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与陕甘边

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开启了边区历史的新阶段；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是全局性的。

一

土地革命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成功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它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保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宝贵火种，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且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本营与战略基地，终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以及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这一伟大贡献足以使老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永远铭记，并永远引以为自豪。

陕甘边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端、发展、挫折和胜利都与中国革命的历程息息相关。20世纪20年代中期，李子洲等就创建了陕西的党组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导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李子洲代表陕西党组织在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后回到陕北，开始了组织武装斗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派黄埔军校的唐澍、刘志丹以及谢子长等一批同志回到陕北开展武装起义、建立革命队伍的斗争。1927年10月，由唐澍、白明善、谢子长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拉开了西北地区建立工农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929年四五月间，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撤换了犯有右倾错误且作风恶劣的代理书记杨国栋，决定由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确定了搞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争取白军)、灰色的(改造土匪)和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形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陕北和陕甘边这片热土上，建立工农红军和武装割据的斗争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此起彼伏，前赴后继，从未熄灭过。

贾拓夫是陕北神木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加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的。1929年他参加了红石峡会议，结识了刘志丹。此后，他一直在省团委和陕西省委做地下工作。1932年8月后，他奉调到陕西省委，相继担任省委委员、常委，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由于干部力量不足，部队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向中共陕西省委告急求援。贾拓夫根据省委的意见，从各方面抽调了一批党、团员，派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加强了红军的骨干力量和战斗力，张秀山、杨声等就是其中的优秀分子。1933年3月和4月，中共陕西省委两次改组，贾拓夫改任省委委员，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宣传委员。6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坚持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一带活动，贾拓夫曾奉命前往拦截部队，但未能追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渭华地区遭到严重失败，几乎全军覆没。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以吃饭为掩护召开会议，讨论红二团南下失败和加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等问题。当时，王泰吉任团长的国民党十七路军骑兵团已于1933年7月21日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会议开始不久，即被特务发现，决定马上转移到另外的地方。时任省委书记的袁岳栋和杜衡一出去即被逮捕，同时参加会议的高岗和贾拓夫则乘乱得以逃脱。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后随即叛变，供出了他们所知道的所有党团组织和党团员，敌人立即展开了大搜捕。

在这危急关头，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迅速组织一系列的应变安排和工作布置，使陕西的党组织和红军避免了更大的破坏和损失。他立刻机智地跑到省委机关技术科通知人员马上离开，把文件寄放在荷芳(即谢和防)掌握的一个地方，他自己带了一包重要材料转移。第二天又冒险到袁岳栋与军委接头的地点蹲守，见到负责军委的窦文德，通知他袁、杜被捕，并通过窦找到了团委书记刘宗沛，请他通过团的系统尽可能通知各地并上报中央。当时决定由贾拓夫、窦文德、刘宗沛处理一切事务，他们设法通知省军委负责人汪锋和其他人转移；让在杨虎城部的阎揆要等同志注意隐蔽；派人到三原给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送去纸条，用暗语写道：“掌柜的打官司去了，请你到舅舅家要些钱过日子”；还让省委工作人员陈子敬转告刚从甘肃回来的孙作宾，利用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关系，掩护好自己，先搞个临时组织，并将省委仅有的一架油印机和一些档案文件转交孙作宾保管。

8月7日前后，贾拓夫在白露湾召集部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做了部署，会议决定派贾拓夫去向中共中央汇报。在做了一系列安排后，贾拓夫于8月15日匆匆北上，到北平向北方局汇报情况，经北方局负责人高文华介绍，贾拓夫又辗转到了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同时还与河北省委取得联系，建议河北省委派谢子长、阎红彦回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做领导工作。在1933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还提到：“三原、边区我们通知杨声就近负责，代表省委解决一切工作问题[杨声那时负责二十六(军)四团政委工作]”。“渭华我们已与县委书记讨论过了。我们离开陕西时还在渭华留了一天，解决了些问题，并决定子丹(即刘志丹)、子文(即黄子文)、世泰(即王世泰)们的工作[二十六(军)失败后，他们四五个人在渭华藏着]。派子丹、世泰到四团去，子文到韩城梁占魁部去工作，把梁组织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路旗帜之下。我找见高麻子，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经过这次破坏后，省委只丢我与杨声二人了。杨声二十六(军)四团离不开，而且也不能回西安来。我在西安更无法立足，所以在党团活动分子会上才决定派我来中央，要求中央解决省委组织问题。”

他在报告中建议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区域的问题。我的意见是把汉南划归川陕省委，这在政治上与领导便利上都是必要。把陕北从河北方面划到陕西这一工作区域，这在政治上与工作发展上也都便当的。那么就是关中、陕北、甘肃、宁夏划为一个西北工作区域。假如绥远有可能时也可列入，形成一个西北工作区域，中心或者放到西安，或者放到陕北。”

“关于组织领导的问题。当我们走时，会议提出意见，至少要中央派两个以上最得力的干部到陕西去。在目前西北形势的发展上都要求中央用最大的注意加强西北工作的。现在我们还坚持这个意见，要求中央选择两个得力同志到西北去。这两个人一个负总的责任，一个负军事工作的指导，再配合当地一、两个好的同志，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来领导西北工作，这样在工作恢复的过程中再恢复与健全省委组织与领导。二十六军的问题，我在河北时，也曾与河北负责同志谈过，派浩如与鸿雁回去，鸿雁到二十六(军)去，浩如到陕北游击队去。”

这些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陕北与陕甘边武装割据的斗争与党的组织和领导的关系，这也是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时值得重视的一个重要材料。

二

笔者认为，陕北与陕甘边革命的斗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大致以1935年10月为分界。第一个阶段是党的领导下，这一地区自立斗争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相互联系，构成了陕北、陕甘边以及西北根据地的特殊历史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失败了，中央苏区和全国各地绝大部分红色根据地先后沦陷，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甘肃俄界(今甘肃迭部县境内)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以游击战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并将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闯过天险腊子口，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岷县哈达铺休整。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革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9月23日，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有一则消息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多人……聂荣臻立即将此报专送司令部。叶剑英见到后，马上找到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我们到他那里去，你看怎么样?”贾拓夫兴奋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当天，叶剑英把报纸拿给彭德怀，彭德怀看后顾不上商量，就去找毛泽东。回来时，他兴奋地对叶剑英说：“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找来贾拓夫，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活动以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毛泽东异常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他对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随后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到陕北只有700里路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

1935年9月26日，红军陕甘支队挺进?胃通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贾拓夫列席了会议。榜罗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所定路线方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以陕北领导全国的革命。lO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阐述了中央从沙窝会议、俄界会议到榜罗会议的决策过程。毛泽东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甘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之后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会议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作出决议，宣告红军到达陕北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正式宣布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从此，包括陕甘边在内的西北根据地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935年11月10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由下寺湾到达瓦窑堡，将中央机关设在此地。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经安塞县到达瓦窑堡。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张闻天任书记(兼)，同时还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为西北苏区最高政权机关，主席是秦邦宪，财政部部长林伯渠，粮食部部长邓发，土地部部长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部长崔田民，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司法内务部部长蔡树藩，工农检查局局长罗梓铭，劳动部部长邓振询。

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设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陕甘省委驻下寺湾，书记朱理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富春，宣传部长李一氓，军事部长肖劲光，白区工作部长张策，秘书长曹力如，少共省委书记白治民，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陕北省委驻地瓦窑堡，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贾拓夫，军事部长戴季英，妇女部长白茜，秘书长兼白区工作部长马文瑞，省工会委员长高长久，少共省委书记慕纯农，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1936年6月，贾拓夫参加中央巡视团，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巡视，关中特委书记由习仲勋担任，11月成立三边特委，贾拓夫任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唯俊(后因其被匪徒杀害，三边特委暂未成立)。这两个省委和三个特区统归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办事处领导。

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到西北错误肃反的问题。就在贾拓夫向程子华、郭洪涛交接与中央联络电台之时，他了解到刘志丹、习仲勋、高岗、汪锋、张秀山等许多陕甘地区的负责干部，被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代表团错误地关押起来。代表团搞肃反扩大化，并准备处死这些干部。他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必须尽快向中共中央报告，只有依靠中央才能解决问题。在他向中央复命时，紧急报告了情况，中央立即作出“刀下留人”的指示。之后，中央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去瓦窑堡，接管了陕甘边区保卫局，随后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事件。1935年11月底，由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公布《西北中央局审定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立即释放，并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件令人痛心的事件的解决，也充分证明了中共中央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三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隆重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75周年，是有深远意义的。因为，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以及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是无可替代的。首先，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个革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土地革命后期几乎唯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其次，西北这块根据地在中共中央落户后，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和战略基地，有力地支撑和指挥了长期抗战，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夺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包括陕甘边在内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指挥中心，也是全国政治斗争的领导中心。在整个边区的发展中，有军事斗争，有政治斗争，有土地改革，有经济建设，有政权建设，有政党建设，有理论建设，有群众组织建设，有文化建设，有思想建设，有统战工作，有民族工作，有教育工作，有卫生防疫，甚至有外交工作，等等；边区有自己的农业、工业、贸易、财政、银行、货币，甚至还举办过自己的工农业展览会，几乎涉及一个政权所必须面对的所有领域和工作。虽然许多政策、指令是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名义发出的，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做出的。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的实践，实际上是以后建立的全国政权的前期实验，为共和国的建立和运行探索、积累了一系列较完整的宝贵经验。因此，人们称它是革命的圣地、革命的摇篮。也因此，应该认定，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实践，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的特殊作用和意义，是有全局性的。

作  者：贾虹生，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总裁，总经济师，贾拓夫同志之子。

原  载：《陕甘边根据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