼搏,出现了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在危急关头甩掉上衣、赤膊上阵、挥动大刀和敌人肉搏的惊险场面。

敌人被分割后,后卫的一部掉头往回跑。郭宝珊连忙叫刚调任的副团长韩先楚带领孔令甫的3营往北去堵截,但是韩先楚说:“我不熟悉部队,不好指挥。”郭宝珊只好自己亲自和孔令甫率领3营前往堵截。这时,调来的各级特派员、指导员都站在堑壕里不动,不参与战斗,郭宝珊心里非常难过。1976年郭建民就234团军史之事到兰州军区,和韩先楚司令员谈及劳山战役中的经过,韩先楚也直爽的说:“没有参加战斗是事实。不是我害怕打仗,我的确是对部队不了解,不敢带。当然,我也是不愿到这个陌生的部队来。”

郭宝珊和孔令甫带领3营跑到75师防区的地方,堵住了逃跑的敌人,立即拼杀起来。这时,忽然听见后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3营战士和敌人一块倒下了不少。其中郭宝珊的左大腿被重机枪子弹贯穿了,3营教导员王四海的脚也被子弹打伤。郭宝珊回过头一看,75师的其他战士哗的一下全部冲过来了。郭宝珊和王四海等负伤,被抬到了后方医院。

234团1营长余振西在国民军部队中当过炮兵,战斗中余振西从炮声中听出了敌人火炮所在的位置。战斗时,余振西立即带领三四十人找到敌人的火炮阵地,缴获到9门迫击炮,心里非常高兴。战斗结束后,抬着迫击炮往回走。路过75师的地方时75师不让抬走,要留给他们,这时双方又厮打起来了,这是第五次大的冲突。234团政委马佩勋前去制止,委曲求全,做自己部属的工作,把迫击炮留给了75师,领着人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

前方打扫战场,收押俘虏。15军团命令:234团2营的5连、6连,3营的9连三个连,由2营长杨茂堂、教导员高维嵩负责,往后方押送俘虏。走之前,政委马佩勋在劳山附近召集234团连以上干部开了一个战斗总结会,批评了有些指战员和兄弟部队发生冲突的行为。会后,马佩勋政委到后方医院向郭宝珊汇报了有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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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送俘虏的队伍从10月2日动身,走的还是西线,沿路都有地方的游击队协助,用了三四天时间。杨茂堂押送俘虏,也躲过了肃反的劫难。

第四,下寺湾234团遭受严重的残害

10月3日,军团在王家坪召开了劳山总结庆功大会,郭宝珊在医院里,没有参加。

4日,234团下边发生了骚乱,原因是军团政治部保卫队到234团带走了1营营长余振西、教导员朱奎,2营副营长何伯平(胳膊上也负了伤)、3营营长孔令甫,还叫走了3个连指导员,6个连长,叫走了就没有让回来,部队恐慌愤怒,1营乱的更厉害。后来活着的只有孔令甫、朱奎和刘懋功三个人,因为这三人整编前都是红2团的干部,其余的都被杀害了。抓人和骚扰之事,当时郭宝珊和马佩勋都不知道。

5日,副团长韩先楚带着几个人来到医院,说15军团部叫郭宝珊开会,要迎接新的战斗。郭宝珊说:“养了几天了,可以起来了。”叫医务人员包扎了一下,准备骑马走。韩先楚动手给马鞍子铺上了一件衣服,郭宝珊忍痛上了马,对韩先楚说:“离开部队几天了,先回去看看。”

先到了1营,战士们情绪相当大。一连副连长张占奎说:“前天保卫队叫走的人,现在还没有回来。团长,你不能去开这个会。我们现在抱成一团了。你看一看,我们部队驻地周围都被人家包围了,这怎么能说是自己人。”韩先楚也感到部队情绪太大,也不敢说话。234团的人都说:咱们都是起义到西北红军的,还有1000多人。咱们抱成一团,他们敢打咱们,咱们就敢打他们。郭宝珊厉声斥责说:“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都把嘴闭上。”郭宝珊当时以为叫去的人没有回来,可能是开会,或者有什么事,也不知道是师里叫去的,还是谁叫去的。所以让张占奎他们把部队管好,等他开完会回来再说。在部队呆了一个小时左右,韩先楚催促他赶快走。

到了下寺湾15军团部驻地,卫兵叫下马,院门里出来军团政治保卫队的几个人,问是哪部分的?然后保卫队的人走到韩先楚的面前行了军礼,说“韩副团长,请你下马”,而没有搭理郭宝珊,郭宝珊心里很不舒服。院门前有一张条桌,二人下马以后,保卫队长陈玉生(河南人)让交出随身武器。郭宝珊交出了盒子枪,保卫队的人说“你还有一支未交”,郭宝珊只好将贴身的小手枪交出来,韩先楚也交出了手枪。郭宝珊先往门里走,一边走一边说,对不起,我来晚了。刚踏进门栏,就有个人抱住身子,头上套下来一只毛口袋。当时只听见韩先楚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再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只觉得有人在自己身上缠绳子,缠完了以后,被抬到一孔窑洞里。后来韩先楚回忆说,他在后边看见院门里两边也有两张桌子,上面各站一个人,两人倒拿着一个毛口袋。大个子郭宝珊一进门,毛口袋从上面一下就套下来。韩先楚进门以后,保卫队的人说没有你的事了,你回去吧!韩先楚立即回到了234团驻地。

郭宝珊被保卫队的人员抬着送进了窑洞里,脱掉了毛口袋,用绳子捆着。窑洞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里面已经抓回来了十几个人,旁边有人咳嗽,郭宝珊听出是高岗的声音。军团部院子内一排好几个孔窑洞,每孔窑里都押了十几个人。抓人都是诱捕的方法,说是召开会议,叫一个,逮捕一个。

高宝珊在前线首先遇到的是戴季英审讯他,旁边坐着记录员,用毛笔在麻纸上写。戴季英问郭宝珊:“你参加右派没有?”郭说“我是红军团长,怎么参加反革命?”戴说:“我们现在抓右派!”郭说:“我不是右派。”戴问:“那你是什么派?”郭又回答说“不知道。”郭宝珊反问说:“刘志丹是什么派?”戴季英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说:“刘志丹是右派,那我也是右派。”戴季英马上破口大骂:“他妈的,我们抓的就是右派。你老老实实的交代,你们组织了哪些团体?干了些什么事?”郭宝珊什么也说不清楚,因此没有说话。戴季英接着讯问几个具体事:你们为什么对抗北方代表的指示?为什么不打大城市?为什么不和友军友好?戴季英开始动手殴打郭宝珊,嫌木棍不解恨,从门外拿回来一根枣刺条子,把手上用布条缠着,不停的在郭宝珊的身上抽,郭宝珊痛的受不了。戴季英又命令两个保卫人员把郭宝珊扶着站起来,又开始抽打,结果打在保卫人员身上,那个人顿时痛得大叫。戴季英又把郭宝珊放倒地上抽

5日晚上审讯没有结果,6日解开了绳索,换上了手铐。手铐很简单,中间用锁子锁着,感觉好受多了。头上戴上了布筒子,没有挖洞眼。接着送到了另一孔窑洞里,里面有好几个人,保卫队不许他们说话。郭宝珊要解手,保卫队长陈玉生的态度还可以,帮助郭宝珊解裤子、结裤带,还允许他坐在地上。

7日早晨,保卫队在院里的草窑(高1米多放置柴草的小窑)中间挖了一个直径很小近3尺深的坑,里面倒满了水,让郭宝珊站在里面,去掉头套,说是让他自我反省。腿不能弯曲,坐不成,陕北寒冷的十月,冰水浸透在伤口上,一直站了两天。期间,新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专门前来审讯郭宝珊说:“你这个人极不老实,你和他们是一帮子人。查你家是穷人,出身很好,现在对你采取反省的办法,要好好交代。”郭宝珊觉得这样的反省比挨打还难受,伤口见水非常疼。

8日又提审了一次,很简单就定了个“右派”。

9日与将高岗、习仲勋、刘景范、郭宝珊、孔令甫等十八九个人分两批解送后方,由陕甘晋省委处理。郭宝珊的裤子结了冰,痛得直叫唤。陈玉生又找来一条裤子帮着换上,并重新包扎了伤口。军团保卫队给郭宝珊他们都换上东北军的衣服,头上戴上开孔的布袋子,武装押解着,沿着洛河川、安塞高桥、安塞旧城碟子沟、真武洞、徐家沟、牡丹川、安定盘龙镇、羊马河,步行往瓦窑堡走。郭宝珊有时痛的不能走了,保卫队也抬一会儿。沿途老百姓看见他们,保卫队就说“这些人都是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军官,非常反动”,因此老百姓愤怒异常,高声辱骂。休息时,老百姓还围过来打骂他们,他们又不能说话,只好忍受着。随郭宝珊一起被押送的234团参谋长于正学(任过国民军副营长),不堪忍受刑讯的痛苦,启程走了半里多路,就从崖上跳下去了,保卫队向他身上开了几枪后死去。

后来知道:在下寺湾时军团部决定10月4日抓团一级的干部,5日抓营一级的干部。结果4日上午以开会的名义诱捕了黄罗斌、马佩勋等。75师师长张绍东说必须先杀余振西,当晚就抓了余振西、何伯平,拉到下寺湾村老白家的院子里,头上也没有给套布袋子。余振西骂得很凶,政治保卫队的人员用绳子绑住,给嘴里塞上布团,用刀子隔断了喉管满身全是血。黑夜又叫老百姓在阎家沟河对面的石崖下挖了个大坑,然后抬着余振西,拉着何伯平等几个人过了洛河,活埋在土坑里。后来郭宝珊找到河南老乡原军团政治保卫队队长陈玉生,陈玉生说“当晚埋了有十几个人。”

234团在下寺湾被杀害活埋的指挥员有:团参谋长于正学(山东菏泽人,党员,24岁),1营营长余振西(山东莘县人,1929年入党,24睡),1营副营长何伯平(渭南人,党员,22岁),团参谋主任白文化(安徽砀山人,1928年入党,26岁),2营副营长师玉峰(韩城人,党员,25岁),78师总号长李德旺(河南伊川人,党员,红军统一号谱的创始人,22岁)。连级干部有一连长阎东山,2连长龙世兴,少年先锋连长田养民(横山人),4连长张忠仁(白水人),5连指导员李有存(淳化人),6连长马成启(延安人),九连指导员邵宝华(武功人)等13人,也都是共产党员。

第五,瓦窑堡监狱看清了郭洪涛的德行

到了瓦窑堡后,审讯拷打整人的办法非常多,犯人遭遇就更惨了。陕甘晋省委的监狱是汇川通铺的院子,省保卫局将窑里地面铺的砖起掉,在地面上挖了长1.5米、宽0.5米、深0.4米的长方形土坑,坑与坑之间砌了砖墙。犯人进去后,一人一坑,头上还带有布套,只许脸朝下爬在坑里,相互不许说话。郭宝珊个子高,腿露在坑外,就遭到殴打、脚踢,只好缩着身体跪在里面。郭宝珊和高岗是邻里,两人共用一副手铐。朱理治几次审讯郭宝珊,审讯时头套就去掉了。一进审讯室,首先是用棍棒打一顿,然后叫跪着受审。张秀山挨打最厉害,除捆吊以外,还用烧红的煤铲子烙身体。张秀山受审回来后,一肚子的委屈和肉体上的非人摧残,疼痛难忍,失声痛哭,郭宝珊看不见,安慰说“不要哭!要有骨气。”张秀山出声说:“太冤枉人了!”

监狱允许每天放两次风。一天放风时看见郭洪涛从大门进来,两人相互看了一下,谁也没有说话。郭洪涛进了保卫队办公室,不长时间就走了。过后保卫队审讯郭宝珊,态度变好了,不打了。郭宝珊很纳闷,心里想是不是郭洪涛在背后为自己说了什么好话?

又一次提审,郭宝珊进了门看见郭洪涛。郭洪涛开导说:“郭宝珊,我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婚事还是我介绍的。你不要一条黑道走到底,只要认真的说几句,说刘志丹是右派,说出他们几个是右派,就立即释放你。你身上枪伤很重,作战很勇敢。其实你对右派不了解。你看人家口供说你是右派,可你不是右派。你要放聪明点。”郭宝珊看着郭洪涛,心里想:你是省委副书记,陕北人,你怎么也这么说?也搞这些事?郭洪涛又开导说:“你好好想一想,赶快说完就让你走,车先锋可在李家岔等着你呢。咱们是自家的人,可不跟着刘志丹跑。”郭宝珊心里想了好长时间说:“我看刘志丹不是右派。刘志丹是我革命的引路人,多年的老党员,怎么能是右派?”

郭洪涛突然变了脸色,说“你这个人极不老实!给你台阶下,你还不下,顽固的很。不给你谈了,等待着处理吧!”这次没有打他,记录员让他画押。郭宝珊看记录很简单,根本就没有按现场说的记,只写着:郭宝珊说,我自己是顽固到底,不承认。郭宝珊想: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笔录都是当场说的话,不是这样靠编记。以后,又开始对郭宝珊进行棍棒教育了。

过了几天,头套也不带了,态度也变了,原因当时不知道。10月底,保卫部在关押的人中间,叫20多个能干活的,在院子后边挖土坑,轮流的挖。马佩勋还调皮的说:“咱们这是自己给自己打墓坑哩!”大家也不知道是否要杀害他们,反正就一个想法:“大不了就是杀头嘛!”

事后知道后来不打他的原因,是妻子车先锋在后边起了作用。原来安定车家和谢家是亲家,俩家祖上都是从山西过来的。清朝末年车先锋的爷爷领着七八口人,从山西岢岚来到安定唐家川,看见那里地荒人少,便在李家岔胡家沟落了户,开了十余垧坡地,大路边开了一个骡马店,生活可以。谢家从山西过来后,住在李家岔枣树坪。车先锋和谢子长有很近的亲戚关系,在谢子长的带领下两家有不少人闹革命。谢子长闹革命的时间早,为人语言少,个性强,在部属中威望高,郭洪涛也怕三分。1934年陕甘根据地的基层党政军组织建设已经成形,陕北这一块还是游击区。谢子长在七八月间先后派遣包括马文瑞、高维嵩、车先锋等几十人,到陕甘的南梁学习建设根据地的具体做法和经验,谢子长还亲自嘱咐车先锋要学习妇女工作如何做。郭宝珊被关在瓦窑堡后,车先锋很生气,亲自找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当面说:“抓郭宝珊可以,党如果杀了,把我变成寡妇,我们车家和谢家的人就和你闹,没有完!”郭洪涛没有吭声。

12月,郭宝珊释放后,回家看望妻子,谢家也专门做了油糕,招待郭宝珊,结果郭洪涛也来参加。吃饭间,郭洪涛说:肃反中不是我,你的命保不住,我到保卫局给你说了好话,没有对你用大刑。你这个人就是认死理,你不知道陕北的斗争。郭宝珊说:我是军人,管的就是打敌人,不管你们的斗争。郭洪涛说:这样对待刘志丹,对待你,是北方特派员搞的,不是我搞的,我没责任。又说:你不懂政治斗争,不懂党内斗争。你是刚入党,我们没有对你下手。如果下手,你就是首要分子,你太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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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郭宝珊也参加了西北高干会,但没有留下发言材料。郭宝珊认为郭洪涛的人品极不好,老是挑拨是非,连篇假话。怎么能和战友的夫人搞在一起,“朋友妻不可妻”,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

第六,停止迫害后西北红军的待遇不公

中央来了以后,停止了肃反,给受害人平了反,第一次放出来18人。平反会上,周恩来代表军委讲了话,然后设了一顿便宴。宴席上,刘志丹一一向周恩来介绍个人情况。介绍到郭宝珊时周恩来很注意听,然后接着说“英雄,英雄,中国的夏伯阳!”过来和郭宝珊握手。郭宝珊一直站着,周恩来问:“郭宝珊同志为什么不坐?”郭宝珊大嗓门回答说:“肃反时把我的屁股打烂了,我能坐下吗?坐不下来。”周恩来说:“那就站着吧!”郭宝珊说:“我就跪着吧!”便跪在凳子上吃饭,周恩来说:“你这个人很直爽嘛!”郭宝珊连吃了几碗酒。

然后就是等待分配工作,军委迟迟不给分配。一天,王世泰来看郭宝珊,说他就要到安塞县去当军事部长。郭宝珊问军事部长具体干什么,王世泰说就是管县里的军事工作,管游击队。郭宝珊说:“那我不干!”郭宝珊在瓦窑堡闲的慌,听说刘志丹已任28军军长,就去找刘志丹,要跟刘志丹走。刘志丹说:“中央军委决定:28军对原西北红军的人一个也不能带。”郭宝珊说:“你不要我,我哪里也不去。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刘志丹说:“那你去找周恩来副主席。”刘志丹把郭宝珊带到周恩来院子里,周恩来很热情,说“军委决定分配你到神府特区当军事部长。”宝珊说:“我不去,我不会做地方工作。”周恩来一再做工作还不行,便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决定的。”郭宝珊说:“那我找毛主席去。我不认得毛主席,你带我去。”到了毛主席的窑洞里,毛泽东主席说:“中央决定刘志丹组建28军,不能带原部队的一个干部,你要服从组织的决定。”郭宝珊说:“不能带一个干部去,那我给刘志丹当一名战士行不行?”毛泽东转而笑着对郭宝珊说:“我给你题一幅字吧!”随即拿起毛笔,写下“红军骁将”四个字,落款签名。然后,毛泽东像郭宝珊询问了西北红军的许多情况,说:“你这个人很好,很义气,又直爽,有啥说啥,那就破一次例吧,同意你去28军区。”郭宝珊非常高兴,给毛泽东主席敬了一个军礼,就回来了。

当天下午,刘志丹通知郭宝珊说“归队吧!军委任命你为红28军1团团长。”刘志丹还说:“你情况特殊,我要保护你,以防瞎咬!”西北红军官复原职的只有郭宝珊一个人。郭宝珊说:“战士们在哪里?我回去把我234团的人带过来。”刘志丹说:“原来的部队不允许带。你到医院看一看,前几仗负伤的人员好了的,能归队的引回来,然后在抽调绥米、葭吴、横山的游击队组建吧!”郭宝珊问“一共多少人?”刘志丹说:“决定军辖两个团,团下不设营。每团编600多人,全军1200人。”郭宝珊一听便泄气了,首先见了团政委王再兴,让王再兴组织游击队去,自己到医院看望伤病员。

到医院一看,伤的都是原西北红军的人员。和原义勇军三大队长党忠实啦话,党忠实哭着诉说了余振西等人在下寺湾受害的情况。不久郭宝珊率领红28军1团在横山武家坡打了一仗,又负了重伤。(右手彻底残废)伤未痊愈,追红28军到黄河边,这时刘志丹已经牺牲了。郭宝珊非看不行,解开刘志丹的衣服,见背后被血渗透了,肩胛骨被打碎了。郭宝珊异常悲愤,一直哭着扶着灵柩回到瓦窑堡。刘志丹的棺椁是绑在两头骡子上的“驾窝子”上运回来。郭宝珊一生怀念着刘志丹,每当想起这位革命的引路人、好大哥、良师益友,就非常伤心。郭宝珊热爱敬重刘志丹,刘志丹也非常信任他。自志丹牺牲后,郭宝珊全家每年的4月14日都要在家祭志丹烈士,几十年如一日。

东征,15军团下属的75师、78师可以说受尽了苦难,“参加战斗多,前线攻坚多,伤亡人员多,缺员补充少。”东征回来后78师的干部活着的不多了,尤其是补充到75师的少年先锋营的娃娃们最惨。15军团在劳山战斗后收拾了78师,榆林桥战役后开始对81师动手,首先是调换各级指挥员,调换中间中央红军到来了,迫害停止。当时81师政委张达志调到军团当民运部长,为15军团搞民众工作,又把78师张明先(原25军干部后叛变投敌)调来当81师德政委。毛泽东、周恩来到鄜县部署直罗战役中间,张达志一再写申请,不在军队中干了,要求改做地方工作。东征回到延川大相寺开会中间,毛泽东亲自找贺晋年谈话,然后将81师建制从15军团中单列出来,直属中央军委管理。西征至宁夏山城堡战斗后,78师就没有多少人了,每一个连队仅有四五十人,部队番号保留着。西北红军主力军团原来5000多人,在15军团统领下消耗的没有多少人了,西北这个山头被彻底削平。

原红27军84师师长杨琪肃反释放后,只让在延长、宜川两县黄河畔一带为红军收购棉花,后来又当了新组建的红28军3团的团长,1936年3月9日在绥德义合攻打岱王庙战斗中,为了表白自己忠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亲自冲锋在前,结果头部中弹牺牲了。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被捕释放后,闹得要到红28军去,结果到了新成立的黄河游击师,接着到了30军任参谋长。东征部队返回陕北,红30军断后。队伍撤退到山西三交镇的黄河边,命令他带着两个连仅100余人,阻击阎锡山的追击队伍。阻击战斗中把人员伤亡光了,晋军也暂时退下去。这时大部队都过到了清涧这一边,船只停止了摆渡,只过来一只小船。杨森指挥着将八九个伤员送上船,再也装不下人了,小船只好返回西岸。敌人又追来,几个人战斗到最后,杨森弹尽粮绝,壮烈牺牲。事后,陕北这边派人过河查看,晋军打扫战场只拿走了枪支,死了的人一个也没有动。杨森倒在地上,右手举枪自尽的姿势还没有改变。当时幸存的人后来也证实了这个情节。

郭宝珊经常说:他一生遇到这么几个人生知己。一是刘志丹,是他参加革命的导师。刘志丹对他的坦诚信任,关怀体贴。跟着刘志丹一路顺风,节节胜利。部队整编为红15军团78师时,够234团长职务条件的人有好几个,但刘志丹力主用了他。二是周恩来,三是贺龙,四是彭德怀。在这些革命领导人的身上,他深受影响,懂得了革命道理,坚定了革命信念;提高了军事指挥水平和组织能力,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直、坦诚、无私、无畏的精神,是他一生难遇,终身难忘。虽然他多次遭遇挫折和不公平待遇,但心里从来没有后悔过。

 

采访整理人:周国详

(2011年8月20日根据影视记录整理并经过郭建民同志审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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