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战争年代干革命不能靠个人感情

来源:  作者:  时间: 2022-09-08 16:14  阅读量: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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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我加入共青团,1928年4月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我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我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

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是反对冯玉祥的旧部,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对我们有所同情。我党利用王的关系派进去一些人进行活动。我到该部时省委已经派了李秉荣、李特生等党员在那里。我们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推定在三团任团副的李秉荣作组长。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决定下到连里去,团副李秉荣作三连连副,营书记李特生当二连文书,我做二连见习官,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

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生活十分困苦,杂牌部队中装备、服装和生活更差。我们的工作方针就是: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们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挤红军的口号,成立红军之友社。半年后在二营各连建立了支部,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并建立了营委,选我为书记。

1931年春,骑兵旅进行反陇东军阀陈珪璋的战争。同年夏末,该旅旅长苏雨生叛变杨虎城,杨虎城派兵围攻彬县。我当即决定脱离苏雨生继续留在杨虎城部,被编入补充二团一营,为了利用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我们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

1931年秋,陕西省委派焦维炽来巡视工作,商量举行兵变。我们估计到自己力量太小,兵变后打不出去而作罢。这年冬天,部队开驻凤翔,这时我任二连特务长,党内继任营委书记。在部队攻打进占陇南几个县的川军后,即驻防凤县和两当。这时省委派李杰夫巡视工作,又力主兵变,因条件尚未具备,我们没有执行。此后进行了很多的兵运斗争,情绪非常高涨,要求杀死官长等。兵变条件成熟,即在省委来的刘林圃领导下,于1932年3月在两当举行了兵变。

兵变后,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许天杰,我任队委书记。部队准备到麟游打游击,向北且战且走,历尽艰辛。到麟游后仍不能休息,部分同志发生动摇,企图依存刘文伯休息整顿。最后决定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与陕甘游击队汇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到三原武字区去与农民配合行动。5月,刘志丹奉省委指示,带陕甘游击队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我们。当我们向他们靠拢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到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兵变失败。

两当兵变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变失败的教训是: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在紧要关头其破坏作用很大;四是旗帜不鲜明,兵变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第一次见到刘志丹


两当兵变失败后,我秘密回到家乡富平。1932年7月间,在富平县城碰见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即陈建中),接上组织关系。程要我到耀县去找陕甘游击队。当晚我就经三原武字区的长坳到了耀县杨柳坪找到陕甘游击队。

当时陕甘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三支队长,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一见面,刘志丹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当时我因两当兵变失败,心情沉重,不知说什么好。刘志丹很理解我的心情,鼓励我干革命不能怕失败。他亲切地告诉我:“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给我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从1931年起,刘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谈到哪里,教育和影响着他见到的每一个人。

不久,陕甘游击队消灭了进攻照金的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3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9月,为了筹粮筹款、征集冬衣,部队向南游击。刘志丹带三支队到太白一带活动,留下一个特务队由第五伯昌指挥。特务队的中队长陈克敏叛变把队长程双印打死。第五伯昌跑来找我,我就到特务队当指导员,队长由程国玺担任。我们特务队就在让牛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开展游击运动。

1932年9月,我们特务队到三原武字区编为后区游击队,当时还有一个前区游击队,队长是康尚武。我们后区游击队后来又改编为武字区第二游击队,我们经常驻在甘涝池。11月9日,敌人纠集了三原、富平、耀县、泾阳、高陵、淳化6个县的民团和三原、耀县小丘驻军一个营的兵力,对武字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捕人、杀人。武字区被敌人占领后,我们转移到心字区。心字区也遭到敌人的“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第五伯昌、程国玺带游击队去旬邑活动,我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我们又回到心字区。这里仍是无法立足,李杰夫回省委去了,我于11月回到富平都村。

在富平都村我发展了乐强明、姚万忠等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接着发动群众在富平西区搞了几次分粮斗争。不到半个月参加分粮的人就由十几个人,扩大到一两千人。我们把富平庄里镇南面大地主贾成芳家的粮食和财产都分给了穷苦人民,在当地影响很大。不久康尚武带的游击队也来了。他是队长,我是政委。以后我到了殷家堡,在那里成立了富平西区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这时在泾阳成立了苗家祥游击队,耀县南三堡有张仲良领导的农民游击运动。当时红二十六军已经建立,派张秀山等同志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这时组织上先后调我任富平西区团委、武字区团委书记和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在三原三中和驻军王泰吉部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经过半年的斗争,渭北游击队就壮大成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于这时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1933年3月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渭北苏区失陷了。

渭北苏区是陕甘建立的第一个苏区,因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群众的领袖黄子文,是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我在渭北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和黄子文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解。早在1928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1932年成立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就是黄子文领导的。黄子文、黄子祥弟兄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

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富家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


1933年春,陕西省委调我到红二十六军去工作。当时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我到少先队任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红二十六军决定黄子文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时,我任政委。

我到照金后,刘志丹殷切地嘱咐我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1929年大旱之后灾情严重,群众生活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分粮斗争很快就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随着扩大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于1933年4月5日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我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我们颁布了各种法令。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但当时的中心任务还是开展游击运动,扩大苏区。由于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受到广大农民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至此照金根据地初具规模。

由于各地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1933年3月候家堡战斗后,红二十六军改组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我们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这一做法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家逃跑。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杜衡担任政委,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而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当部队到合水以上黑木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建苏区并且发展骑兵,打通国际路线。我们感到不大妥当,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党和红军在陕甘边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但杜衡听不进去,碰了钉子又返回来。

5月,红二十六军二团在党家山召开会议讨论南下问题。杜衡一再强调南下创建渭华苏区,说那里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地形也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物资补充比较容易;最主要的是和红四方面军可以取得呼应,和鄂豫皖苏区能够取得联系。当时我认为红军不能离边区,远离边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的意见由金理科带到会上。其他同志也都主张以陕甘边苏区为中心,不要离开苏区。但在杜衡的个人专断领导和煽动下,还是作出了南下的错误决定。会议进行中,敌人突然袭来,我让黄子文带着队伍赶快走,我带着一班人殿后。黄子文走后,敌人冲上来,一枪把我打伤抓走。半路上我乘机逃跑到柳林郑四哥家中,休息四五天后就到薛家寨养伤。

在我养伤期间,杜衡命令红二团经三原、高陵过渭河,由灞桥南下。当经过三原武字区长坳时,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返回西安。部队南下后苦战月余,终于兵败南山,宣告了杜衡“左”倾机会主义最后破产。不久杜衡本人也被捕投敌,做了可耻的叛徒。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我们地方游击队的4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充满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


王泰吉骑兵团起义


1933年初夏,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由三原移防到耀县。党曾多次指示杨虎城部队的地下党员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王泰吉也派人与三原县委书记赵伯平等联系,表示要改动骑兵团起义,参加抗日战争。经陕西省委批准,王泰吉于7月21日率骑兵团一千多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部队迅速清除了的反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打开县政府和城里几家大地主的粮仓,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

接着王泰吉率起义部队向三原进发,想争取驻防三原的杨竹荪团也来参加起义。不料在辘轳把被敌孙友仁团击溃,一千多人的队伍逃走大部分,王泰吉收集余部撤退到照金根据地。

王泰吉起义时,我的伤还没好。当我们得知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后,我即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旬邑三支游击队到让牛村准备迎接。途中碰到一些溃散的士兵,才知道王泰吉率领的人员已从西边奔向照金,我们即向西追赶。傍晚的时候,在薛家寨脚下的绣房沟,与王泰吉和他的部队会面了,双方都很激动。

我握着王泰吉的手说:“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

王泰吉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

“在目前这样艰苦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

王却以自责的指着正在休息的义勇军战士说:“你看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人!”

我笑着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革命意志坚定的都留下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就好大发展了!”

耀县起义意义很大。当时正是红二团南下失败,杜衡又在西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起义,犹如石破天惊,使革命的烽烟又现出耀眼火光。它使照金根据地度过了难关并有新的发展,这个历史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起义部队内部而言,缺乏坚强的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原因。王泰吉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而又富有情感的人,他本人一度脱党,在部队中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他与部属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他原想带出两三千人投奔革命,可是那些人在捞到了一笔钱,腰里装满银圆、元宝、大烟土后就跑了。这件事再次证明,革命,特别是在那生死相搏、条件极其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情操,是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只相信和依靠个人情感是维系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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