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33年6月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军和苏区之后，不久，陕北特委就遭到了破坏，两位特委委员及4位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另外两位委员也不辞而别，去了北京。党的工作遇到了新的困难。但是，革命者是吓不倒、杀不绝的。为了继续贯彻执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特委的其他领导和各地党、团组织负责同志，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很快使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如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延川、米脂西区、横山南区，以及安塞、延长等地区，不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发展了红军游击队，创建了苏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或革命委员会，而且普遍地成立了赤卫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为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敌人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苏区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陕北人民在特委的领导下，由谢子长同志亲自指挥，在红二十六军的积极支援配合下，于1934年秋，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在我们赢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敌人紧接着对陕北苏区又部署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面对这一严重形势，陕北特委立即组织广大军民奋起还击敌人的这一更为猖獗的进攻，陕北人民和陕甘边、陕北红军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经过9个多月艰苦、英勇的战斗，终于又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伟大胜利。
1935年秋一，敌人对陕北和陕甘边苏区再次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西北红军与红二十五军经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初步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时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在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全部歼灭了直罗镇敌牛元峰一个师又一个团，于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一）
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简要经过回顾如下：
一、敌人“围剿”红军的部署
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之后，我陕北苏区红军游击队更迅速地发展了，苏维埃政权都已建立起来，苏区更加巩固扩大。土豪劣绅大都被铲除，余者都已逃到县城内。土地都已分配给贫下中农了，土豪劣绅不敢向群众任意收租要税了。这样就直接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蒋介石鉴于他历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企图扑灭陕北红军于星火之中，遂动员了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围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的红军游击队。驻陕西省西北军一部进到洛川、富县、甘泉、宜川、黄陵一线；甘肃敌人进至正宁、宁县一线；宁夏之敌马鸿逵部进至陇东的曲子、合水、环县、庆阳一线。蒋介石知道，在陕北苏区光靠军阀井岳秀“围剿”红军是不行的，故又从河北省平定县调高桂滋的八十四师，于1933年秋冬经吴堡宋家川到陕北，协同井岳秀部“围剿”我苏区红军。
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重点是陕北苏区。井岳秀部八十六师下辖两个旅，一为高双城旅，一为刘润民旅。师部驻榆林城，各旅则分别在佳县、米脂、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保安等县设防，重点“围剿”神府和佳县南北苏区。井岳秀以为高桂滋部队调来陕北，增添了反革命力量，他把自己部队收缩在小范围内，战线缩短了，力量集中了，他的军队在陕北多年，人地熟悉，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消灭我红军游击队。
高桂滋八十四师下辖两个旅，一为刘旅，一为高（健伯）旅。师部驻绥德城，其部下分驻于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安定、延安、安塞等县，重点是“围剿”吴堡、安定、绥德、清涧、延川等县苏区。高到陕北后，一时趾高气扬，认为自己是陕北人，又有装备精良的军队，红军都是当地武装起来的老百姓，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这些红军游击队消灭掉。
井、高两部敌人进入防地后，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修堡垒、并村庄、办保甲、练乡勇，利用极少数叛徒成立“肃反委员会”，组织“铲共义勇队”，强迫老百姓转迁至敌人驻扎的堡垒内，企图把贫苦农民和红军游击队分开，割断人民对红军游击队的支援。同时，敌人又多以连、营为单位，带着土豪劣绅，天天轮番四出清剿，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游击队受到“围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惨遭屠杀，革命群众蒙受着白色恐怖的威胁，革命处在危难的关头。
二、我反“围剿”之准备，
1．组织准备
1934年10月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有：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张秀山、张达志、杨森、杨琪等）。谢子长8月攻打河口镇负伤后，决定调刘志丹从陕甘边苏区到陕北苏区主持军委工作，统一领导和指挥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的武装力量（谢子长同志于1934年秋，打河口时负伤，于1935年2月不幸逝世）。
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于1934年12月间在安定西区白庙岔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修。该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原安定游击队第一支队，团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兼任，副团长路文昌；原清涧游击队第二支队改编为第二团，团长郭玉仁，政委马万里；原神府游击队第三支队改编为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上述三个游击队整编为红军一、二、三团后，又在安定组建了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清涧组建了第二支队，在神府组建了第三支队。
为了统一领导、指挥，使各地游击队形成一个拳头，更有力地打击敌人，由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下令，把各地游击队按作战区域统一整编为游击纵队，如米脂西区、横山区域成立了游击纵队，由谢绍安负责。佳（县）吴（堡）的游击纵队由原红二团团长郭玉仁担任司令员，王再兴为政委。其他各地区亦相继整编成立了游击纵队。
为在反“围剿”中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还决定对各赤卫队队长进行短期轮训。时间10余天，每星期三四十人。刘志丹亲自主持，亲自上课、上操、讲解游击战术，还讲解粉碎敌人“围剿”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红军赤卫队必须遵守的纪律等，并动员大家回去带领赤卫队在反“围剿”斗争中，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2．思想准备
为了赢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工委向苏区军民发出指示，号召广大党员、团员，广大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实行坚壁清野，镇压反水的土豪劣绅，袭扰和打击零星出来抢劫群众财物的白匪军，掩护群众转移，配合红军消灭敌人，并号召大家向敌军宣传我党的政策，揭露敌军虐待士兵的罪行，宣传红军官兵平等，以瓦解敌军。
刘志丹还以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向苏区军民发布了动员令。动员令是志丹同志亲自起草的，写得很好，言简意赅，鼓舞人心，对当时的反“围剿”斗争产生了巨大的鼓舞、推动作用。可惜文件未能保存下来。它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阐明了我粉碎敌人“围剿”的重大意义和必胜的有利条件，以及对敌斗争的策略，等等。这个动员令分发到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各地党、团、政、群众组织进行宣读、讨论，并要求订出具体措施打击敌人，真正起到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3．物资准备
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保存好粮食、衣物，保存好公粮，以备红军打仗、休整之用。动员妇女积极做军鞋，以供红军之需。
4．红军武装力量的部署
为了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和消灭敌人，刘志丹下令调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这个团是红二十六军主力团，战斗力很强，王世泰为团长）和义勇军（郭宝珊为司令员）到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汇合，协同作战，统一由刘志丹亲自指挥。
三、选定主要打击对象，制定作战计划
当时蒋介石动员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围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但是以“围剿”陕北苏区为主的，所以，能否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围剿”，是关系到整个西北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围剿”陕北苏区之敌为井岳秀、高桂滋两部。在这两个军阀之间，应选择哪个为主要打击对象呢？志丹同志对井、高两部兵力的强弱，以及他们对我危害程度做了周密细致的研究分析，得出结论：首先应集中兵力打击高桂滋部。因为：1．高部“围剿”的重点是我陕北苏区腹地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延长一带，粉碎高部“围剿”，对于发展革命根据地，使陕北苏区与陕甘边苏区联成一片，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2．高部刚到陕北，人地两生，不适应在多山之地作战；他们未同陕北红军打过仗，不了解我军作战规律，狂妄骄傲，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敌人这些弱点，我们正好利用。3．高部装备充足、优良，消灭高部后，缴获物资可补充和完善我军装备。4．高、井两军阀的反革命立场虽然一致，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尖锐的利害矛盾，使我军有隙可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主要打击对象确定后，随即制定了作战计划。第一步，先消灭分散驻在绥德、清涧、安定、延川中心苏区内的孤立之敌。其打法是采取调虎离山，诱敌出笼，在运动中打击消灭敌人或采取伏击办法歼灭之。第二步，集中优势兵力向苏区外奔袭奇袭，打击敌守备薄弱的孤立据点和城镇，力争与陕甘边苏区联成一片。其口号是：红五月打通陕甘边苏区通道，夺取反“围剿”的更大胜利。
四、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12月，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成立时，正处于敌人第二次“围剿”开始之际。成立后不久，便在安定县南沟岔打了第一个胜仗，这是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的第一仗，消灭敌高桂滋部一个加强连，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苏区军民斗争情绪，特别是缴获敌人的大量枪枝弹药补充了我军，更增强了我军的作战威力。1935年1月底，我军即隐蔽转移到清涧苏区阎王砭附近村子一带，诱高杰村之敌大部（约1个连）陷入我伏击圈，一举歼灭之，迫使高杰村残余守敌撤离。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迫使驻在清涧苏区之敌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再肆意出来“清剿”苏区，并且使我苏区军民士气大振。此后，我军乘胜进击，先后打过较大的战斗有：
贺家湾战斗，不到两小时工夫，便将敌人1个连全部消灭；
横山县寺儿畔战斗（这一仗是陕甘边苏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带领红三团、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会师的途中打的），全歼敌井岳秀部1个连，使我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与北上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义勇军在安定西区白庙岔附近胜利会师；
吴家寨子、杨家园子、马家坪战斗，全歼敌2个营和1个连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使清涧、瓦窑堡两城之敌在我游击队、赤卫队层层包围之下，处于极端孤立地位；
张家圪台村战斗，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敌1个连；
延长城战斗，歼敌守军1个骑兵连和地主武装民团二、三百人，解放延长、延川两个县；
兴隆寨子、李家塔寨子战斗，消灭了大量地主武装，攻占敌县政府驻地，解放了安塞县，由当地游击队和地方工作同志组成了苏维埃政府；
攻占靖边城战斗，全歼井岳秀1个精锐营，打出了我军的威风，震动了三边一带，使保安之敌闻风丧胆，不打自逃，靖边、保安两县获得全境解放；
老君店战斗，歼灭敌高桂滋先头部队1个营，并乘胜追击，重创敌人，从此高桂滋部无力出击苏区，只能龟缩在各个城市防守；
吴堡县慕家园子战斗，消灭了敌守军和援军，拔除了敌人在吴堡苏区中心这一据点；
定仙焉战斗，围城打援，消灭敌晋军1个团1个营，从此老狐狸阎锡山再也不敢派兵过河打红军了。
自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至红二十六军老三团、义勇军北上汇合后，在总指挥刘志丹的亲自统帅下，经过9个多月的英勇奋战，连克5个县城，解放6个县，把陕北苏区同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整个苏区，南面除延安、甘泉、富县、洛川，北面除瓦窑堡、清涧、绥德、吴堡宋家川、米脂、横山县共10个孤城以外，完全连成一片，成为巩固的红色苏区。土豪劣绅被铲除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了，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苏区真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消灭了大量敌军，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装备。我军装备改观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发展壮大了。经过战争的锻炼，我军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指挥能力、战术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培养锻炼出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使我军很快成为一支坚强的工农红军。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消灭敌人1个连发展到消灭敌人1个营、1个团，证明新生的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为第三次反“围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第二次反“围剿”重大胜利的取得，首先是由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正确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志丹同志虽远离中央苏区，未能亲聆毛泽东的教诲，但他根据陕北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指挥了战争。无论是在战略选择、战役制定或战术运用上，都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原则的。比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对深入苏区之敌，首先采取调虎离山、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歼灭之，然后，再打苏区外围孤立无援、守备薄弱之敌；对城镇据点，则采用围城打援方法等。这对于取得陕北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人民群众不论从人力上物力上，都积极地支援了战争，保证了红军作战的需要，如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保证我军耳灵眼亮，使我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大批赤卫队员积极配合参战，四处包围敌人，摇旗呐喊，助我军威，时时使我军处于主动地位，陷敌于挨打被动地位，保障我军迅速地消灭敌人。力量来源于人民，人民才是胜利的源泉。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胜利，充分说明人民战争的威力才是无穷的。
第三、有一支英勇善战的新型的工农红军。这支军队是真正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是由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广大贫苦农民组成的，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官兵团结，军民团结。这支军队也是在战斗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具有连续作战、斗志顽强、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们党之所以有力量保卫苏区，巩固苏区，发展苏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正是凭借着这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人民武装。
第四、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了领导作用。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在红军内部，党员、团员都始终把反“围剿”斗争当作中心任务完成，而且他们在战争中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真正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的崇高责任感。
（二）
1935年8月，陕北红军在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后，经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又初步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横山战斗后，部队转移至安定县玉家湾、魏家岔一带。接工委来信称：红二十五军北上已到永坪镇，要我们部队迅速转移到永坪镇，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刘志丹同志将这一情况传达后，广大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
为了欢迎红二十五军，刘志丹同志专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并决定：一、由刘志丹同志起草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宣言；二、号召部队虚心向红二十五军学习；三、要求部队严于律己，主动团结红二十五军的同志。第二天部队开到永坪镇附近，大概是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永坪镇一个学校教室内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宣布由朱理治、聂鸿钧、程子华3个同志组成中央代表团（是否有郭洪涛同志，记不清了）。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鸿钧接替刘志丹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四十二师、红二十七军的八十四师，统一整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由徐海东担任，政委由程子华担任，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同时宣布将原红二十六军的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师长为杨森；原红二十七军的八十四师改编为八十一师，师长为贺晋年（原师长杨琪调后方），政委仍为张达志。每师下辖两个大团。部队整编结束后，于9月18日召开了成立红十五军团军民联欢大会。会上徐海东、刘志丹讲了话。志丹同志着重讲了红军会师的重要意义。他热情地指出，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大大地加强了红军的力量，号召大家英勇作战多打胜仗，以实际行动欢迎红二十五军。同时他希望大家向红二十五军老大哥学习，学习他们的作战、建军经验，并要求大家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严守纪律，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而奋斗。会后稍事休息，即决定在甘泉县的劳山地区伏击敌东北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山战役。
部队隐蔽地经过延安东南地区，迅速地直插洛河川一带，到达目的地后，进行了周密的作战部署：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和游击队包围甘泉城；二四一团隐蔽集结甘泉县西区吴家沟，堵击由延安向甘泉增援的正面之敌。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从左翼侧击敌人，红二十五军迂回敌后包剿。待敌进至我伏击圈内，由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从正面发起主攻，堵击敌人，我军主力则从侧面向敌背后夹击合围，以便压敌于劳山沟内，聚而歼之。果然不出所料，敌师长何立中带领两个团的兵力，于10月1日由延安出发增援甘泉县守敌，途经劳山陷入我军埋伏圈内。我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当即发出总攻号令，将敌堵击在劳山沟内。敌人见势不妙，即强行占领劳山东西两侧高山，以三面火力压制我正面堵击的二四一团，企图进到甘泉县城。这时，我二四一团贺吉祥、王学礼两同志身先士卒，带二营战士奋勇攻占东山制高点。为了减轻敌人对我的压力，并使我二四一团继续从正面向敌攻击，贺晋年和我带领师部警卫连、侦察连，奋勇冲锋，攻占了西山一个山岭，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堵住了敌人的通道，保证了我军主力顺利合围，黄昏之前将援敌一一O师2个团，全部歼灭于劳山沟内。在这次战斗中，我二四一团打的非常勇敢，但伤亡也很大：2名营政委，多名连、排长和100余名战士牺牲；2名营政委、1名营长和200余名战士负伤。
劳山战役刚刚结束，军团命令我八十一师由新任命的军团政治部主任率领，向富县杨圈园一带活动。当我军行进到该地时，发现一个很大的土围子，驻扎着国民党军。按理说，应该在侦察敌人兵力部署情况、观察好地形后，再确定如何打击敌人。但政治部主任既不让侦察敌情，又不让观察地形，硬下一道进攻土围子的命令，我军无奈，只好先令二四三团进攻。由于敌人固守，四面都有防御工事和火力点，而我军又处于开阔地．无法隐蔽，只有一条险要小路可通，所以攻击多次无效，团长负伤，部队也伤亡不小，后又命令团政委李赤然、参谋长路文昌亲率该团进攻，仍未攻克，李、路先后负伤，部队也有伤亡。最后报经政治部主任同意，才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是在情况不明、地形不清之下，强行下令打的一次糊涂仗。我军伤亡很大，士气受到影响。
为什么劳山战役刚刚结束，就强令我八十一师到杨圈园一带去打硬仗，打糊涂仗呢？事后才知道他们是为了把八十一师和七十八师分割开，便于在七十八师内肃反，逮捕营以上干部。当我师撤回甘泉王家坪中途宿营时，师参谋长任浪华同志被捕。在路过下寺湾时，我发现大院内关押了几窑人，才知道是在大搞肃反运动，而且搞得如此之凶。我和贺晋年回到宿营地，一夜未眠，深为此事忧虑，预感不幸的遭遇即将来临。
事实上从1935年9月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党组织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劳山战役后，陕甘边和陕北的党、政、军，前方和后方，已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直至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到达陕北后，才制止住了这场错误的运动。
我西北红军在获得劳山战役胜利后，形势本来是非常好的，理应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夺取更大的胜利。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受到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西北党组织内、军队内，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素为西北革命人民敬重的革命领导人刘志丹及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同志，如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刘景范、杨琪、杨森、郭宝珊、黄罗斌、高朗亭、任浪华等，以及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营以上干部，统统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富农分子”帽子，被关押下狱，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有的同志被活埋，有的同志被打死，幸存者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同贺晋年当时虽未被捕，但已被列入黑名单中，并在工作上失去了信任，先是将我由八十一师调换到七十八师任政委，榆林桥战斗后，又调我离开七十八师到红十五军团任民运部长。
错误的“肃反”运动，一时弄得乌烟瘴气，红军指战员惊恐不安，群众慌乱不定，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机，革命根据地在内忧外患之下，大有断送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手下的危险。
王明路线的推行者为什么敢于肆无忌惮地大搞“肃反”运动，大肆逮捕刘志丹同志和一大批优秀革命干部，并杀害我党员、红军和干部呢？一是他们自永坪镇会议后，占据了西北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地位，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二是他们上有领导者的支持，下面也迷惑了一些人，取得了这些人的拥护。他们之所以这样不受任何人约束的大搞“肃反”，大肆逮捕，其目的是为了扫清障碍，以实现顺利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目的。
打完杨圈园，部队到达王家坪休息两天后，接到军团部命令，调我到七十八师任政委，八十一师政委由张明先接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逃跑）。在我调离之前，为了安定军心，不使部队发生恐慌，我和贺晋年商量，调二四一团政委李赤然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李虽然负伤未愈，但为了安定部队情绪，只好这样决定。因为李从红一团成立时就在这个部队，同广大指战员关系好，便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当我离开八十一师时，确实有些依依不舍，特别是在那种不寻常的情况下，广大指战员的感情更是难舍难分。
我在到任两天后，榆林桥战斗打响。榆林桥位于甘泉县南，富县以北，洛河之东。该镇东西两面是山，中间是洛河。河川宽百米左右，敌人构筑了坚固工事。战斗打响以后，我七十八师占领东山，以火力封锁榆林桥，向榆林桥镇街正面进攻；七十五师在该镇背后从山上往下攻击；红八十一师虽未明确给具体战斗任务，但贺晋年、李赤然两同志主动带部队向榆林桥北门城楼攻击，一举突破敌阵地，占领了北门，歼灭敌人一个整连，打开了突破口。贺吉祥、王学礼带一个营随后紧跟，向敌攻击。这时山东、山西我军一齐攻击，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将敌人全部歼灭，敌团长高福源被俘，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是在内部大搞错误“肃反”运动时打的。我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全体指战员，都有一股子气，有些同志想：与其被内部“肃反”逮捕、处死，还不如在战场上同敌人拚死好。所以仗打得格外勇敢。
榆林桥战斗结束后，我们部队正出发去道草铺休整，路上遇见郭洪涛和崔田民同志到军团部去。时隔两天，军团部又命令调我到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任民运部长。崔田民接替了我七十八师政委职务，就在这个时候，听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由于部队刚停止了捕人，人们仍心有余悸，心神不安，情绪不高。
（三）
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来到陕北，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错误的“肃反”运动，挽救了西北党、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人民。
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决定要打国民党军牛元峰师于直罗镇。红十五军团打开张村驿镇后即驻扎在该镇。我当时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对这条错误的“肃反”路线和一些恶劣的军阀习气极端不满，有一肚子冤气，很不安心在红十五军团工作，就向党组织写信要求调动，就在此时，周恩来副主席来到红十五军团。他亲自找我谈话。我以前未见过周恩来同志，开始谈话时，他也没有向我介绍自己的姓名。我只感到这个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非常热情亲切，但我仍不敢向他说出心里话，只说我不愿意在红十五军团工作，干革命那里都可以，要求调动。他看我心有顾虑，这才作了自我介绍，说他是周恩来，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我有什么意见尽管讲出来。我听后，顿时心情开朗，消除了顾虑，感到有希望了，能够说心里话了，遂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搞错误的“肃反”运动杀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干部等等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周副主席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向我作了解释，说“肃反”已经停止了，中央派人到瓦窑堡把刘志丹等一大批老同志从狱中放了出来，再不会错误地捕人了，并说，以后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他写信，等等。经过这次谈话，使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教育，我当即表示愿意继续留在红十五军团工作，周副主席很高兴。第二天，周副主席又召集我们民运部的全体同志开了会，亲自给我们布置了任务，为了打直罗镇消灭敌人，他要我们组织群众，积极做好支援战争的准备工作，并在张村驿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把老财的粮食分给贫下中农，组织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等；同时还要我们在战争打响后，组织好担架队赴前线抬伤员，在张村驿组成伤员转运站，烧好开水，煮好米汤，以便给伤员们吃喝。我们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积极开展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每天分组四出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使他们在战争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经过10余天的努力，张村驿周围的土地全部分配给了贫下中农，苏维埃政权迅速地建立起来，各个群众组织也都相继成立。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形成一派喜气洋洋的革命景象。12月初，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了直罗镇国民党一O九师，在黑水寺附近，又歼灭了敌一O六师1个团。我们民运部全体同志依靠群众，在张村驿转运了伤员及俘虏兵，胜利地完成了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支援前线的任务。
直罗镇这一伟大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扩大巩固了陕甘苏区，又新建立了一个红二十九军，为尔后向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战工作，开拓了门路。党中央正确的统战政策，深入到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从此，他们再不向我苏区发动大的进攻了，战役结束后的几天内，毛主席在道洞源一个教堂里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大会，报告了形势，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口号，明确了发展陕、甘、宁、晋等省苏区的任务，和如何做好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等。
这次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甘革命人民斗争的信心。所以陕、甘人民同声称赞党中央、毛主席英明伟大，称赞中央红军不愧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领导的一支热爱人民的工农子弟兵，人民群众从心眼里拥护这支工农红军，踊跃报名参加中央红军，纷纷送慰劳品给中央红军，表现出一派团结胜利的景象。
当毛主席、周副主席得知刘志丹同志和一大批优秀领导，仍然在狱中受着严刑拷打时，党中央一方面下达命令，不准捕人，不准杀人；一方面委派王首道、贾拓夫同志立即赶赴瓦窑堡，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王首道和贾拓夫遵照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释放了全部被捕下狱的同志，并当场宣布给予平反。不久，毛主席、周副主席来到瓦窑堡，严肃地批评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所犯的严重错误，亲自找刘志丹同志谈话，并任命刘志丹为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司令员兼红二十八军军长。其他同志都一一安排了工作。当以刘志丹同志为首的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被释放的消息传出后，西北红军、西北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齐声称颂毛主席、周副主席是西北人民的大救星。
（原载陕西《人文杂志》庆祝建党60周年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