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工作情况

来源:  作者:赵伯平  时间: 2016-10-26 15:02  阅读量:    字体【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由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康和煦(赵伯平的化名)率领并和陕北特委常委崔瑞声(化名崔逢运)、鲁学曾(后改名鲁贲)组成的中共陕北特委代表团,由米脂县境动身去西安找中共陕西省委,解决中共陕北特委以后在组织上的隶属问题。约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到西安与陕西省委接上组织关系,约于二月上旬,由陕西省委书记曹长青(真名孟用潜)决定:在西安东涝巷一家鞋铺楼上开会。鞋铺经理韩嘉禄是蓝田县人,有一定的思想觉悟,与康和煦、王列(汪峰)是同乡,相互熟识。会议由曹长青主持,康和煦、王烈参加。会议谈了一些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外,又因中共陕西省委已知道了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之下的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已创建了许多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因王烈去陕北接替和煦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职务,调康和煦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接替王任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或称组织部长)。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农历二月初二)王烈骑自行车先去三原县委。康和煦与三原中心县委和陕西省委联络的交通员李子馀(党员,蓝田县人),共同搭乘了马车也去三原。王烈和康和煦办理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的交接手续后,便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开始工作了。

 

一、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机关的组织简况

 

一九三三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秘密机关设在三原县城内,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员有:书记刘林生(三原县武字区人,家庭成份雇农,当时住宿在三原县城南关一个车马店内,可能还有个地下党员,协助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事宜)。副书记监管组织工作的王列,由康和煦接替了他的职务后,康又化名周中(住在三原县东关租到的房子)。中心县委常委兼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是习仲勋,也住在三原县城内,有时去富平巡视党的地下工作。中心县委委员余海丰②分管宣传工作。其他工作人员还有全直轩(蓝田县人,化名周全,与周中以弟兄的名义住在一起。党内职务是组织工作干事和联络员)另一个是马云则(陕北人),是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与三原中心县委来往联络的人员,不久就去陕西省委机关了。

 

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管理领导的各县区党的组织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前身是中共渭北特委。中心县委管理和领导的一些地区党的地下组织,比较健全有力,革命工作也在逐步不断地发展中。当时中心县委所管理领导的主要县区是:三原、高陵、富平、耀县、泾阳、淳化等六县,除中心县委外,各县均有党的地下组织和领导机构。

(1)三原县城内党的地下组织:负责领导城内一些党员的有周芝轩(三原县城东关人,社会职业是三原县教育局局长),在他直接管理领导之下,有三原县民众教育馆,行政上归教育局直接管理,馆员只有一人,也是中共党员(名字记不清了)。另一个中共党员孙烈(后改名孙一君),此外,三原县城西关有个党员张觉(字子敬),城内还有张振河、张振海。三原北城也有几个党员,在党内是否由周芝轩同志领导或联系过已记不清楚了。

当时校址在三原城内的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有地下党的支部,由中心县委直接联系领导。支部书记张维新(先在西安某中学毕业,这时是三中的职员),党员有孙玉如(社会职业是教员)。学生中的党员有:郭秉坤、杨新诚、邢子舟、白文鳌、潘士杰(后叛党当了特务,曾破坏过党的许多地下组织,“西安事变”中,被地方群众镇压)。此外该校党支部内还有哪些党员,已记不请。三原县各区,特别是武字区和心字区,有党的地下组织。

(2)高陵县党的地下组织,是个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是韩学理。韩被中心县委调派到三原心字区,先任中共区委秘书,后任区委书记兼该区红军游击支队政治指导员,化名严一农。韩离后的高陵县特支书记是张策。

(3)富平县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名义上习仲勋管理领导,但实际上是由该县地下党员姚万忠具体负责.

(4)耀县党的地下组织,先是中共特别支部,后是中共县委,负责人是陈学鼎、张仲良、张邦英、张仲平等

(5)泾阳县党的地下组织,在县城内的泾阳县立高级小学校中有个中共党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是武云绮(女,社会职业是教员)。王烈向周中交代中心县委的工作时,最后陪同周中与武云绮联系,并谈过革命工作,据知支部中还有崔贯一等党员。至于县城外各区有无党员,记不清楚了。

(6)淳化县党的地下组织;据说有几个零散的地下党员,但他们的姓名和社会职业,周中均不了解,王烈可能知道。

(7)另外,驻在三原县城内的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杨竹荪团的军械处处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周中与他进行过党的组织联系,谈过革命工作。周中交给他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就是由他秘密从该处拿出些枪弹(步枪、手枪弹均有),秘密地埋在三原城西郊大坟中,设个记号,然后由周中通知党员姚万忠等秘密取出,送交给武字区红军游击队。

 

三、王烈(汪锋)未去中共陕北特委的原因

 

据以后得知:王烈回到中共陕西省委后,正要和崔逢运、鲁学曾二人动身去陕北,就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职务时,中共陕西省委作出新的决定,即派遣王烈去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的一支部队联络,主要的任务据说是:“请求红四方面军派一支更有力的部队,进攻和占领西安城”等等。王烈已由西安动身去陕南。崔逢运、鲁学曾得知王烈已不去中共陕北特委了,他们即动身离开西安去北平,会见了由中共临时中央派遣的中共北方区代表孔原谈了工作后,才回中共陕北特委去了。

另一方面,据说,曹长青被省委某几个负责人批评逼迫,后离开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职务由省委委员(或常委)兼共青团省委书记笑章(真名袁岳栋、广东人,铅印工作出身)接任了。

 

四、关于进一步地深入学习、运用、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与三中全会精神和正确方针政策的情况

 

周中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期间,从一开始,就把曾经亲自带到陕北,并在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时深入学习和具体运用过的当时党中央下发的一些文件,常向党内传达讲解。这些文件有:《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党在南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即“敌来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以及“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简要法规等。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周中曾约习仲勋一同登上三原县城东关城墙上面,佯装游览春景,曾谈过较长时间的话,进一步了解当时党在渭北领导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在同另外一些党员言谈中,知道了当时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地区一些较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情况和党的力量,游击战争、人民反封建等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防止、克服、甚至抵制王明左倾方针、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武装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

 

五、在武装斗争中的教训和经验

 

(1)在周中未到中共三原县中心县委工作以前,据说在中共渭北特委时期,曾创建过一支红军游击队,队长名康尚武,因行军时带领了一个农村妇女,也让骑了一匹马随行。不知部队中何人指责说“康违犯了红军纪律,”即经当时在红军中有最高军纪权力的“士兵委员会”决定,把康枪毙了。并命令那个妇女回她家去了。今天回忆起来,这是当时一种“左”的错误。在泾阳县境,有一支由苗家祥(又名苗迪民)指挥,在泾阳县境嵯峨山一带活动的“红军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应为第二支队)。这支游击队曾不断昼伏夜出,忽合忽散,但战士来源甚为复杂,与贫苦农民基本隔离,对党的方针政策不肯学习,对战士政治教育很不够,军事纪律很不严,对红军游击战术也不学不懂。特别是与党的关系时续时断,既脱离党的领导,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最后失败散伙了,苗家祥避藏在其干父家中,被敌军一个连长搜捕后枪杀,这一事件的教训很深。

在三原县北部武字区,有由黄子祥、黄子文(又名黄成章,是黄子祥的胞弟,他们家在武字区陵前镇甘劳池村)等中共党员,在党的领导之下,创建和指挥的工农红军渭北三原武字区游击队。据悉,黄子文于一九三〇年六月曾参加过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县某农村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听到和学习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传达下来的指示精神和决议。主要内容有在中国南方的红军正确的游击战术“十六字方针”和“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策略方法。黄子文又于一九三一年曾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政治委员,在晋西和转战到陕北的实践中,具体地执行了以上的红军游击战术的策略方法。再后来黄子文被党组织派回渭北,开展武装斗争。黄又根据他熟悉当时当地的党内外情况,和黄子祥等党员在党的领导之下,创建了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原武字区游击队。

 

六、渭北游击队的情况

 

(1)红军渭北游击队,特别三原县武字区游击队,指战员绝大部分是经过党的地下组织不断的宣传、教育、说服、动员参加的农村贫苦农民。在未参加游击队以前,曾在很长的时间中,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和革命高潮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短暂期间,曾受过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的政治思想教育或影响,并参加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革命组织,在政治上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在经济上也有反抗剥者的决心。

(2)指战员们与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有血肉关系,有阶级感情,他们扎根于劳苦民众之中,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支持,军民关系十分密切。例如:晚上有人民群众根据狗叫声的远近多少、大小有无,就可判断过村或附近的武装队伍的好、坏和革、反的性质。狗叫声由远到近,由多到少、由大到小,由有到无,就知道是有本村农民参加的红军游击队过来了。群众全家就立既腾房子,准备让游击队指战员们住宿,给指战员做晚饭吃,特别有时有些小孩子们知道后高兴地喊出一些顺口溜,如“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叔叔过(或回)来了”等。如狗叫声由近到远、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就猜知是敌人(敌军或“民团”)由本村或村附近要经过了。群众就紧紧关上门户,设法阻止或避免敌人进屋。家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参加过红军游击队暂时回在家的人员,便趁机急速从家中先出去,到梢林中躲避。听到狗叫声,由近到远,由大到小,甚至听不见了,就知是敌人已走甚至走远了,在梢林中躲避的人们就回到家中,全家放心了。

(3)当时特别令人感动的就是:有不少的兄弟、叔侄自觉地主动轮换去到红军游击队当战士、执枪杀敌、救济人民。例如:哥哥当一段、弟弟就去换,叔叔需回家,侄儿去顶替。至于暂时被代替回家的战士,除了家务劳动,或到田地中生产劳动外,便自觉地抽闲暇去找亲朋好友和认识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向民众们征求对红军游击队的意见和评语,倾听群众所了解到的敌人信息,这实际上也起了“分散以发动群众”的作用,以便将来归队后向红军游击队指挥员们如汇报。实反映汇报。

(4)当时党的地下组织的负责同志或红军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除了向广大贫苦人民群众进行一般的政治思相教育工作外,还趁机编一些顺口溜,进行简要的政治鼓动工作。例如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关中特别是渭北等地区农村的大旱灾荒还没有完全停止,庄稼欠收,青黄不接,官府差役,逼收捐税,土豪劣绅强收租息极为迫切的时候,有位中共党员就编写出鼓励受灾荒影响较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向封建阶级进行坚决反抗斗争的歌词,“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返,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等,这对动员广大劳苦群众参加反封建的政治经济斗争,起了不小的鼓舞作用。

(5)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们,在非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还学到不少的有关矢文气象方面的知识,例如在夜行军中,天晴就凭着北极星辩别方向,天阴时就用手细摸树皮,认为涩的一面是南,光的一面是北,这对红军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十六字方针”和避实击虚,运动歼敌,起了较大作用,象这样一些生动的事例不少。

 

七、武字区雏形苏区和红军的概况

 

(1)正因为以上的各种条件和情况,才保持了红军游击队的人数,巩固了战士们的斗志,加强了指战员之间的团结,提高了对敌作战的力量。同时,一些地下组织,为了拥护支援公开了的红军游击队,还趁机创建了许多不脱离或半脱离工农业生产的秘密“农联会”、赤卫队和少先队等组织。正规红军游击队同较少弱的敌人作战时,民兵们也就积极支援或参加,因而是有时在某处阵地间,就基本形成为全民皆兵的态势,即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等,从前后左右围攻敌兵,或红军游击队从正面进攻或反击敌人,赤卫队,少先队在敌侧后扰击。有时也有些较强的赤卫队、少先队,在高地上插竖红旗,大声呐喊,责骂敌人是害民贼等,声援红军游击队。甚至有的在空煤油桶中燃放鞭炮,徉发枪声,威吓迷惑敌人,因而每战必胜。中国工农红军渭北游击,特别是三原武字区红军游击队,就是在这样的广大劳苦民众不断的关心爱护和坚决支持之下,创建发展壮大起来的。

(2)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红军渭北游击队根据地和革命政权距离敌人的渭北统治中心的三原县城仅三十里左右,距西安也只有一百二十来里,红军游击队既无精良武器和足够弹药,在地理条件上无高山大川之利和天然险阻之隔,所以能够建立和发展,除主观上关于运用正确的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方针”和“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而外,客观上主要是得到广大劳苦人民群众的支持,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威望的感召,以及对地方党组织的信赖。

 

八、三原中心县委局部改组经过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住在南关车马店内,敌军经常去该店搜查枪、鸦片烟的烟贩子,刘林生虽未受盘查,但继续住在该车马店很不安全,兼之家庭生活困难,便离开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回到武字区老家去了。习仲勋也离开中心县委,化为“席锺荪”,去照金根据地担任一定的负责工作。余海丰被中共陕西省委调回西安。省委虽派杨声(真名刘映胜)接任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周中仍任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又增加了负责军事工作的职务,同时提拔中共武字区委负责人之一李俊藻(米脂县人,原名李仲英)为中心县委常委兼秘书长管理宣传工作,又任命姚万忠、周芝轩为中心县委委员(或常委)。姚除经常去富平和武字区巡视工作外,也搬住三原城内。杨声同他的妻子住在三原城南关租到的房子中。

 

九、中国工农红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概况

 

(1)当时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以及泾阳县、富平县西区党所领导创建的红军游击队和一些赤卫队、少先队。统称渭北游击队,并没有总指挥部,总指挥是李平(真名刘捷三,据说是河北省人,建国后在北京市工作),政委是张培述(绰号“张半截子”,据说张以前曾在苗家祥游击队中待过)。以上这些武装组织,都归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但游击队主要干部的任免,要由三原中心县委和省委协商决定后,以省委的名义任免。

渭北游击队政委张培述,此人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特别是在个人与革命组织的关系上,问题不少,与总指挥李平不能同心同德,搞好团结,共同战斗。一次,周中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党的组织和军事工作时,张在吃午饭中端着饭碗,与李平吵架。污蔑李平是所谓“不进行土地革命”,“只知打土豪、分财物”等。张半截子根本不按当地的客观实际情况和主观革命力量,而用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方法,反对李平,李平为此感到苦恼,曾提出请求调动他的工作。周中对李平进行了安慰和鼓励。不久,张培述勾结渭北游击队总指挥一个掌管财物的经济员李某(山西人),并向李要去了些打土豪得来的鹿角等贵物资,又和李窃分了李亲自保管的现存公款许多银元后,一起逃跑了。据以后传知:张培述逃跑到西安后,经过不长的时间,便以“张短人”的名字向敌人自首,叛变革命了。

(2)以后约于农历四月初,周中第二次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工作,正在考虑渭北游击队政治委员人选时,恰好张秀山在西安伤愈出院,中共陕西省委派张回耀西照金苏区,要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和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帮助,由红军武字区游击队派战士护送去照金苏区,回到红二十六军。周中向张秀山解释说明,并得到张的同意,把张暂时留下,担任渭北游击队代理(实际是正式的)政治委员。同时任命杨玉亭为指挥部经济员,再以后,李平经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同意并报请中共陕西省委批准,调回机关在西安的中共陕西省委另行分配工作。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由原武字区游击队黄子祥接任,张秀山仍任政治委员。在这里再附带证明一下,李平的确是经党的组织决定调离的。

这时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不久的杨声,即接受省委决定到武字区游击队工作。省委决定副书记周中接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职务,仍兼管理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

 

十、反对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周中在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军事工作期间,党内曾有过几次重大的路线政策的斗争。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在三原县民教馆开会批判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杜衡③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

(1)一九三三年三、四月以前,已建立了耀县西原的包括薛家寨在内的照金雏形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根据地,同时有以刘志丹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主要的军政领导人员有:刘志丹、杨千里(绥德县城人,原名杨重远)、杨琪(是以前由刘志丹派遣到师储杰部中做党的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黄子文(以前曾任过红军晋西游击队政委)等。二十六军在这个地区打了几次小胜仗,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三原县的中共地下组织动员许多贫苦农民群众参加了红军,使红二十六军部队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经常活动在照金镇、薛家寨的区域(这外区域又称陕甘边苏区南部区),实际上成为保卫、巩固、扩大、提高苏区的军事主力。以致该地区的民团、恶差、土豪劣绅们被捕杀逃跑而暂时灭迹了。不过当时这个雏形的党、政、军组织,已不归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只有必需的交通人员的来往联络,由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并决定一切。

(2)但是极不幸的是: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杜衡去那里巡视工作,不知以前经过怎样的政治组织程序兼任了红二十六军的“政治委员”。杜在工作中不断地传达和执行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在上海)所谓“四中全会”确定一系列的左倾路线、方针、政策。并毫无根据地批评诬指红二十六军犯了所谓“梢山主义”(即在有梢林的小山野地区活动)和执行了所谓“富农路线”。杜衡主持开了几次会议并决定:强迫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立即离开照金苏区一带,南下过渭河到渭华等平原地区去活动,要建立所谓“更大的地区”即苏维埃政权。

(3)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后,负责人基本上都不同意。约于一九三三年六月(或五月)上旬,派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笑章(袁岳栋)到三原县城找到周中,并召集黄子文(在红二十六军担任政治处主任)、杜衡、杨声、共五人,在三原县城内民众教育馆开会(馆内那个职员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他负责掩护隐蔽)。会议由笑章主持,会议的主要精神是:认为杜衡决定强迫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离开照金苏区一带,南下到渭华等地活动是极端错误的。会议开始时,杜衡态度不好,不承认他犯了左倾错误,经过大家说服和批评后,杜衡最后勉强承认他是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会议决定,立即通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停止南下,把部队撤回照金、薛家寨苏区,或陕甘边红军根据地进行整训,准备学习,运用正确的红军游击队战术“十六字方针”和“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原则,继续反击和消灭敌人,保存、巩固、扩大雏形苏区,发展红二十六军的武装力量。并派黄子文立即到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中传达以上决定。笑章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身份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免去杜衡的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职务,要杜回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西安。但因为时间已迟,黄子文赶到渭河北岸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已全部渡过渭河了。因此黄子文只得也渡过渭河,虽然赶上了部队,但部队未听取黄子文所代表省委书记笑章所作的决定,继续南下,转移到渭华平原地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虽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艰苦奋斗,但终因地理条件极端不利和在敌军强大兵力不断“进剿”之下,基本上全部枪丢兵散,失败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大失败的信息传开后,渭南、渭北等地区中共地下组织,选派了一些党员家属和有拥护红军的革命热情的中年妇女,怀中抱着小孩,腰里暗藏着红军主要指挥员个人使用的枪,假装过渭河以北祭祖坟或探亲戚,先后分别从不同的渡口陪同护送刘志丹、杨千里、黄子文、杨琪、王世泰(据说由黄子文妻子李盛云陪送的)、康健民等先后回到渭北。再经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通知三原武字区红军游击队,派一些英勇机智的战士先后护送他们到照金根据地,这时,周中正在三原县武字区巡视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在田野的小路上,偶然遇见了杨琪,杨失声痛哭,抱怨刘志丹招致了这次南下的失败。周中向杨说明:“红军第二团和骑兵队这次的大失败,主要是杜衡以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权力和擅用中共陕西省委的名义,强迫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南下的错误所造成的,不要错怪刘志丹。”周并把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笑章主持在三原县民教馆召开批判杜衡错误会议的情况简要告诉了杨琪,杨才如梦初醒,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以后杨琪也被红军武字区游击队派战士护送到照金苏区。

 

十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团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南下失败后,敌人夸大他们的“胜利”,在报纸上不断刊登消息,说是“把红二十六军一举全部消灭了”。但是,渭北三原武字、心字等区,特别是在耀县照金苏区活动的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都没有渡过渭河南下,不仅未受到损失,而且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继续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为了弥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骑兵队南下的失败,周中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几位领导研究后,向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建议:“渭北三原武字区红军游击队没有受到损失,仍在逐步地发展壮大中,可以把该游击队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举起红二十六军的战旗,继续奋斗。”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了三原中心县委的建议。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三原县武字区小道口村,召开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成立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把红军三原武字区游击队与红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合并(此时,张秀山已去照金苏区),改编为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命黄子祥为团长,杨森(党员,乾县人,原名杨宗楷)为政治委员。李天赦(党员,三原县人)为参谋长。下辖四个连。第一连连长马志舟(党员,三原县人),政治指导员王柏栋(党员,商县人)。还有一个连,连长王安民(富平县人)。另外两个连的干部记不清了。

成立红四团大会,又举行授旗典礼仪式,杜衡由西安又来代表中共陕西省委给红四团授了红军军旗。周中代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参加了红四团成立大会和授旗典礼仪式。

 

十二、指导和帮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

 

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以王泰吉为团长的杨虎城十七路军骑兵团,由西安出发开到三原县城驻防。这期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曾通过王部的地下党员王振民(现名王英、是王泰吉的侄子,党的组织关系是由中共陕西省委介绍来的),了解王泰吉军事行动和思想动态,主要是了解王泰吉不愿积极“进剿”渭北一带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并向王泰吉做一些应做和可能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骑兵团内有三个中共地下党员,除了王振民外,还有秦仲民(河南省人,是骑兵团的医务人员)和一个姓聂的党员。周中曾与王振民、秦仲民联系,向他们了解过骑兵团内一些情况和给他们指示过做地下党的兵运工作意见。,王泰吉本人曾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参加过党所领导的渭北暴动(应为麟游起义)。

同年四、五月间,王泰吉骑兵团又调往耀县驻防。这期间,王泰吉准备起义,曾到西安找互相熟识、可能知道以前曾是中共党员的何寓础(为王泰吉同学),通过何找中共陕西省委汇报起义准备,并请示省委领导。但何没有找到陕西省委,王泰吉只得又领了些枪支弹药和买了些急需的军用品,返回耀县驻地。王泰吉途经三原县城时,找见周芝轩,得知三原有党的中心县委,因而王泰吉通过周芝轩找中共原中心县委。一是想通过三原中心县委和省委接上关系,取得党对起义的领导;二是请中心县委通知渭北红军游击队,不要再进攻他部下分驻的军队,特别是不要隔阻他去耀县的通路。周芝轩在一个晚上向周中汇报了王泰吉想在耀县起义情况,并说:“王泰吉的态度很诚恳,为表示他的起义决心,还送了我一支驳壳枪作纪念。”周中、周芝轩当即商定:第二天清晨约见王泰吉。但是第二天拂晓以前,王泰吉已动身到耀县去了。周中立即将此事向中共陕西省委作了汇报。

不几天,省委派杜衡带领何寓础来到三原县城。杜传达了省委帮助和顿导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的指示,确定何寓础、杨声为省委派遣的代表和干部,并派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周芝轩(中心县委常委)、孙烈为中心县委的代表,一同去耀县县城帮助和领导王泰吉骑兵团起义。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率领骑兵团在耀县县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起义后的军队正式成立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下简称“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杜衡为党代表,杨声任政治处主任,并由杜衡代表中共陕西省委恢复了王泰吉的党员组织关系。周芝轩、孙烈到耀县城后,未去过骑兵团内,也未在义勇军中担任过任何职务,只有耀县城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一些反对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拥护义勇军反对日寇的爱国义举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协助中共耀县县委在城内党的组织进行了一些工作,而身为党代表的杜衡,不久便把帮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的军事工作任务,推给杨声负责,即离开耀县到三原县武字区去了。

义勇军到三原武字区,在陵前镇召开了军民联欢会。王泰吉、杨声在大会上相继讲话,周中当时以武字区群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大会,大会气氛热烈,人心振奋。

会后,周中向杨声提出,让他请求王泰吉给武字区党员和革命人发一些枪支弹药。王泰吉同意后,给了十支单穿枪,并将给陕西省委的十包鸦片烟设法转交给了杜衡,杜把一包(五十两)分给三原中心县委作为工作经费,其他九包(四百五十两)转交给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部暂时代为保存。在变卖后把钱由党员干部送到西安交给中共陕西省委。

王泰吉率领骑兵团起义后,杨虎城命令刘文伯为渭北“剿匪”总司令,司令部设在三原县城内的陕西省省立第三中学。下辖三个团:(1)刘文伯的嫡系赵雨亭团,由西安南郊出发,开到三原县西北郊区驻扎。(2)以杨虎城极为信任的孙友仁(蒲城县人,字辅臣,乳名孙浪沧,人称“苍狼子”)为团长的特务团,由关中西府某县急行军赶到渭北,作为主力团,拟去耀县围攻王泰吉领导的义勇军。(3)原驻三原县城内的杨竹荪团。王泰吉领导指挥的义勇军在陵前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的第二天,准备仍回耀县城暂驻,行军到三原县心字区辘轳把时,突然与敌孙友仁团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恰好曾与义勇军联络过并得到不少弹药的红四团,从侧翼配合义勇军,从孙部右侧进行牵制猛击,使孙部不能倾全力向义勇军进攻。这一战义勇军虽伤亡不多,但失散不少。王泰吉便指挥义勇军很快撤离阵地,主要的指挥员和基本力量(内有谈国帆指挥的一个特务大队)保存下来了。当义勇军准备返回耀县县城时,原先口头表示愿意随同骑兵团起义的雷天乙突然变卦,命令民团把耀县的四城门统统关闭,并把大部分团丁布置在南城墙和西城墙上,准备向义勇军射击,同时逮捕了义勇军暂时留在耀县城内做后勤、政治工作和保存物资的干部,物资被抢去。协助骑兵团起义尚未离开耀县城的何寓础、周芝轩、孙烈等也被逮捕,与上述义勇军人员一起被押送到三原县政府转押送到西安,交给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军法处审判处理。

辘轳把遭遇战后,王泰吉便指挥义勇军的剩余部队,经耀县城西郊继续转战,才进入照金苏区休整。

 

十三、“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受挫的主要原因

 

(1)部队中党的领导核心力量不强。除了原来骑兵团内几个中共地下党员当战士,起义前后,均没有发展党的组织,或看吸收当地地下党员。因而在义勇军内部没有建立中共党组织和加强党的领导力量。

(2)王泰吉虽然过去是共产党员,还参加过渭华暴动,但长期失掉党的组织关系,对当时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比较生疏。特别是对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方针”根本不了解,更不会运用、执行,就是杨声也不会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3)义勇军建立后,没有立即进入照金苏区红军根据地,对部队进行反对日和封建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训练和军事的组织整顿工作,即在战士中,减弱留强,遣散不愿意革命的分子。

(4)义勇军成立公开后,政治影响很大,敌军必然有“进剿”行动,特别是孙友仁团的官兵们,据传说未戴军帽,每人头上改戴了个临时用白布做成的所谓“回民壳帽”,佯装甘肃的回兵。但是义勇军既不严防敌军的必然“进剿”,又无侦察敌人的紧急措施,却孤军深入到三原县城附近去冒敌强我弱的风险。

(5)没有把表面上、口头上表示起义,真害民的雷天乙耀县民团的枪弹立即缴收,甚至把雷天乙交群众公审处理,以平民愤,并绝后患。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十七路军独立旅进驻耀县县城后,旅长许权中(中共党员)杀了雷天乙,并把民团的枪械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缴收,将全团团丁给资遣散。雷天乙反对义勇军和残害人民群众的罪恶行为,得到了应有的结局。

义勇军的失误与失败,不能由王泰吉负责,而绝大部分应由杜衡在政治思想上、方针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完全负责。

 

十四、渭北红军武装力量的发展

 

王泰吉率领骑兵团起义成功,起义后的战斗中虽受了一定的挫折,但是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所领导指挥的渭北红军武装力量,在另一方面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除已建立的红四团外,王泰吉骑兵团起义的过程中,中共耀县县委负责人陈学鼎、张仲良、张邦英、张仲平等,在三原中心县委事前通知指示下,除了帮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进行了一些应做的工作外,便趁机用帮助、代理某一当地民团负责人的策略、方法,最后把枪支弹药全部夺获到手,立即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耀县游击队,并把全队迅速领到县城北郊的阿姑社村,把民愤极大的大恶霸左善楚兄弟五人中的三人打死,并没收了左家的一些粮食财物,除分给一些贫苦而且受过左善楚兄弟们在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政治上严重迫害的工农民众外,其余作为游击队的军需经费。耀县游击队后转战到照金苏区和陕甘边红军根据地。另外,中共高陵特支书记张策以及中共第三中学支部党员郭炳坤、杨新诚也去照金苏区了。

(2)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成立后,曾采取诱敌“出剿”的方法,把富平县淡村民团全部歼灭了。但牺牲了连长马志舟(马子舟)和排长秦福善。红四团团部召开了全团悼念马志舟、秦福善二位烈士大会,周中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几个党员干部也参加了悼念大会。会后,周中一再地向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和团政委杨森讲:今后把红四团的游击区域,不要限制在三原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淡村镇等地区,而应该向北开拓活动到照金苏区,甚至到陕甘边和陕北保定县(现名志丹县)一带活动,坚决依靠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壮大红四团的军力,创建苏维埃政权,必要时仍可以向南回到武字区、心字区、富平淡村镇等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继续歼灭民团,打击土豪劣绅,没收粮食和财物,继续救济被剥削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以后就由黄子祥、杨森二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转战到照金苏区以及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根据地了。

 

十五、“义勇军”失利,红四团转战到红二十六军根据地后,敌孙友仁特务团对革命民众的残酷迫害

 

(1)义勇军在辘轳把遭遇战中失利转移,红四团转战到红十六军根据地后,敌孙友仁部在三原县心字区、武字区大肆抓捕人民,把义勇军的一些散兵和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群众全部抓捕起来,押往三原县城。心字区中共区委书记兼红军心字区游击队政治指导员严一农(真名韩学理),不幸被捕,敌军从他的身上搜出一把折腰子手枪,便被敌兵割破两耳,并用麻绳紧捆两个手腕,把麻绳的另一头绑在敌兵的马鞍上,急行押送到三原县政府看守所中。其他被捕捉的近二百人,都被押送到县政府看守所外面的一个空场内暂时拘留。

这时,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中也在三原县被捕,关押在县政府看守所。当严一农被押到看守所关押时,双耳双手腕伤情很重。周中与看守所内的龙(笼的谐音)头(即被关押的时间最早最长案情不大,但与该所的管理人员比较熟识的民事案件的“犯人”)商量后,要求他设法向管理人员要些治疗刀伤的药品,给严一农抹耳、手腕的刀、绳伤上。

(2)第三天,敌人把拘留在看守所外边空场的群众陆续释放,其中有秦仲民(党员)。秦到看守所门外边,隔门从大方孔中看望过周中。有一个高崇德,横山县人,曾在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军事工作。在敌逮捕杜衡、笑章等人中幸而逃脱,并经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贾拓夫决定派高崇德由西安经三原县到照金苏区去工作,贾拓夫向高崇德告诉了省委和三原中心县委的联络站和接头暗号。高到三原县南关车马店中找到党的地下组织联络员,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在周中和高崇德的交谈中,高向周谈了杜衡、笑章在西安被捕和他逃脱的经过,以及贾拓夫着他告知三原中心县委严密戒备,防止波及牵连的意见等。三原中心县委派红四团战士把高崇德护送到照金苏区。之后高崇德改名为高岗了。周中即向秦仲民说:“你立即离开三原县城,更不要去西安,赶快回到义勇军中去,请义勇军北上经照金苏区,到红二十六军陕甘边根据地一带整训与活动”周中又问秦:“有路费没有?”秦说:“没有。”周中便把家属才送来的五元银元中的一元,给了秦仲民作路费。

 

十六、周中(赵伯平)被捕的原因和经过

 

(1)当王泰吉领导骑兵团在耀县起义,正式改成义勇军时,国民党耀县党部的两个职员(三原县城人),由耀县向三原县城逃跑,经过武字区陵前镇,被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拘留在团部。在准备召开向红四团进行授旗典礼大会前吃午饭时,突然看见杜衡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审讯那两个国民党部的逃跑人员,那两个人看见在大厅中吃饭的周中。杜衡审讯的结果是:一个姓田的承认他是国民党耀县党部的职员,另一个不承认(姓名记不清,可能姓萧,后据传:其叔父是国民党甘肃某县党部的书记长,这时恰在原籍家中,叔侄均很反动)。杜衡没有同周中和黄子祥团长商量,便私自决定,在授旗大会上命令战士将田某用刀杀死,而把那个拒不承认是国民党职员而实际上很反动的萧某交给当地群众押在地窑子里,并等周中回到三原县城了解该人的情况后再进行最后处理,但不知以后那个坏家伙怎么逃回到了三原县城。

(2)周中回到三原县城后,过了好几天,农历八月十六日或十七日④,在三原县东关距东门很近的一个饭馆吃午饭时,突然看见那个坏家伙,背身在一个卖水果的商贩果筐中检买水果。当天晚上,周中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兼秘书长李俊藻谈工作时知道杜衡原已决定调李俊藻到中共陕西省委任副秘书长,便要李在第二天去红四团团部,把前由王泰吉向中共陕西省委上缴的四百五十两鸦片烟出卖的现钱领来带回西安交给省委。当时周中已深感到三原县城的处境极为危险,便向李俊藻说:“你明天去红四团团部时,我和你一同去。”李说:“你一走,中心县委负责人在三原城内一个人也没有了,各县区党的组织派人来汇报请示工作无负责人接谈怎么办?”周考虑之后向李说:“好!你一个先去红四团团部,我等候两天。”当时杨竹荪团军械处长又秘密拿出一些长枪子弹埋在三原城西郊大坟中,由中心县委常委姚万忠取出,到武字区送给红军游击队。周、李商定,待姚回城后,即由姚负责代表中心县委接待各县区党的地下组织派来的汇报请示工作的党员并答复和指示工作问题,周然后去红四团,周和李约定,周只在三原县城再侯两天,如果两天之内,姚万忠还回不来,周便不继续等候姚万忠了。第二天早李走后,周在东关饭馆吃罢午饭出来回住处时,又突然遇见了那姓萧的坏家伙,萧即向东城门楼上的敌兵大喊说:“这是个红军土匪。”周立即逃跑。城门楼上的一班敌兵从城门楼下来,分由两个巷子追赶,将周逮捕,押送到杨竹荪团部。该团团副(等于团参谋)简单地查问后,把周送到三原县政府看守所关押。

周中的一个堂弟在赵雨亭团任团副,经过赵雨亭向刘文伯请求和刘文伯“剿匪”总司令警卫排排长上官克勤(以后才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从旁设法营救,才把给周的“红军土匪分子”的“罪名”取消了,以“政治嫌疑犯”转送到西安杨虎城十七路军军法处关押,待审讯处理。此时,看守室对面的囚房中还押着周芝轩、孙烈、何寓础等,但他们都没有带脚镣,过了两天以后,据知,他们经韩兆鹗等人保释了。

周中经过其堂弟和上官克勤从旁营救,兼之敌军法处张依中又曾是周中在陕西省第一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因而周中也很有可能保释。不料被敌人逮捕立即叛变后的杜衡,向敌供出了周中的共产党身份。但是周在敌人的军、法(在审讯政治犯时,由省高等法院派遣参加审判的法官)会审的审判中,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是据知,仍因杜衡那个叛徒暗地作证,终把周中以“共产党员坚不承认和不供出同党”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敌军法处恐怕周中不服判决,并可能在会审的审判室中吵闹,因而没有公开在会审室中宣布对周中的判决和刑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下旬,周中被押送到西安市西九府街的敌“陕西第一陆军模范监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共中央代表和他领导的红军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西安后的第三天,事变当局释放政治犯,周中和严一农等一些难友,才无条件地获释。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