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甘边南区(后来的关中特区)，在陕甘边以及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了便于人们比较确切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情况，仅就我所了解和经历的情况写了这个回忆。
陕甘边南区，地处桥山山脉南段、陕甘两省的边界地带。包括现在的陕西耀县、淳化、旬邑、彬县、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和甘肃正宁、宁县的一部或大部。这里山岭、川峪、高塬、沟壑甚多。靠近深山的地方，森林茂密，道路崎岖曲折，交通十分不便。
过去，封建军阀、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控制较为薄弱，当地人民群众深受封建地主、官府的剥削压榨和土匪的骚扰，生活极度贫困，不得安居，对改变现状具有强烈的愿望。土地革命时期，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在这里进行游击战争，并在照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在三路游击队活动发展的地区，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党组织和革命政权，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织部分。1936年春，由于局势的变化和区域的变动，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
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边南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发展犹如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对甘肃的敌人威胁也很大。同时，这一根据地所处的位置，又使它成为据守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对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早在1931年10月间，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合水太白镇起义部队和杨仲远、阎红彦等同志所带的晋西游击队，就在宁县、正宁、旬邑等进行武装斗争。为适应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需要，并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两支部队于1932年1月间，在正宁的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随即在部队中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古田会议文件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反对不良倾向，进行组织整顿，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1932年2月，为动员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部队又在正宁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仍任正、副总指挥(以后刘志丹任总指挥，阎红彦曾一度任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的旗帜。不过，这次改编在做法上有错误，使部队本身受到了一定损失。之后，部队在正宁、宁县、旬邑、宜君、中部、同官、耀县、淳化、白水、宜川、韩城、保安、合水一带，同当地民团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近一年的战斗，取得了许多胜利，并打开了旬邑县城，发展了自己的力量。部队在正宁活动时，曾先后两次打了县城山河镇，援助当地农民群众围城抗粮抗款的斗争，并一度在寺村塬附近的部分村子，帮助成立了农民协会、赤卫队和临时革委会，打土豪，分财产，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同年6月以后，曾到三原武字赤色区及耀县照金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并与当地反动武装进行战斗。1932年12月，为贯彻执行6月中共北方局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关于建立新的红军与苏区的决议，陕西省委派杜衡(以后叛变)到部队，在宜君的杨家店子、转角镇召开会议，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在这次部队改编中，借机打击和排斥部队的原主要领导同志，自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政委，王世泰同志任团长，不得不留下有军事指挥经验的刘志丹同志任参谋长。
三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向南进军，于1932年底至1933年初，打了宜君的焦家坪，全歼了驻在那里的民团武装，击退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援兵，占领了耀县香山寺，歼灭了耀县照金、雨源、淳化、铁王等地的许多民团。这时，李妙斋、黄子文、习仲勋相继任游击队指挥(后又为李妙斋)、习仲勋任政委(后为张秀山)，金理科任特委书记(后为秦武山)，在照金地区进一步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赤卫军和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进行游击战争。并在4月5日召开照金地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陕甘边照金临时革命委员会，选举周冬至(雇农)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共青团特委书记)，从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使红二十六军有了后方根据地。当时党、政、军领导机关设在土儿梁，后迁到薛家寨。
照金一带革命斗争迅速发展，使敌人很恐慌。于是，杨虎城调集西北军的警卫团、特务团、骑兵团和一部分地方民团，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面对这种情况，杜衡形左实右，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敌强我弱和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决定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离开照金，到1928年进行过革命暴动的敌人统治中心的渭(南)华(县)一带建立根据地。部队遂于6月底经三原、高陵等地南下到临潼，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到两个月，便在终南山遭到失败。杜衡的错误决定，使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毁于一旦，同时也使照金根据地陷入危机。
四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后，照金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33年7月21日，杨虎城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后成立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党组织在起义中组建的耀县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先后进入照金根据地会合。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召集党政军负责同志在陈家坡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席会议，着重解决了三支部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会议决定建立陕甘红军主力部队，王泰吉为指挥、高岗为政委，从而为恢复、发展红二十六军，有力地打击消灭敌人，扩大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指挥部队打击了照金周围的庙湾、柳林、让牛村等地的民团，并继续西进，随即同前来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一起夺取了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对陕西的敌人震动很大。1933年10月中旬，西安绥靖公署乘我主力部队(刘志丹同志此时已从终南山返回，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北上攻打合水县城之机，调集杨虎城部孙苍浪特务团和耀县雷天一、柳林肖振山、庙湾夏玉山、瑶曲陈日春及叛徒陈克敏的民团等反动军队三千余人，对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围剿”。敌人连续几天包围、炮击薛家寨后方，我防守部队(敌“围剿”开始，原指挥李妙斋在与民团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指挥由吴岱峰接任)在敌多而我力量很小、又不能死守的情况下，遂与党政机关突围，退出这一地区，向合水、庆阳方向转移，留下当地游击队在张明吾、黄子文的指挥下，到淳化、耀县、旬邑边界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接着，陕甘之敌又相互配合，对我主力部队进行“追剿”，我军经过英勇奋战，先后取得消灭三十里堡民团和毛家沟门反击战等胜利，打退了敌人的“追剿”，挫伤了敌人的锐气。
五
为进一步增强部队战斗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刘志丹同志的提议，部队和特委的负责人于1933年11月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了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而且还认真总结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终南山失败和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决定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成立三路游击队，建立三个根据地，红军主力从中策应，积极配合，主动灵活地打击消灭敌人。
会议结束后不久，第三路游击队即在原照金几个游击队和平子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并成立了指挥部，王安民同志任指挥、张仲良同志任政委。接着，三路游击队在红二十六军主力的大力帮助下，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在三路游击队指挥部领导下，金理科在淳化、耀县，杜宛、李尚勤在正宁、旬邑、彬县，黄子文在中部、宜君、富县、甘泉、宁县等县，团结当地革命积极分子，宣传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赤卫军，建立青年、妇女组织和区、乡革命政权、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同时，在我政治影响下，周围地区一些不堪忍受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农民群众，揭竿造豪绅地主的反，参加了游击队；在敌军和保安团队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组织哗变，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队伍。到1934年秋，耀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富县、甘泉、宁县等县，先后组建了十几个游击队，打击歼灭了许多敌人，拔掉了南邑、直罗、麻子掌、小石崖等地的民团据点，恢复了照金根据地，为建立陕甘边南区革命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在各县游击队分别担任队长和指导员的有张占虎、穆天祥、罗恒彩、任连俊、李文喜、何秉正、郭炳坤、刘玉才、赵铁娃、唐智祥、杨兴才、刘永培、卜凤明、乔占才、边德荣、苏继堂、牛书申、宋桐贞、孙振海等同志。
六
1934年9月间，陕甘边特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将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派我任南区党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在此期间，曾任过一段中、宜、富、洛游击队政委)，黄子文任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原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领导机关设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双龙镇上川小石崖附近的高窑子和灵湾，进一步发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加强建党建政工作。当年冬，陕甘之敌杨步飞、冯钦哉等部对我区疯狂发动“围剿”，中宜游击队在宜君建庄川的高松树、富西游击队在直罗镇西北部的一个无名寨子上，先后被敌人包围，战斗中除很少战士突围外，多数阵亡(富西游击队队长宋桐高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经济员高禄瑞兼任政治指导工作，被俘后遭敌枪杀)或被敌带走。中宜游击队指导员苏继堂同志陷入敌手后，被带至中部县城，受到敌人两个多月的关押和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直到被绑赴刑场时，还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组织力量坚持斗争，一面任命邵凤林为队长、牛书申为指导员，新成立了以樊长青为主要领导的宜君建庄游击队。
1934．年冬，在各县游击队发展的情况下，遵照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的指示，三路游击队抽出约两个连的兵力补充了红军主力部队，于1934年底前后又以指挥部所属的特务队和平子游击队为骨干，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第一团，由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作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南区的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第一团成立后，同敌人进行周旋。1935年4月间，部队在宁县金村庙塬与马鸿逵、马培清部打了一次遭遇战后不久，张仲良同志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任中宜县革委会主席，王英为助手)，陈国栋同志调陕甘边南区游击队任总指挥，红一团团长、政委分别由贾维义、郭炳坤接任(贾维义之前，冠金才曾代理过团长职务，时间不长即在作战中牺牲)。
1934年冬后，随着陕甘边南区革命武装斗争和区域的发展，一些地方逐渐建立了区、乡党、政组织和部分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办事处，于1935年秋相继成立了新正(正宁)、赤水(旬邑)、淳耀(县)、新宁(宁县)、永红(彬县永乐等地，后大部被敌占领，改为一个区)、中宜、富西等县的革命委员会和党的领导机关。当时在这些县担任主要领导的有金理科、杜宛、杨伯伦、芦永财、郭廷藩、李尚勤、张积太、李积城、李科、郭存信、郭进庭、秦善和、封振宝、孙彦成、王振喜、杨宗耀、李德禄、焦怀兴、王秉祥、郭洪超、韩明奎等同志。
七
1935年七八月间，在陕甘边特委和南区党委领导下，红一团和各县游击队积极向外活动，配合西北红军主力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各县继续建立健全党、政组织，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准备分配土地。这时，西北工委派唐洪晨任南区党委书记，惠碧海做团的工作，我改任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南区领导机关从中部县迁到了正宁县的三嘉塬和南邑等村，原属中宜、富、甘、洛等县工作，遂划归陕甘边区直接领导。10月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陕北进行的错误肃反扩大到陕甘边南区。当时陕甘晋工委派来鲁贲任南区党委书记，进行肃反(唐洪晨改任组织部长)，并带了一个营的部队和若干人员予以协助。他们采取“先外后内”、“先下后上”、“先部队后地方”的办法，逮捕了几十名党、政、军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同志，其中一些人含冤被害，一时间人心惶惶，思想混乱，许多人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各项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与此同时，在鲁贲“左”的思想指导下，他带来的那个营配合红一团和当地部分游击队在清水源、城前头村与敌人打了两次，结果未能打好，引起许多同志和群众的不满。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及时制止了这一错误肃反，不知还会有多少同志被逮捕受迫害，闹出多大的乱子，给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1935年秋，在当地革命斗争形势日益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根据中央苏区的土改政策和上年冬在小石崖上川、五顷塬等地试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的情况以及当地土地多、佃农多、地主豪绅在城市居住多的特点，在南区许多地方进行了分配土地。当时先从教育和训练干部、积极分子入手，并成立土地分配委员会。接着，发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开会讨论分配办法。然后对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浮财和富农多余的土地进行分配，并为农民分到的土地进行丈量，插上牌子，还为外地逃荒来的难民解决了一部分土地、耕畜和种子等困难。土地分配的进行，使广大农民群众欢欣鼓舞，更加相信革命、相信共产党。阶级觉悟和对敌斗争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当时，有许多青年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不少地方建立了游击小组；新正县的农民群众积极帮助和配合本县游击队、赤卫军打开新正县最反动的王郎坡寨子，收缴了反动地主民团的枪支，并将镇压群众革命斗争罪大恶极的民团首领赵老八兄弟中的四人送交南区革委会处决，影响很大。
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区的革命武装和政权建设，除了将三原心、武字区来的一部分武装改编为十九支队外，游击队指挥部在上级指示下，将新宁游击队的第三、四支队，新正游击队的五、八支队，赤淳游击队的六、十、十一、十三支队，分别改编为独立一、二、三营，孙兴才、焦怀兴任一营营长和政委；张志行、张嘉伯任二营营长和政委(焦怀兴、张嘉伯以后在一次袭击敌人的作战中同时阵亡)；边德荣、刘永培任三营营长和政委。当年冬在湫头塬召开了陕甘边南区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生产了南区苏维埃政府，秦善秀(贫雇农)为主席，我为副主席。下设拥红、肃反、土地、财政、教育等委员会，郭树廷负责财政工作。之后，各县也相继召开代表会议，选出了各县的苏维埃政府。
八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至12月瓦窑堡会议期间，为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陕甘、陕北两省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1936年初春，将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中央派贾拓夫任关中特委书记，张德生任特委组织部长，习仲勋任特区政府副主席，江华任特区司令员，秦善秀和我继续担任特区政府正、副主席，陈国栋改任特区副司令员，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贾拓夫同志一到这里，即向大家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进一步增强了坚持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接着，特区办了一份油印的关中小报，在宣传党的任务，反映一些地方的斗争经验、教育干部、促进工作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久，国民党东北军向我关中特区和部队采取步步进逼的办法进行“围剿”，以后又大举发动“进剿”，并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当时正值中央红军东征后回师陕北，准备挥戈西进，向甘肃、宁夏发展。中央将关中特区主力部队和许多领导干部调离特区，留下个别领导同志和县游击队坚持斗争。于是，特委决定留下习仲勋负责主持当地工作(不久也调走)，仅剩下秦善秀(后在敌人“围剿”下光荣牺牲)，同时将三个独立营合编为红三团，与原红一团(钟辉为团政委)一起命名为关中红军，由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陈国栋和刘永培分别任红三团团长、政委。
关中红军组成后，在当地与敌进行了短时间周旋，于六七月问沿桥山以东北上，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部队在经富县的直罗镇向道德塬行进中，我和红三团三营营长边德荣因过去常常带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道路、地形较熟，走在部队的前面。我们行进至道德塬畔时，突然与从东线向我“进剿”的敌军遭遇，在一片枪声中，边德荣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我们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好党员、好干部。于是，我军绕道前进，敌人当晚撤走。部队第二天到达道德塬后，休整了一天，当时，担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的萧劲光司令员，曾为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接着，部队继续北上，按计划到达了目的地。这次遭遇战后，敌人为请功，曾在西安东军办的一个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谎称某年某日在某地“剿匪”中，打死了红军一个营长，还活捉了关中革委会主席张邦英。没想到，敌人的这一谣言竟成了30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进行审查的一大历史问题。
自从主力部队和许多领导同志离开后，关中特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继续进行这一地区的工作，特区工委成立，汪锋任书记、张凤歧任组织部长(曾在陕甘边南区做宣传工作)、郭存信任宣传部长，领导当地干部、游击队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斗争。九十月间，中央又派习仲勋到关中特区任书记，重建特委，张凤歧继任组织部长，与习仲勋一起派去特区的张策任宣传部长，郭炳坤任司令员，贺建山和牛汉山分别做工运、保卫工作，陈学鼎任赤水县委书记。当时特区领导的武装力量很薄弱，在敌人采用碉堡政策进行“围剿”的困难情况下，仍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统一战线和其他许多艰苦工作，打击消灭了许多敌人，恢复了许多被敌占领的区域，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我一、二、四方面军开到渭河以北地区，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应付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时关中特区的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区域也有了发展。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关中特区遂改称关中分区，以后又改为专区。
九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对促进当地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同白区党的联系上，也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当时，许多从白区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去白区工作的同志，往往经过这里，受到当地武装人员或秘密交通的护送。新正县有个赵自秀，就是专门做交通工作的。据我所知，从1934年夏到1936年春，刘少奇、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张庆孚、李铁轮、朱理治、鲁贲、王世英等同志出入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都从这里经过。印象较深的是鲁贲于1935年夏从北平往陕北送北方局的秘密指示信到这里，当时因敌人“围剿”，无法送到，遂给了他许多路费返回，信由这里派武装人员转送过去。再一个是张庆孚和贺山多从上海来陕甘边，还带着一支手枪，在经西安、彬县进入我区时，给我们写了一封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鸡毛信，通报他们的来意。此信由群众一村传一付，很快传到我们手里，我们感到很危险，为安全起见，我亲自带保卫队去接回他们，并派武装将他们护送到陕甘边特委。另一个是王世英同志从上海来找中央，在经过这里时，曾将他特为中央负责同志所买的美国派克钢笔给我和特区另外三位负责同志各分了一支，这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找毛笔写字都十分困难的人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印象最深的则是，党中央1936年3月派刘少奇同志从瓦窑堡去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推进北方地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刘少奇同志看上去有四十来岁，大高个子，穿一件灰色的长棉袍，戴着一顶驼毛的套头帽，围一条毛围巾，像一位饱经风霜、远道而来的学者，颇有政治家的风度，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夫人。当时我们特委的几个同志特意搞了一顿有酒有肉的晚饭为他饯行。大家围坐在一个小炕桌旁，无拘无束，边吃边说，每人还唱了自己拿手的一个革命歌曲，度过了一个欢乐愉快的夜晚。这情景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那种上下级之间同志式的深情厚谊，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仍感到十分亲切。
多少年的实践证明，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在敌人包围中巍然屹立，成为陕甘边人民群众一座坚强的革命堡垒，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党中央、陕西、陕甘边党组织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坚持走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使井冈山火炬照亮了桥山大地。陕甘边南区革命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有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说这是“枪杆子万能”、“逃跑主义”等，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作者：张邦英，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2010年逝世。
原载：《陕甘边根据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