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回忆

来源:  作者:李力群  时间: 2016-05-20 10:21  阅读量:    字体【

一、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我名李力群,祖籍江苏宿迁,生于1920年12月26日。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这年我17岁,还是个中学生,在共产党员李毅民(我的叔叔)和朱瑞(以后曾任东北炮兵司令)的教育和具体指点下,我毅然离家奔向革命,当时是1937年10月。

到了延安于193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去中央党校学习,于1939年中央党校毕业,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工作。

二、1940年与高岗结婚

奔向延安,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参加打日本救中国,这是我作为青年学生满怀的抱负和愿望。党校毕业分配时,我去中央组织部见到陈云同志(时任中组部长)、王鹤寿同志(时任干部科长)谈话时,提出要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前线打日本。他们不同意,并批评我要加强组织观念,服从组织分配,让我去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工作,自己内心不想去,但又不敢再坚持下去,只得服从组织的分配,到了边区党委秘书处工作。当时正逢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次党代会议。

1939年冬季一个傍晚,高岗对我说,他带我去杨家岭见毛主席。见毛主席是自己多么向往的事,当然很高兴去。到了毛主席的家里,毛主席叫我们一起吃饭。吃饭时,自己很羞怯,不敢说话。毛主席很和蔼地问了我的年龄,谁介绍来延安的等情况,自己一一作了回答。其间,毛主席对我讲到高岗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说高岗与刘志丹一起干革命,创建了陕甘宁边区,高是陕甘宁人民领袖;我们长征来到陕甘宁有了落脚点;高是从实际斗争出来的,在陕北人民中是有威信的,他是个好同志,我们都要向他学习,你要好好与他相处,向他学习。

听了毛主席的话后,自己心中既害怕,又感到很大压力,因为对高岗只是对他很敬重,并不了解,而且也没有感情,至于如何与他好好相处,心中乱得很,思想起伏不定,不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过去了二、三天,一天的傍晚,王若飞、柯庆施、王明和习仲勋等人都来找我,约我去他们那里吃鸡和红枣。我不愿去,他们再三邀我,推脱不掉,只得跟着去了。在吃的过程中。王若飞同志就又向我介绍高岗和刘志丹一起创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后在1934年被郭洪涛、朱理治等扣上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抓了起来,差一点被杀掉,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后把他们救了出来。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上,以无记名投票,选举高岗为边区党委书记。高岗是陕北人民好领袖,所以毛主席请你吃饭时讲,你和高结合多么幸福等等,就这样,嗣后不久我同高岗结婚了。

结婚后,他对我很好,从多方面关心和帮助我。他能干,白天晚上忙着工作,不知疲劳,确实给我一个老革命者的形象,我对他也非常尊敬和爱护。

三、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

1942年党召开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总结创建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毛主席、任弼时等同志都参加了。毛主席讲了话,肯定了刘志丹、高岗创建陕甘宁边区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中央长征过来有落脚点,对中国革命有功,对全国革命有贡献。会议上,有部分的陕北同志对上述的看法有不同意见;后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陕甘宁革命历史的争论就此结束,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大家都心情舒畅的各自奔向革命战斗岗位。

1940年或1941年,陕甘宁边区改为西北中央局,高岗即改任西北局书记。

四、党的七大以后

1945年秋日本投降,举国欢庆胜利,我们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上,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习仲勋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0月,毛主席批准高岗去东北工作。高岗与张闻天等同志乘美军飞机去东北,我带着两个小孩骑着马随家属3队走的。走了几个月,于1946年春天到达哈尔滨。当时,高岗任北满分局副书记、军区司令员,陈云任分局书记。高岗当时主要忙于领导打土匪;补充我军前方战士的供给;搞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等工作。情况紧急,不分白天,黑夜,有时连饭都不能按时吃。记得从山东过来的部队缺少棉衣,战士冻坏了腿,不断接到电报催要供给。为了急速能调去棉衣,他连饭都忘了吃。有一次,贺晋年同志来汇报打土匪头子谢文冬的问题。贺说谢带领一部分土匪跑进牡丹江一座山里,天很冷,雪又深,困难很多,战士上不去,要求缓一缓。高岗急了,脸一沉对贺说,克服一切困难,对战士鼓鼓气,你打不下谢文冬不要来见我。贺看到高岗的态度很严肃,听完他说的话,连饭也不吃就走了。

1946年或1947年的秋天,同我们住在一起,在东北局工作的有安志文、李锐、邓力群、刘家栋等同志。当时辽热分局的土改发生问题,哪里又发生了鼠疫,急需要东北局去人帮助。可是谁也不敢去。高岗得知情况后就毅然带着秘书刘家栋,警卫员王树桐换上防疫服去了热河。等到他从热河回来时,马洪同志也来东北局工作。

1946年,在哈尔滨南岗北京街东北局所在地,东北局开会改组领导层。参加会议的有陈云、林彪、张闻天、谭政、李富春、黄克诚、伍修权等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只是在吃饭时听到谭政与高岗谈到东北局初到沈阳时,彭真、林枫同志的路线、政策有误等等。这次会议后,彭真同志调离东北局回中央。

在哈尔滨北京街时,陈云、林彪、彭真都住在那里,高岗与他们常来往。其中,陈云与高岗来往最多,比较更亲密,无话不谈。两家住对门,高岗常吹捧陈云如何好,对陈云的话愿意听信。

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土改会议时,东北局是高岗和赵德尊同志去的。听说赵德尊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东北土改没有出什么差错,还是比较好的后,少奇同志却说;东北局土改的情况我知道,你们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国地下党就是因不团结,才失败了等等。赵德尊回来后,汇报时传达了上述意见,与会的人听后都有意见,尤以王鹤寿同志对少奇同志从生活到工作上说了一大堆意见。此事,当时任高岗秘书的安志文、华明、薛光军都听到过。

五、抗美援朝

1948年到沈阳时,东北解放战争结束,林彪率四野部队进关,高岗任东北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和司令员。当时东北局留下的还有陈云、李富春、林枫、张秀山、张明运、马洪、王鹤寿和安志文等同志。高的政治秘书是华明和薛光军等人。1952年赵家梁又任高的秘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高岗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0年冬,开始抗美援朝,高岗与彭德怀同志从北京回到沈阳。高邀请彭老总到家里吃饭。我当时对彭老总的印象是,他很严肃。自己见到他有点胆怯,礼貌关系,只是问问浦安修同志好等客套话。记不清具体时间了,金日成同志也来我家,他们一起谈论问题,内容我就不得而知。后来高岗还陪同金日成去过苏联一次。同年金日成的夫人及孩子到沈阳治病,是我陪同她们转去哈尔滨治病,因为预防美机空袭沈阳。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彭总从朝回国路过沈阳时,高岗与我一道去看他。彭总说:“老高在抗美援朝中是有功之臣,没有你和洪学智,我打不了胜仗。”

六、在大连休息

1952年下半年,高岗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未来北京之前,还是夏季,高岗带我和四个孩子到大连休息。记得从北京去大连休息的有饶漱石和陆璀、张鼎丞、胡乔木、蔡畅、何香凝等同志。有一次,饶漱石夫妇和张鼎丞一道去看高岗。饶对高说,“毛主席对我说东北经济建设搞得不错,让我来向你们学习”,高岗谦虚了一下,说“很不够、还要努力”。饶说明了上述来意坐了一会,就同张、陆回住处了。以后高岗调到北京,再也未见饶漱石来我们家。

七、高岗担任国家计委主席

高岗在来北京之前夕,曾严肃地对几个秘书嘱咐:到北京后,我们要少说,多做实际工作。高担任国家计委主席后,由于计委分管八个工业部,他一天到晚埋头工作,看报告、听汇报、研究制定五年计划,在国家计委开会,又常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很少在家里,的确在努力工作。记得有时还来人到家里与他商量工作,如邓小平同志曾到我家与高研究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

1953年下半年,中央财经会议初期,高岗由于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作没有参加会议。听说对财政部工作有些意见,后来听说是对薄一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上的意见。会议后期,高岗参加了中央财经会议,并且发了言。高岗的发言稿,送呈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还作了一些修改。在毛主席问高岗“薄一波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时(因财经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对薄有意见,有的还提出薄被捕的问题),高说是:党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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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会议期间,苏联出了“贝利亚事件”,中央派高岗和叶子龙、师哲三人去苏听取和了解情况。高等回来向中央汇报了“贝利亚事件”情况后,就又忙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由于“贝利亚事件”当时震动比较大,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家又都非常关心,记得当时许多同志到我家里打听这方面的消息,来来往往人多,汽车也多其中,高岗曾同各大区来的负责人去香山看望过在那里休息的林彪。

中央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原来想带着孩子去大连休息一下。可是毛主席让他去南方走走、休息。高岗只好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去了江苏、上海、杭州、广东、武汉等地。跟随高岗去的有秘书赵家梁、童文彬。我没有同去。

高岗到了北京火车站,已经上了火车等待开车时,罗瑞卿同志突然匆匆跑到车站,让火车停开,上车对高岗说主席身体不好、口里老吐白沫。高岗听后即表示他不走了。但罗又说你不要留下,你走,我电话与你联系。结果,高岗经过蚌埠、南京等地,一路上等电话也没有电话。后来到了上海才接到罗的电话说毛主席没事,高才放下心。

高岗所去各地方,受到当地的负责同志热情接待,如上海的陈毅同志,江苏的江渭清同志,广东的叶帅和陶铸等同志。据说在杭州时,去看过在杭州休息的林彪两次。那时,陈正人同志也在杭州休息,听说他天天去高的住处,对高说些他对少奇同志的意见。因此,跟着去的秘书对陈正人的印象一直不好,认为他不正派。

八、安志文来我家

高岗从南方休息回来,安志文到东交民巷8号家里与高岗谈过一次。一是中央财经会议上高的发言;二是张秀山和郭峰在组织会议上的发言情况。高岗对安说,他在财经会议的发言送毛主席看过、主席修改过。主席问过他:薄一波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当即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党内问题。组织会议期间,他不在北京。去了南方,张秀山、郭峰会上的发言稿他没有看过。安志文还对高岗说,中央出了个文件,是关于加强团结的,要开四中全会。这个文件是有所指的。高岗听了安志文所谈,表示很重视。

九、与苏联专家去鞍山

安志文走后,恰巧鞍钢要与苏联专家开会,研究援建项目问题。高岗向中央提出他要与苏联专家(尤金)一起去开会。中央同意后,高岗同尤金专家和马洪同志以及秘书赵家梁、童文彬、警卫员等,乘火车去鞍山的。

十、四中全会以后

从鞍山返北京,高岗看到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的文件,准备了一个在会上的发言搞。四中全会结束时,少奇和小平同志宣布会后要分头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高岗没想到会议竟这样提出他的问题。他即写信要去杭州见毛主席(毛主席已去杭州)。后来毛主席回复他,即将开会,时间很紧,你与少奇、总理、小平等同志谈谈。高岗没能去杭州见毛主席。

四中全会结束以后,即分头举行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总理主持高的座谈会,小平同志主持饶的座谈会。会议进行三天后,高岗回家后表现出情绪很不好,拉着我的手说:“我完了,哪里是对同志帮助,不是同志式的,是有意陷害,对我进行攻击,有些事情是莫须有,根本不是事实。尤其是陈云颠倒黑白,有些话是他说的。毛主席每次与我谈话,我回来都与他讲,和他交换意见。如主席讲:他要退到二线。又说:少奇同志对他帮助不大,还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少奇将来可当个议长,接待来往宾友的事。他退到二线后谁来主持中央工作,你们是否可以轮流主持,也可以多设几个副主席,等等。这些话,我都对陈云说了,当时陈云就说:多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轮流。他还说:有些事,有些话,你可以先说和做,你怕什么?你有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对你是器重的。现在他在会议上竟然说:你一个,我一个是我说的。我要在会上说明情况,可是会上不准我说明,还有什么真理可谈。1934年郭洪涛、朱理治把我和刘志丹抓起来要杀,说我们是机会主义分子。毛主席到陕北说:“刀下留人”,救了我们,把刘志丹和我放出来了。以后,把我下放在内蒙伊克昭盟最艰苦的地方去开展工作。刘志丹被派去东征,打仗牺牲了。第一次陕甘宁党代会,我没有参加,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选我为边区党委书记。我想想这一生,出生入死为革命,多次受伤,死里逃生,我现在竟然落到这个地步,活着有什么意思,等等。我听了这些话,思想很紧张,也很忧虑,生怕出事,从那时起一直困扰着我,至今虽以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仍然历历在目,难于忘怀。

此后,我把高岗情绪很不好的状况,与高岗的个性很强等等,分别与安志文(那时他常在我们家)、秘书赵家梁、童文彬和警卫长白俊杰说了,请他们千万注意高的状况,防止意外,千万不能给他枪。他们有人让我去找习仲勋同志反映反映。我就到西直门南草厂习仲勋家里,对习说了高岗情绪很坏,他说活不下去了。并问习,高的座谈会中怎么回事,结果,习仲勋掉着眼泪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座谈会上气氛紧张,气势汹汹,这次是不是像34年郭洪涛,朱理治把我们都抓起来要杀掉的样子,死就死在一起。习又说,过去我给老高(指高岗)说过,你不要太相信安志文和陈云,小安志文与大安子文总是亲兄弟,有些什么事都会告诉刘少奇。过去,张秀山出差去新疆,回到西安嘴巴乱说,我也说过张秀山。老高把陈云当成圣人。什么话都和他说,这下圣的好,人家都(等)不得站出来说他(指高岗)讲的,有理也无处讲。他(指高岗)要去杭州找主席,主席不让去杭州,少奇能让他过关嘛?小平对他(指高岗)印象不好,主席对高岗器重当国家计委主席,小平有看法,总理在这里能说什么,高岗怎么受得了。我听了习仲勋的这些话之后,心里很乱、更难过,忧心忡忡。

从习家回来之后,警卫员们就对我说,高将警卫员焦洪亮的枪要去了。我一听急了,就急急跑上楼找高岗,没有找到;后来在平时没有人去的一个库房里找到他。他见到我,没有说话,我说你干什么藏在这里。边说边拉他回屋,让在椅子上坐下。这时,高的大儿子高老虎和媳妇先后跑来了。当看到高岗从裤兜里拔出手枪要开枪打自己时,高老虎在旁边用胳膊往上一托枪,使枪打上天棚了。接着秘书赵家梁、童文彬和安志文也都来了。高岗就对秘书说:把他写给毛主席和总理的两封信烧掉。他们当着高的面把信烧掉了。高在这两封信上究竟写些什么,他什么时候自己写的,当时我都不知道。后来得知,高写的两封信,秘书赵家梁看过,总理得知后让赵回忆写出来。其中,写给毛主席的信,高写了陈云、林彪、王鹤寿等人对他讲的一些话;给总理的信,写的是请总理能看在他一生为革命流血流汗,日后能照顾他的几个无辜的孩子。内容凄峻感人这就是高岗第一次自杀的前前后后基本情况。

十一、管教期间与绝世

高自杀未遂的情况,由安志文、赵家梁向少奇和总理汇报的。后有张秀山、习仲勋、马明方和马文瑞同志到我家与高岗谈话,主要是说他自杀是很大错误;要好好休息,不用去参加会议了,将会派人来管教你。刘少奇随即指定安志文(也住在我家)与赵家梁负责管教工作。

高自杀未遂,经过张、习等来家与他谈话之后,他的紧张不安的情绪并未改变,总是坐卧不宁、愁眉不展、夜间不能入睡,为此他一直要安眠药吃。我对此很忧虑、担心,所以多次找安志文和赵家梁说,你们最好不要给高岗安眠药,怕出事的。他们说,不给安眠药他说睡不着,你得看住他。我告诉他们,我怀孕、身体不好,怎么能看住他。有一天,李树槐(系当时朱德同志的卫士长,参加管理高岗小组工作,住在高的楼下)突然问我,赵家梁和安志文住在一起都讲了些什么?我告诉李树怀,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在他俩跟前讲话要小心点。不久,我因身体情况很差,吃不了饭,就被送进协和医院治疗。

以后,高岗得知东北召开高干会继续揭发他的问题;又听说,把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等都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高的情绪更加恶劣,整日长吁短叹。常常自言自语说: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他还说:他们(指张明远、马洪、郭峰等)对东北局的路线、政策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对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抗美援朝都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功的。他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不是为我高某,是为党。例如我那两篇文章《荣誉是属于谁的》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肃清党内的右倾思想》就是马洪等人起草的,毛主席批给很多人看过,还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全国学习,由东北带头搞起了“三反”“五反”。他们这些同志是冤枉的,我死了也对不起这些同志。有关少奇的议论和意见,我没有对他们讲过,他们也不知道。到家里和我说得最多的是何凯丰、王鹤寿等人,还有安志文也清楚这些情况。高岗说这些话时,赵家梁也在场听到过。当时赵家梁还插话说,安志文去东北(参加东北高干会)的路上(跟总理去的)都跟总理说了,他没事了(后来,据安志文自已讲,他没有参加会议,指东北高干会,会议期间他在会外打扑克去了)。赵还说,王鹤寿有陈云保护过关,宋平是总理说了话,也没有什么事。赵说,马洪在会上承认自己反党,没有讲什么。高岗有时反复念叨:张明远、马洪、郭峰冤枉,怎么能说他们是我的集团的呢?习仲勋曾劝告和提醒我,安志文在我这里是有任务的,是受指使的,……,我不听习的,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高又说:这些情况毛主席能知道呢?谁能给主席讲真实的情况呢?我死了,也对不起这些同志,尤其是对马洪、明远,他们不是为高某工作,是为党工作的。

此时的高岗,不论白天或是晚上,总对我说,他对不起我,我很年轻,与他结婚生了几个孩子,……。有时边落泪边说。有时他又说,将来生活上困难时,可以带着孩子回陕北,那里的人民会养活你们,他们不会忘掉我和志丹。你不要离开我们的孩子,他们将来多可怜。我当听到这些话时,心如刀绞,万分悲痛,每每想痛哭一场,但是在那种局面下,我不能、也不敢、也不忍,而只能强压住心中的种种痛苦,故作平静。勉强想办法劝慰他,开导他不要胡思乱想。真是度日如年,熬日子。我很担心,怕高岗出事,我曾将高岗对我说的一些话告诉过赵家梁,以引起他们的重视,并提醒他们千万注意,最好不给他安眠药。赵听后,开导我说,他不会再死的,他只是对你说说,怕你与他离婚走了。他可能老想几个孩子将来怎么办。这期间的高岗,几乎整天和警卫员玩扑克,我因为身体不适,只是偶尔参加,陪陪他。

1954年8月17日悲剧终于发生了。当晚12点钟后,我已睡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如秘书、警卫员等都已休息入眠。高岗趁机会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早上天亮了,我醒后发现高岗出气很粗,眼睛瞪着,叫他也不应,我慌忙叫赵家梁来看,紧忙着请来北京医院的医生想办法抢救。医生看后说,抢救不了了,人已经不行了。我当即感到天旋地转,脑子里一片空白,麻木了,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直到总理和杨尚昆来了,我只是呆呆见过,至于还有那些同志来,我也不记得,反正只看到楼上下大厅里一屋子人。只记得是总理的警卫员扶我上楼,总理看见我,关心地对我说:你要坚强,不要倒下去,……。

彭老总来了,他到高岗床前,看看高岗尸体,跺着脚连说:可惜!可惜!你不该死,有些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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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总理对杨尚昆同志讲:高岗不火葬,买最好的木棺材。对安子文说:毛主席批示,几个孩子的学习、生活都由中组部管;找个四合院让她和孩子一起住,不住招待所或者机关宿舍,是单独住;给个厨师做饭和一个看门的,后又对赵家梁批示:李力群和孩子需要的家具等一应东西就从这里(指当时住处东交民巷8号)给他们。总理又指示我,你不去教育部(我当时在教育部工作)上班了,先休息,等生完孩子后再定。我对总理的关爱和所有的安排、指示,牢记不忘,万分感激党中央毛主席对孩子们的关心、安排,自己内心也稍微放下一点紧张不安的情怀。

不久,中组部通知叫搬到宽街一处四合院去住。

十二、余波未息,迭遭冲击

1954后10月,我按照总理的指示到劳动部上班了,当时劳动部长是马文瑞同志,在当时的氛围下,他对我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予关怀,我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一)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一天安志文突然去劳动部接我回宽街家里,并告诉我不准再上班了,看家里来了公安部几个干部住在院的南屋,安装了电话接在我住的北屋里的电话上,这种极不寻常的监听举措,让我忐忑不安,不知又有什么祸事降到头上。我急问安志文为什么这样?怎么一回事?安严肃地对我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反毛主席,反党中央。你不上班,在家好好想一想,也不要外出,不要接触什么人。彭与高的关系、彭与其他人的关系,你根据这个提纲想想。边看提纲边对安志文说,我那里知道什么,只是知道抗美援朝开始和基本结束时,彭老总各来我家一次,和高岗谈的都是抗美援朝的问题。安志文又问我,彭与习仲勋的关系。我说自己不知道情况,想想再说。

不久的一天傍晚,安志文用汽车接我去彭真同志家里。去后我看到参加的人有彭真、安子文(中组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和安志文等四人。彭真说:今天找你来问问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在庐山反毛主席反党。你知道彭德怀还和那些人的关系。你知道彭德怀与林彪、与陈云的关系吗?本来一到彭家,心情就紧张,十分不安,很害怕,当听到问彭德怀与林彪、陈云的关系时,一边心想他们都在台上,你竟然查问,这到底发生什么大事了,一听我赶紧回答说,彭政委,我怎么能知道他们的关系呢?彭真听我说的坦诚,就急忙说,我只是随便问问。安子文和徐子荣同时接着说,不知道就算了,不要对外讲。安子文还说,党对你相信,老实。今天就到此为止,不得向外传,回家后,一直担心害怕,终日不宁,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来查问。就这样在公安部几个干部的监视下在家里关了我三个月不准出门和上班。

(二)大约是1962年(记不准)的一天,劳动部忽然接到电话,让告诉我即刻回家有事情。到家时,见有一辆红旗车停在门前,这时叶群从车里出来迎着我说,林总让我来接你与孩子到毛家湾玩玩,想看看孩子。我带着在家的两个孩子跟她去了。在车上时心里一直犯嘀咕,有点发慌,自从搬出东交民巷8号以后,除了一些陕北的同志来看看,再就是在高岗死后不久,彭德怀同志派一名军人来家里,问孩子好不好,有什么困难没有。除此以外,就是安志文不断的来,问问谁来了没有。林彪从未与我有联系,怎么突然接我到他家去,又出什么事了?到了林家,见林彪坐在沙发上,我向他问好后,他让豆豆(林的女儿)伴着我的孩子出去玩,叶群在场。林彪向我问到高岗怎么死的情况,搞管教工作的是那些人,高岗死后谁去看过你和孩子,有些什么人找你谈过什么话,等等,接着林彪对我说。高岗能干,懂得农村,又懂得军事。在东北局时,没有他在后方支持,打土匪、搞土改、补充前方部队,……我打不了胜仗。毛主席一直很器重他、重用他。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死了。我在杭州时,陈云去杭州找我,了解高岗到杭州休息时给我讲过什么?我对陈云说,高岗在东北是有功的,也谈到他对少奇同志的意见,听他说是主席对他(指高岗)讲,少奇对主席帮助不大,等等。我没有对陈云讲什么,只是对高岗在东北的情况,我了解的一些说了说。

后来,林彪谈到他听说,在座谈上有的同志简直是在胡说,如刘亚楼说高岗里通外国(指苏联),高与苏联专家谈了有三天三夜,等等,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听后都笑了。尤其是陈云首先发了言,有些事不是事实,有些话他同我和高岗都讲过,不能都说成是高讲的。林彪还说,听说陈正人也在会上瞎说,其实陈正人对少奇的意见最多。当然在这种氛围下,高岗的压力很大。他死得可惜,有些事他应该给主席讲清楚,主席只听了另一面同志的意见。

对林彪问我的情况,我分别告诉了他们:当时参加管教工作的赵家梁(高的秘书)、李树怀(中南海的,是朱老总的卫士长)公安部一个科长等。林彪问我,安志文在那里(指在我们家)干了些什么。我将高岗曾想去杭州见毛主席,没有去成,以及有关的情况都与林彪说了。最后,林彪问我有什么困难,可找他。又说,他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并嘱咐我,以后谁问你高岗什么情况,你得小心谨慎。留我吃饭,我哪里有心情吃饭。

临走时,仍由叶群乘车送我回家。在车上。叶群除了重复林彪讲高岗能干、死了可惜等以外,她再三和我说,高岗上当了,让别人当枪使了;陈云是个老奸巨猾的人,遇事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就缩回去,高岗怎么能斗过他。高岗在毛主席、林彪面前还夸陈云会出点子,……。叶群最后提醒我,她对我说的这些话,千万不敢给别人讲。这次,她送了一些大米和食油给我。

过了三天,安志文来我家,问我林总接你去他家干什么了,我说,他只是问问我和孩子的生活情况有什么困难,临走时给点大米和食油。

(三)1962年秋,因《刘志丹》这本小说,审查习仲勋和贾拓夫同志。有一天,由安志文牵头,来我家说,《刘志丹》小说是反党小说,书中写了高岗、习仲勋在内战时期的情况,说他们与敌人斗争多么英勇……。你好好想想习、贾的问题,在高岗死之前,他们到你家对高岗说了些什么?你到习仲勋家时,他与你说了什么?我当时感到既害怕又委屈,心中非常紧张,对安志文说:《刘志丹》小说我没听说这本书,又没看到过,对小说什么也不知道。刘景范和李建彤来看过我和孩子,一般的聊聊家常。安志文强调让我好好想想写出来。规定我:从此不准到劳动部上班,将我软禁在家三个月。以后,调到教育部工作,并搬了家,到宣武区牛街住。

(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给予我的冲击、迫害和凌辱难以一一写出。每每想起周总理给予我的关怀和教导,得以劫后余生,心中无限感慨,怀念周总理,永志不忘。“文革”开始不久,我的家(宣武区牛街)第一个被抄,什么人干的也搞不清楚;接着一天到晚,没白没黑的三三两两。一伙一伙的学生找我查问情况。在被抄家以后,总理得知了,即时通知教育部革委会赵秀山同志将我搬出来住;并派专案人员传达总理对我的指示,让我接待各处的学生时,对他们调查高岗事件的情况,就说什么也不知道;若查问到彭德怀、陈云的情况也不要说什么。总之,要记牢,学生问什么,就说不知道。记得有一次,学生问于若木与陈云要离婚,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我不认识于若木。学生发火了,打了我一耳光,斥责我说,你胡说,在东北时,你们两家住对门,高岗和陈云一起工作!还有一次,北京的学生把我抓到大学隔离审查。幸亏周总理给北大、地质学院的学生打电话,让他们放我出来,并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学生们才放我离开学校。

大约是1967年,教育部被派驻军代表(南京军区),组长朱奎,他原是刘志丹部队的指战员。朱奎见到我后,曾暗示,总理指示让他注意保护我。并告诉我,以后要随教育部干部去安徽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1969年秋后,我去教育部五七干校。一年后,总理曾派中央办公厅的两名干部去安徽接我回北京,由于教育部造反派和军代表不同意,所以没有成行。直到1971年干校整党前后,中央办公厅又派同志到安徽接我回北京,说是毛主席指示的。这次军代表和造反派没有阻拦,我离开干校回北京。

回到北京,去科教组(教育部撤销后的机关名称)见到刘西尧(组长)、迟群(副组长)。他们首先向我介绍了林彪事件情况,然后要我一面休息,一面回忆林彪和叶群在东北工作的情况。

过了几天,总理找我谈话。我见到总理,心情激动万分,只是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总理安慰我,说不要哭了。然后,问我几个孩子都在哪里?“文化大革命”中,中组部停发孩子们的生活费,他们怎么生活的?过去教育部长何伟,陶铸同志给孩子们发没发过生活费?我告诉总理,他们都说过要发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与他们说,我不敢要。生活困难时,我在延安时的同学谭研曾(在外交部工作)和过去的司机都帮助过。接着总理说,我马上让中组部补发孩子们的生活费。我再派人把几个孩子接回来,重新分配工作。你也不再要中组部管了,改归国管局管,一切由他们负责。你的家被抄过,谁都知道你的住处。先搬出(牛街)住到养蜂夹道,等国管局找到房子再搬去。总理又问我,主席让习仲勋去给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回陕西省或延安工作,习去了没有。我告诉总理,后来习仲勋就不敢去了(指东交民巷8号),因为管教小组安志文等不准随便去。总理听后说,如果习仲勋对高岗讲了主席的意见,他不会死。这时我告诉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之事以后,安子文(中组部长)和安志文派公安部几个人住在我家监视,关了我三个月,不准我上班,不准外出、不准接触什么人和追问彭与高的关系等等。以及接我到彭真家,当时在场的还有徐子荣、安子文等人,彭真除了问高与彭的关系以外,还问彭与林彪、陈云的关系,我详细说了这个过程和自己当时的紧张心情,接着又把因《刘志丹》小说问题,安子文和安志文把我软禁家中三个月,不准上班,不准外出,追查小说与习仲勋、贾拓夫、高岗有关的情况。总理仔细听了后说:“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了解。”

去北京图书馆上班,是我向刘西尧同志提出,他同意的。因为刘仰峤(原高教部副部长)和刘季平(原教育部副部长)当时在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担任领导,比较熟识、了解。到图书馆上班约十天左右,接到刘西尧同志电话,他说通知你,总理说主席意见“你在西北、东北是有影响的人。马上回科教组工作”。当时,刘仰峤、刘季平同志也都催我回科教组上班。

在科教组计划司上班不久,国庆节来临,我突然接到参加国庆宴会和上天安门的请柬。以后被选为天津市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相隔不几天,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以上这些荣誉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是周总理所给予的,我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没有为党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从来也没有想到这种种荣誉。作为高岗的未亡人、妻子,我承受了以上荣誉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深切关怀和爱护,……这是党、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高岗几十年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做过贡献的肯定,自己内心每每想到这里,悲愤交加,百感交集,酸甜苦辣齐涌心头,归结一句话:万分感激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常以此教育几个孩子,要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牢记共产党、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恩情。

十三、殷切祈望

(一)“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高岗过去的秘书赵家梁(1954年以后再未见面)、还有梅行同志来看我。多年不见,现在见面分外高兴。他们说,高饶反党联盟从来没有,是冤案。赵还说,听章蕴(原华东局的老大姐,赵曾与她一道工作过)同志谈过,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上说高岗是人施加压力,想灭他的口。当我谈到安志文在看管小组的所作所为,及两次软禁我在家里的情节时,我表示怀疑他。赵家梁再三解释说,安志文是小罗卜头,他做的一切是听上边(指中央)的,不是他自己敢做的。在东北局高干会上,大家对他有意见,当然因少奇保他,才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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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不清是那一年了,当时习仲勋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我(在教育部工作)出差去广州。一天,广州市委书记薛炎同志(原是刘志丹的老部下)约我到他家吃饭。聊天当中薛炎问我见到习仲勋没有,我告诉他习派秘书安排我们住高级宾馆,因为太高级,我搬出来了。薛炎听后说,习仲勋向你讨什么好?高岗反党吗?反毛主席吗?他为什么不向毛主席讲。我解释说,习也有他的难处,“文革”中他也被关了好几年。薛炎还谈到,朱老总到广州休息时,他曾问老总,高岗怎么能反党,反毛主席呢?朱老总比划着说:高岗被人利用当枪使,上当了。他死了可惜。薛炎同志还强调说:“我对你讲的这些我负责。如果中央问我时,我可以如实的讲。你也可讲,是听我说的。我不怕”。

习仲勋同志住在深圳以后,约我去深圳。到了深圳的第二天,习仲勋派车到招待所接我(还有小儿子高燕生)去他家。这次见面谈到过去多年的风风雨雨,问我几个孩子的情况等等。我问他,你能不能给中央写个信,要求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实事求是作个结论。习流着泪说,我现在能说什么呢?什么都与我连在一起。1935年刘志丹、高岗和我被抓起来,准备一起活埋。你也知道,为《刘志丹》小说一书又审查我。老实说,我对高岗有感情,他的死,我心里很难过。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是刘少奇、邓小平管着专案,还不时查问我的情况,处于当时的状况,我敢说什么。邓小平还老给我说,高岗像挤牛奶似的,不讲话。还问,你(指习)见高岗都讲了什么?习仲勋又说,我对高岗既同情他,又生他的气。我多次对他说,对安志文要注意,他与安子文是亲兄弟,有些话他马上传到少奇那里。你(指高岗)提拔他,重用他。带他到北京国家计委任专职委员。把陈云当成圣人,结果圣人圣掉脑袋。小平过去对主席重用高岗,表扬高岗,要向高岗学习有看法,小平是长征过来的,是西南局的头头,你想想他能服高岗,能看上高岗,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可是高岗听不进话,简直冲昏了头,自以为了不起。有毛主席作后台和支持。还对我(指习仲勋)讲毛主席经常与他谈刘少奇对毛主席工作帮助不大。结果又把这些话说给陈云。所以邓小平一口咬定他(指高岗)想当领袖,有野心。陈云看形势不利不也说高岗给他说这样那样的。你看,现在我能给中央讲什么?现在能给高岗实事求是作结论吗?这些年来,你把几个孩子抚养大、都大学毕业,你很辛苦,你对得起死的。当然,党中央、周总理一直都很关心你们。我没能给你什么帮助,对不起你。谈到最后时,我问习仲勋,毛主席给你讲过高岗保留中央委员……等情况时,习说,自座谈会召开以后,要去(东交民巷8号)都得向刘少奇、总理、邓小平请示。我敢去吗?你应理解我的处境和难处。……

十四、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林与我谈话

我为高岗的问题,这些年来,我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能从历史看高岗,能实事求是地给高岗做个结论,回到历史本来的面貌。我终于盼到一天,2002年曾庆红同志要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林和审干局局长赵恩洲以及中组部老干部局处长吴卫新(女同志)来我家谈话,我心里也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面说一面流泪,我说高岗没有反党、反毛主席,他对毛主席无限忠诚,他一生为党为人民,作了许多贡献,他一生出生入死,为党为人民流血流汗忘我工作。1935年受党内郭洪涛、朱理治的迫害给带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差一点被杀掉,是毛主席到陕北根据地,救了他和刘志丹,这些他常常念在口里和记在心里,所以他绝没有忘记毛主席的恩情。他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工作,是忠诚地按着毛主席的路线、政策忘我的工作,打土匪,搞土改,供给前方部队。以及后来东北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历历皆目,人所共和,他最后怎么落个这样下场当成敌人处理呢?我一直想不通。他冤枉。我也永远忘不了高岗死后毛主席、周总理对我几个孩子的关怀照顾的恩情,我请求党中央能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实事求是地给他做个公正的结论。我今年已84岁了,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看到这个结论。李铁林同志听完我的情况说:“请你耐心等待,此事要调查研究写报告给党中央。我留个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找他们。”

十五、胡耀邦同志谈话

打倒“四人帮”之后,大约是1978年,胡耀邦同志任中组部部长时,有一天我去灯市口富强胡同胡耀邦家里看望他。见面后刚刚坐下,还未等我说来意时,耀邦同志就对我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有错误,犯了自由主义,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指高岗)讲的话又在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还在一些老同志面前议论少奇的长与短。你与孩子不要背包袱,孩子考大学时,总理特别给有的大学(指报考的大学)打招呼对组织部也讲了,成绩达到标准,优先录取,不要牵扯高岗的问题。高岗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过去在东北工作的同志如陈伯村同志,也对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的情况,高岗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可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毛主席对他(指高岗)的工作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我听了耀邦同志的谈话后,就知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就没有再说什么。他见我没有再说话,就向我告辞,他要去开会了。同年,我在教育部工作时,出差去陕西省西安市。有一天,我抽出时间去看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同志,(住在陕西省政府一座楼房)她看见我就高兴的抱住我说:“好了,胡耀邦同志来西安时西北有些老同志问他(指胡耀邦)高岗怎么反党反毛主席?证据不足。胡当时回答:“不是反党,是内部问题,有错误。”有个别老同志则说,我们不能忘记陕甘宁边区,中央长征过来有个落脚点,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我们也没有忘记1935年郭洪涛、朱理治搞肃反,差一点儿把一批领导干部都杀了,是党中央毛主席到陕北瓦窑堡救了我们,才有了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壮大,培养了大批干部,奔赴全国。我们陕北人民绝不能忘记血的历史教训。请求党中央重新审查高岗的事件。

十六、叶子龙的谈话

1979年的秋天一个上午,我到东郊民巷叶子龙同志的家里看望他。当谈到本世纪末1953年他(指叶子龙)与师哲、高岗去苏联了解“贝利亚”事件时,叶子龙同志说高岗死后,毛主席有一个多月心情不好,难过,感觉遗憾。毛主席对高岗从陕北到东北是多么器重他、信任他,他到北京后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与主席个别谈话,有时中央的绝密文件,主席批示要机要秘书(不要经过高岗的秘书)单独直送给高岗。机要秘书等候着高就自阅后拿回。如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起草关于八大代表会政治局“有薄无林”的名单,也是单独给高岗看的,没有经过高岗的秘书,可是高岗把此事透露出去了,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高岗有错误改正了就行。他不该死,他死的时候才五十岁。他的身体好,精力充沛,为党还能做许多工作。后来他(指高岗)第一次自杀,中央派了许多人劝导他,管教他,也没有管住他。我细心地听他叙说这些往事,又不能说什么,也只能边听边流泪,我能把当时另外的真实情况告诉他(指叶子龙)吗?他看见我长时间流泪不讲话,他(指叶)就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想了,以后常来我这里玩玩。”

十七、结束语

十年动乱,国家经历空前浩劫,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我和孩子们却奇迹般地活下来,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就活不到今天,我从心眼里感谢毛主席,感谢周总理。

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年反对高岗是最积极的,但他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可见党内斗争再不能延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高岗如能平反,将是我们党之大幸。这样做绝不会给毛主席抹黑,反而能为毛主席了却一桩心事,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附:李力群给中央领导的信

 

给中央办公厅曾庆红同志

并胡锦涛同志及各常委的信

 

曾庆红同志并胡锦涛同志及常委各同志:

您们好!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回忆和思考经历过的许多往事,每当想起高岗的问题与前前后后所经历的情节,深感有许多不明不白之处,难以忘怀。

我曾数次给党屮央写信,也给曾庆红写过信。现在我再一次将自己亲身经历如时写出。向党组织报告。

我今年已经84岁了,来日不多,恳求党中央能在我一息尚存之时,对高岗问题进行审查,公正对待历史,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的结论。这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深切愿望。

附上我的《难忘的回忆》一份。

 

李力群

2003年9月14日

 

写给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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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首先祝贺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并圆满结束。我祝愿同志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征途上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取得更大的成绩,无愧于历史的重任和人民的希望。

高岗的问题是建国后发生在我们党内第一个重大政治事件,距今已五十三年了,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我曾不只一次的向中央反映,请求中央对高岗的问题重新甄别平反,实事求是地为高岗做一个结论。

2004年6月,中组部的赵洪祝同志和中纪委的同志代表中央找我谈话,告诉我:中央对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了人力,用了三年的时间,查阅了五百多份档案。高岗同志对西北、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及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确实做了很多贡献,我们很受感动。但是高岗的问题是1955年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还不宜作出平反,当然这个事件发生在现在是不会那样处理的等等。

对于中央的这次谈话,我不止一次地给中央写信,谈了我个人的不同意见。其主要内容有:1953年6月的中央财经会议上高岗的活动,与同年8月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的活动没有形成“联盟”的依据和事实,不能因为他们对某些问题看法一致就定他们为“联盟”之罪;高岗在财经会议的讲话与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是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支持他们去讲的;高岗批评刘少奇的意见不完全是错误的,有的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高岗没有为“搞倒”刘少奇与邓小平有过“正式谈判”;高岗与少奇及其他同志对于建国后党的方针、路线存在不同意见也是党内民主作风所允许的;即便是高岗犯自由主义在非公开场合说过一些对其他同志不满的话,也是有历史成因的,也不致扣上反党联盟、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帽子而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以及高岗在被软禁期间,深感党内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冷漠无情,为给许多同志造成的困境而自责所产生失望情绪的心绎历程。高岗对生活已经失去真实感了,这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

我深感疑虑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十年浩劫中的刘、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叛徒集团,以及全国上下举不胜举的大小反党集团都给予了平反,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57年的50万右派,54年的胡风反党集团都得到了甄别。就连林彪也多次在反映战争及历史题材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以正面形象出现。而发生在1954年的“高饶反党集团”案,株连伤害了数万名党内同志,尤其是那些曾经在西北、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几乎无一幸免,这一开国党内大案,历经了半个多世纪还无法做出公平、公正的解决,是有悖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和党内民主作风建设的。

我今年也八十有七,入党已近七十年了。我有幸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经历过东北解放战争艰难困苦的岁月,也分享过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高岗事件发生后,我在痛苦与迷茫中,时时感到毛主席、周总理和许多老同志以及老区人民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我坚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能在我有生之年,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给高岗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最后,我祝愿同志们在新时期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力群

2007年11月24日北京

 

给胡总书记和诸常委的信


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央诸常委:

在新中国迎来60岁华诞,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不由想起高岗同志,一个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新中国建设不懈奋斗、穷尽毕生精力的革命战士。作为他的未亡人,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更无时无刻不想起他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解放付出的艰辛努力。在这欢庆的日子里,我为我们党取得的胜利,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高兴,也为高岗同志含冤而逝,却不能昭雪痛彻心肺。锦涛同志,这种心情也许您不能理解。五十多年来,夜里我常常想起他带着负伤的腿,奔走于陕甘内蒙广袤的大地发展革命队伍;想起他在北满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亲自到一线指挥剿匪的战斗;想起他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调研会商,彻夜不眠。这种痛苦,不只是失去亲人的伤痛和思念,更有一生为党无私奉献却含冤而逝的哀伤和无处可诉的冤屈。

我们的党应该敢于处理并解决重要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是我党自我超越、向前发展的重要过程,也是面对存亡绝续的原则问题所应做的重要抉择,我认为我们党之所以战无不胜,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而对无数的艰难险阻,我们总能够实事求是,适应形势和环境变化需要解决问题。但面对高岗同志的问题时,过去的做法实在是有悖于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同时,也让我感到我们党对干部实行双重标准。1978年5月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引发了全民在讨论,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希望党中央能够冲破新的凡是桎梏,从新考虑高岗同志的问题,实事求是地给予公平公正的处理。

时到今日,看到许多媒体上仍以各种不实之词,对高岗污蔑攻击,我只有默默流泪,作为一个老党员,五十多年来,我一直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党内团结为重,以国家建设大局为重,历来都是按组织程序向党中央写信汇报,希望能够公平处理。对我和子女来说,只需要对高岗同志公平对待,还历史本来面目。

2004年中组部代表中央与我谈话时表示:高岗在西北、东北、抗美援朝及后来新中国建立之初等时期还是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的,但由于1955年党的全大做了决议此案不适宜动。我理解党中央基于全局考虑的同时也想到:党的九大同样是全党通过的决议,不一样得到平反纠正了吗?我认为,实事求是公平处理高岗同志的问题绝不会影响我们党的发展,反而能够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有勇气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虽然我年事已高,但我相信也坚信一定能够等到以您为核心的党中央给高岗同志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锦涛同志,我知道您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工作,所以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关心高岗同志的问题,也衷心的祝愿您身体健康!老百姓对您评价很高,我也坚信,在以您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奏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篇章。

 

李力群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载:《忆高岗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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