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郭芝贵，1908年9月出生于陕西安塞一个贫农家庭。我的父亲郭生宝，打了一辈子长工，母亲高氏原是嫁给一个姓蒋的农民为妻，生下了一男二女。以后其丈夫病故，就跟郭生宝结婚，生下了姐姐和我。
我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我的三个姐姐因家境贫寒无法维持生活而先后送给了别人家，留下我和母亲则四处讨饭为生，好不容易母亲将我拉扯大。在11岁那年，终因饥寒交迫，不可度日而被迫去给地主刘德福放羊。一年到头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地干活，以残汤剩饭充饥，喝口凉水解渴，终年吃不饱穿不暖，还常遭毒打、咒骂，挨打受气是我的家常便饭，习以为常了。在青黄不接时，没饭吃，不得不求地主借粮，但到了年终要受地主“驴打滚利滚利”的盘剥，一年挣五两银钱的工资全部被扣除不发，反倒欠下了地主的债。
有一次给地主放牛、羊时，年近11岁的我，个子又矮又小，但硬要我放十三头牛、二头驴、一百二十只羊。因为忙不过来，在混乱中一头牛混进别家牛群里，我没发现。回到家一清点，方知少了一头，便立刻跑去寻找，结果被地主打了几个耳光，还吐了满脸的吐沫。又饿又累的我被他打得两眼冒金花，一头栽倒在地上，好长时间站不起来。
给地主干活是没明没黑的，黎明前就爬起来，打扫院落，挑满水缸，再下地干活。每天晚上还要剥完一大捆麻（从麻杆上把麻剥下来），才能去睡觉。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活，累得精疲力竭，倒在坑上就醒不过来，常常尿在坑上。没有鞋子穿就赤着脚去放羊，山上遍地有蒺藜，刺进脚板里，肿痛难忍，行走十分艰难。一年四季，炎夏寒冬，放羊平生，腿上、脚上的裂口很深，血流不止，可是狠心的地主逼你上山放羊放牛，照常不误。这种受压迫、剥削的日子，我一直熬到18岁。
我18岁那年离开地主的家，自己开荒种地。1928年的一天，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突然闯进村来，把我抓去当兵。在国民党部队里同地主家一样挨打受气，折磨人，排长打班长，班长打战士，老兵打新兵，这样的罪我受了两年。在这期间，我总想着瞅机会逃出去，但又不敢跑，只怕自己逃走了，全家、全村的人受牵连、遭毒害。所以，一直到1930年才投入刘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
1930年国民党的部队调防到了宜川县，在夜间我趁机逃回到家里。这年冬天，经当地学校教员白焕章（共产党员）的介绍，我跟孟德胜两个人到保安找到了刘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当时这支队伍只有五十来个人，十八条抢，分三个班。孟德胜编入一班，我在三班，这支队伍当时就活动在保安一带。
1930年10月，刘志丹带领部队去攻打驻在太白镇国民党的一个营。当时我们人少又缺粮食，刘志丹就借了永宁山民团团总曹力如（曹是共产党人）的十条枪，我们伪装与这个营的黄营长合作，趁中午吃饭之机，刘志丹用手枪打死了该营长，并以鸣枪为信号，我们一齐动手夺了敌人二十条枪，二十多匹马，凯旋而归。一夜行军，清晨到达林锦庙，又碰上国民党张廷芝部下的连长韩大成带领的二十多人，我们活捉了韩连长并缴获其全部枪支弹药，只给他留下了两条坏枪，让他们滚蛋了。我们顺利返回保安，不但还清曹力如的十条枪，我们自己还有步枪四十来支，驳壳枪两支，手枪一支。就这样，我们在保安一带发展着自己的力量。在保安一带曹力如（是共产党人）不打我们，而敌人和县长也不敢触动我们，因此我们的力量壮大发展比较快。
1931年春节时，刘志丹带领队伍向甘肃边界进军，行军百余里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一路上战士们又饿又渴、又困又冷，赶到梢山林里已到深夜了，下着鹅毛大雪，大家也顾不得这些，管它三七二十一，倒下就睡着了，一个个变成了雪人，从雪堆里钻了出来，全身冻得僵硬了。正月初三我们到达合水县的固城，遇到了刘志丹以前派出去的赵二娃，唐青山带领的二百多人的队伍，把两支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三个营（三百来人百条枪），刘志丹任团长，兼一营营长（我在一营三连），赵二娃任二营营长，唐青山任三营营长。经过休整后，就向彬县进军，到达盘克塬一带，正月初八这一天，我们正在张皮塬（地名）吃饭时，被敌人包围，正面有千多人的步兵攻上来，后面还有四、五百骑兵迂回过来。虽说敌众而强，我寡而弱，但我官兵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坚持了一个上午，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在战斗中，我们牺牲了七、八名同志，消灭敌人近二百人。突围后我们到了芦保梁一带进行休整，然后西下，于正月下旬到达旬邑县的职田镇，名义上去投靠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旅，旅长是苏雨生。苏将我们编到他的补充团，我们就借国民党的合法地位搞革命活动。古历三、四月份，我们的部队整顿得比较好了，又发展了四百来人，力量逐渐壮大起来。但在四月的一天，我们团部的几个人到敌人粮库要粮，把管粮的老秀才大地主打了一顿，谁知这家伙服毒自杀了。这下惹出了祸，地主绅士出来把我们告到陕西省国民党省主席杨虎城那里（杨虎城任国民党十七路军总司令），杨虎城电令苏雨生把我们消灭掉。但刘志丹还不知道这情况，当刘志丹去向苏雨生说明要粮情况时，被苏关押起来，并以一个团的兵力将我们的队伍团团包围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团部命令各营交了枪，战士们十分气愤。被迫交枪后，当夜二、三营全部指战员溜走了，一营剩下的不到百来人。为了搞清刘志丹的下落，我们就到了彬县。经过多方联系，方知刘志丹被放了出来。志丹出来后，又四处奔波，进行活动，组织力量，东山再起。
1931年6月，刘志丹在宁县，派人跟我们联系，要我们到他那里去，但突然被杨虎城派来消灭苏雨生的部队包围，无法突围出去。后来到早胜镇找到了刘志丹，从此我们这支部队与陈珪璋的部下的团长刘宝堂的部队会合，以后陈珪璋原收编的土匪高广仁突然叛变与苏雨生勾结一起，把我们这支部队全裹走了。
到了合水以后，高广仁又被陈珪璋打垮，刘志丹带领我们进了合水城，并把我们介绍给刘宝堂，和刘宝堂转移到平凉。刘志丹带着马锡五、王廷玉、李××三同志寻找山西游击队去了。
1932年开春，我同张秀山等几个同志到达甘肃省靖远，后来谢子长也来了，并给我们作了指示，要我们去搞王子元部队的兵变工作。因为往外拉部队的时间没有定好，张秀山带了一个连的人提前出发了，行动被敌人发觉。敌人则全城警戒，迫使我们出不了城，第二天张秀山被敌人抓住了，押在监狱里，后经地下党多方活动才救出了秀山。此地不可久留，于是我由靖远经过兰州到庆阳东山找到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这时正是陕北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打土豪分田地，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轰轰烈烈迅猛发展。
我到平定川不久，遇到了由陈宏斌带领的安塞哗变过来的民团。不久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与陈宏斌部队相回合。合并后两三天就去攻打保安县的敌军，因侦察情况不清，误以为敌军只一个连，其实是一个营，使我军战斗失败。我部队便撤到保安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斗地主，打土豪。这时保安县和延安的敌军以两个营兵力来围剿我们（仅二、三百人），我们就返回东儿梁。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上级决定留我中队（四、五十人）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南下转移。我中队与敌人打了一上午，牺牲了七、八个同志，大队长刘志新牺牲了，但消灭了不少敌人，赢得了时间。然后摆脱了敌人追击，转移到了甘肃庆阳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1933年春，刘志丹、谢子长指示陈宏斌带我们几个同志到国民党十一旅搞兵变工作。去了以后，不料被敌营长、旅长发觉，陈宏斌被抓，我回南梁参加苏维埃政府保卫队。1933年2月由党生荣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调我到保安游击队，当年冬天又调我到骑兵团三连。
农历腊月十八日，我们从南梁出发，五天五夜长途奔袭赶到国民党区域长武县城下，城里住着一千多敌军，我们不到一百人的兵力，由东门转到西门，我们的十几个同志穿了敌人的衣服，走在前面，敌人刚一开城门，他们就往里走，哨兵问道：干啥？我们的同志回答说：马鸿逵的骑兵团。敌哨兵听说后敬了个礼，让我们进城了。后面的同志走来向哨兵打了一枪，哨兵被吓跑了，一个带哨的家伙从旁边打来一枪，我们的一个同志被打伤。我们的同志跳下马来，迅速上了城门楼子，上面住着四五十个敌兵正在吃早饭。我们把枪架在他们面前，顺利地缴了敌人的枪。我们迅速转到伪县政府，翻墙进了院，抓住一名伪县长。我们叫他下令，让敌民团交枪，但他不肯，便拉出城外杀掉了。我们还断了长武至平凉的通讯线路。没收了一个资本家的店铺，除纸烟我们带走外，其余东西全部分发给当地农民。还没收了善后局的部分财产，给我部队换了冬装。战斗结束后，我们转到长武县城以西三十里的窑店，正遇赶集市，便向群众宣传了红军的政策，杀了一个税务局长。晚上到了西峰镇的董志塬，这一天我们跑了二百多里路，出击完全胜利了。
这次战斗，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政治上影响很大，给敌人造成了混乱。第二天伪陕西日报则大造声势，说“共匪杨森率领五百余骑兵冲击长武城，长安附近的县城都恐慌万状”等等。其实我们还不足百人的兵力。战斗胜利后，我们平安返回苏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次战斗中，敌人超我军十倍兵力，却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
1935年春初，经过几次战斗以后，上级调我到师部，第二天部队在合水县柳村塬与马鸿宾的骑兵部队打了一仗。在夜间作战时，因内部作战联络信号安排不周，自己部队内部误打起来，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两名团长被敌人打伤。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
就在这时，敌人对我南梁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反革命大围剿。南梁革命政府被迫转移到洛河川延家湾一带。同年4月，上级又调我到五支队任支队长。该支队活动在延安、安塞、甘泉一带，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发展到八、九百人。1935年5月，我带领五支队包围了高桥寨子，寨内全副武装的百余人的民团，被我部全歼。接着，红军大部队包围了敌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经过一星期战斗，拿下了该寨，杀了一个县长。部队立即攻打李家塌，活捉二十多个土豪，解放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地方政权和民兵队伍，壮大了革命队伍和力量，兴隆寨和李家塌解放后，是安塞全县解放，陕甘和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
以后苏维埃政府搬到了高桥下寺湾一带，人民的情绪和部队的士气日益高涨起来，人心所向。
九月份，红二十五军由陕南到达陕北，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组成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在劳山消灭国民党东北军的一个师，俘虏二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胜利捷报频传，声势浩大，人心欢乐。在革命运动热火朝天的大好形势下，郭洪涛、朱理治等北方局代表，他们执行了错误路线，他们利用了不了解情况的红二十五军进行了一次错误的“肃反”运动，将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大部分都逮捕了，包括刘志丹在内。在错误路线下，很多革命干部遭到残杀，就连我一个普通干部也逮捕，天天被打，左眼致残，差点被杀。大家都处在紧张的有今没明的气氛中，导致地方干部人心惶惶，使陕北革命到了危机关头。
10月份，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时拨正航向，制止了错误的肃反运动，纠正了错误路线，释放了无辜的被押干部，使我们重见光明。是大救星毛主席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就是被毒打、火烧使左眼致残。是毛主席挽救了陕北革命、陕北根据地、陕北革命武装力量。毛主席到达陕北后，亲自指挥直罗镇战斗，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的一个半师（五个团），俘虏四千余敌军，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迅速壮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巩固了苏区。不久调我到陕甘军区司令部任侦察参谋和司直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回顾我们受错误路线迫害的日日夜夜里，当时想干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结果却遭到如此一步，情绪十分低沉，经中央红军的战友耐心地解释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后，使我的情绪逐渐好起，革命意志坚强起来。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正确的结论，他说：郭洪涛、朱理治政治立场不坚定，对错误的肃反路线要负首要责任。聂洪钧、戴季英要负重要责任。以刘志丹同志为首的陕北受了害的同志是正确的，他们所做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结论，解除了我们沉重的思想包袱和政治上的压力。
1936年开春时，调我到华池县当军事部长，下属有八、九个单位，一千多人员。我们活动在陇东的庆阳、怀县一带。红军东征到山西后，于同年春又回师西征，到陕甘宁边境迎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时又调我到怀县当军事部长。以后打了许多胜仗，1936年11月12月间，在山城堡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中央军一个精锐旅。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中国革命，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1936年12月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号召，立即受到举国上下的拥护与响应。浩大的革命声势，也影响和鼓舞了杨虎城和张学良二将军。12月12日，张、杨便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要求他抗日。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项要求、五项保证，蒋介石完全接受了。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全民族的解放，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从此结束了十年内战，转向抗日战争。
部队开始整编了，但我军指战员对此思想不通，为此而开展了一次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积极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去。正当此时，我奉命调到合水县任军事部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八路军调往华北前线，这时党中央进驻延安。保卫延安的留守部队共有九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些县保安部队。这时调我到安塞县任保安大队长。
在这长期战争生活的年月里，我没盖过一床被子，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1938年我29岁，和雇农家庭出身的王九兰结婚。九兰的母亲为了母女的生活，起五更，睡夜半，拼着命去给地主家干活，当奶妈，竟将给九兰的奶断了，转给地主的娃娃吃，受尽了折磨和苦难。地主家得了瘟疫病，把病人放到九兰家，她母亲被传染瘟疫而病故了。当时九兰只有8岁，家破人亡，苦难深重。九兰的父亲打短工，不能维持生活，去讨饭吃，就把5岁的九兰送到地主家去抱娃娃，喂养猪，受着牛马之劳，汲猪狗之食。奈何到10岁时，就给一家姓武的做了童养媳，挨打受气，生活到15岁那年，她的丈夫在红军部队里作战牺牲了。17岁时九兰跟我结为夫妻（习仲勋为我们主持婚礼）。
1939年我在延安党校学习一段时间，40年调到保安四团当营长。1941年住军政研究班。1943年调到警备三旅旅部当骑兵连连长。1947年蒋、胡匪军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又把我调到安塞县当游击队大队长。在延安地区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俘虏敌人一千多名。期间，我被反革命分子告发，敌人派出一个排的伪军，窜到柏家塔把我的妻子王九兰、女儿郭彦芳、儿子郭彦昌统统抓去。把九兰吊上房梁严刑拷打，脖子被打歪，头发被撕下，成了残废人。被敌人严刑拷打了一天，但九兰未向敌人吐露一句有关游击队的情况。然后敌人把她母子三人关押进牢房，又差人到我家屋里屋外，地上挖坑，墙上打洞，想挖出游击队的枪支弹药来，但未能得逞。敌人穷凶极恶，把九兰的父亲打成重伤而致死，还不许九兰回去埋葬父亲，好在村上的群众乡亲帮着把死者用石头垒到岩石里。实在无可奈何，请村里40多名贫民百姓向敌人具保，才把九兰转到敌人控制范围内的延河湾镇，临时找一间房子住下。以后我就带领队伍去进行袭击，打跑了敌人，把她们救了出来。过了不几天，我派了一个班游击队员，到我家把妻子、儿女接出来，保证她们安全。但村里人挡住不让接走，怕敌伪军来向村里的保人要人怎么办？让村里人受牵连，吃恶果是不行，但如果不走，一旦被敌人发现，这母子一家人就没命了，怎么办？九兰便忍痛把6岁的女儿留下做人质，带上小儿子跟着游击队逃了出来。然后我让村里人转告伪保长，说我女儿的安全他要负责，不但不能把孩子交给敌人杀害，就是饿着、冻着也不能饶恕他，若继续把女儿扣下去，我一定要取他的头。伪保长一听害怕了，就把我女儿放了出来。我经常派人到这一带进行活动，捉了不少反革命，晚上还去敌据点进行夜袭。过了三、四个月，敌人看形势发展对他不利，便撤走了。1947年蒋、胡匪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时，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争取主动，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主动撤离延安，把敌人放了进来，3月21日，胡宗南匪军进到延安城。我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在青化砭消灭敌军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首战告捷，接着在羊马河消灭敌军一二三旅全部。然后在蟠龙消灭敌军一六五旅全部，另两个保安总队。
以上战斗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在真武洞一带进行休整，半个月后就向甘肃、陇东进军。我军拿下庆阳、合水后，延安的敌人则向西增援，我带领游击队第一中队在高桥一带阻击敌人，这三千多人的敌军，拥有一百多辆汽车和80多辆马车，我趁敌人不备之机，猛打其车队中间部位的车辆，敌大乱，又趁其混乱中冲上去缴获了敌人的军用物资和军事资料，特别重要的是敌军的作战口令和两大本电报密码，并将其他物资和车辆一起烧掉。我们的人虽少，但地理条件熟，行动快，士气高，作战灵活而勇敢，所以打了一个漂亮的仗，受到我军前总指挥部的通令表扬。
在农历的五月，敌人又开始大举进犯，我带一班人与大股敌军相遇，在突围时从高崖上掉下去，摔坏了我的腿，在同志们互相关怀掩护下，平安突出去。
1948年，我们的游击队改编为十二师，我任团参谋长，率领本团一个营于农历的正月十五日去攻打张村驿，经三十分钟战斗收复了该地，歼敌三百余名。不久富县政府迁回张村驿镇。在富县一带共打掉十一个敌军据点，俘敌一千多人。抓捕了富县、甘泉两县的叛徒、反革命分子。我任团参谋长期间，还兼任师部科长。1949年的冬天任四军教导大队长。1950年夏天调我去改造伪二十二军。我相继担任团主任，师后勤部政委，以后我在兰州高干文化学校学习，毕业后，于1954年调宁夏吴忠回族自治州当武装部长，自治区成立后，又调到公安总队当总队长，公安部队改编后任独立师师长。
1965年，组织上照顾我离职休养。因为过去长期战争生活，积劳成疾，本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祖国贡献微薄之力，但实在力不从心，所以就接受了组织上的决定。
我的革命经历，是艰辛的、战斗的一生，能够熬过来，实属不易啊！在此衷心地希望下一代人拥护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奋战，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好，为人民造福！
女儿郭彦芳整理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