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微笑

父亲那慈爱的目光，灿烂的笑容和他那刀劈斧刻般的眉宇，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中，让人时时泛起阵阵的思念。

矢志不移、俯首甘为孺子牛

父亲生前很少讲他的过去，从未讲过他有什么功劳。在我们的印象中，在他离开正式工作岗位之前，他总是在忙碌，在工作，常常出差在外，回到家里时常半夜出去开会。小时候，他偶尔带我们参加一些活动，例如，与苏联专家联欢，庆祝“八一”建军节什么的，我们就特别的高兴。现在想起来，他那也是为了工作。

前一段时间，上级组织给他编写传记，由于他从未言己功，除了有关他的履历、任职等总的框架较清楚外，关于他本人具体活动资料较少，他虽然留下了许多文字资料，但那些都是回忆战史、军史及怀念战友的文章。编写单位请我们家里人协助提供一些情况和资料。这下可难倒了我们，我们也知道的太少了！为此，我们将能找到的资料提供给编辑单位外，也尽可能地去寻求了解父亲的生平。

在整理父亲遗留的文稿中，发现一首短文，文曰：“计党龄六十一，论贡献甚微。经波澜志不移，已八十身健在；两鬓白更思前，拼力迈骥争先。”“拼！”，还拼什么呢？噢！原来那时部队正在组织编写新四军和解放军军史，编辑单位的同志请他协助，当当顾问什么的。那时他正在带着“文革”中被整瞎的一只眼睛，拼老命，写下了近几十万字的军史资料，乞盼着尽可能的给后人提供一些史料、经验、教训和启示，能为强国，强军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

许多与父亲一同战斗过的老前辈都说：“啊！你父亲啊，他可是我们大家都敬爱的人啊！他可是一位对国家和人民有功的人啊。”是吗？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人生？什么志向使他“经波澜志不移”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有限资料的收集，一幅曾挂在父亲书房墙上的条幅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华民族的脊梁鲁迅言中的“孺子牛”，大概就是父亲自勉的目标和他一生的写照吧！

骁勇善战、红军先锋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了反动派的大屠杀，共产党人痛定思痛，从血泊中站起来，坚决改变在与国民党的联合中轻视独立自主，放弃武装的“右倾”政策，纷纷组织起义和暴动，组建自己的武装部队，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屠杀。1928年三四月父亲参加了由王泰吉和刘清和等人领导的麟游起义1930年2月他转入共产党。并在同年秋与杨珊、杨森、白耀庭、林之屏、齐振国等人组织了蓝田县蓝桥农民暴动，先胜、后败。1931年加入杨虎城部骑兵团，协助王泰吉同志组建部队（该部于1933年7月在陕西耀县起义，编为红“二十六”军红三团，成为陕北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同时做党的秘密工作，以城防司令部文书的公开身份及掌管城防印信之便为党组织提供关防通行证件和情报。1932年调任骑兵团第一连任排长，同年八九月间随第一连连长魏志坚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山阳兵暴（军队武装暴动起义），起义失败后，携少数枪支与部份同志参加渭北泾阳红军游击队，组织扩大部队，任第三中队中队长。1933年春，泾阳游击队与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汇合，当时游击队正遭敌人重兵“围剿”，红二十六军领导刘志丹等人为保护游击队，与游击队商定：游击队暂随主力行动，先避风头，敌人撤退之后再回原驻地活动。但游击队领导思想不纯，在敌特的挑拨下，临时改变计划，企图拉走队伍脱离主力红军。父亲得知情况后，劝阻无效，游击队长同意他向主力红军汇报。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同志听了汇报后，经研究，为团结和教育游击队，决定不采取什么行动。同时志丹同志劝父亲说：“估计他们已经跑了，你就不要再回去了，回去有可能遭坏人的暗算。”父亲十分感激志丹同志的关心，但他为了把部队拉回来，执意返回游击队驻地。回去，果然不出志丹所料，队长趁他汇报之机，瞒着指导员刘清和同志在深夜将部队拉跑了。当他们再次返回红二十六军的时候，刘志丹同志再也不让他走了，从此父亲就加入了主力红军。

后来他尊爱的兄长和战友刘清和同志又去寻找游击队，那时游击队已被搞散了。刘清和同志在收集人员时被叛徒杀害。从1928年至1932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怕牺牲，不怕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参加和组织多次起义和暴动，终于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同志的努力下组建了一支人民的武装---西北红军。

父亲在红二十六军期间，在他担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参谋主任之一直是全军突击队的指挥员。冲在前，退在后。1933年３月他任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的队长时，学校领导干部为：校长李杰夫（后叛变），政委汪锋（兼任）和他。他是队长，又是教官。是这个陕北红军第一个军校的实际指挥者。学校是培养军队基层指挥员的地方，学员大部为部队中的班、排长和老战士。经学习和训练，政治思想觉悟高，军事技术好，战斗力强。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一边学习训练一边参加战斗，自然就成为了全军的突击队。常常受到军首长的表扬，1933年6月当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遭受数倍敌人突然袭击，全军被冲散时，父亲沉着，勇猛，率随营学校指战员拼死撕杀，掩护全军突围。后又只身留在敌后，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解救出被捕的战友。

1934年至1935年，父亲任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三团红一连副连长，后任连政治指导员。当时红三团是全军的主力团队。红一连又是红三团的主力，是全军的著名尖刀、突击队。父亲率部参加所有战斗，每战都担负着最困难、最艰险的主要任务，均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多次受到全军的嘉奖。1935年４月至6月，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内，经大小数十战，有时甚至三天连打两个歼灭战，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包括20个县建起了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和30个县范围的游击区的陕北苏区。在这一频繁、激烈、狂风般的战斗中，父亲率领他的连队始终肩负着全军最主要的突击任务，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在攻占延长县的战斗中，他用佯攻与包抄相结合的战法打垮了敌人的矿警队，缴获了一部电台，从此西北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台和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伍。在攻占靖边县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指挥部队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全城。

1935年10月父亲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参谋主任，参与指挥和参加了歼灭敌一一○师两个团，2000余人的劳山战役。

1936年父亲任陕西省延长县苏维埃军事部长。组织、动员500～600青壮年参加红军主力部队，另外还组建了一支数百人的红军独立营。后任独立团团长。父亲为陕北红色根据地的创建尽了自己的一切。

挥师东进，开创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1937年下半年父亲奉调到抗大三期学习。

1938年初奉命中断学习，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随彭雪枫同志（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到河南南部，任由原豫南红军桐柏山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参谋长兼政治处主任。立即协助团长周骏鸣同志（原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桐柏山游击队队长）猛烈地扩大部队。前往驻地周围各县、市组织，动员、接待青年学生和工农参加新四军。许多有志青年纷纷加入革命队伍，例如，胡炜、赵紫阳同志就是在那时参军的。他还单身匹马前往土匪驻地，收编了近千人的武装，后经彭雪枫、张震等同志的努力，彻底改造这些队伍，对惯匪和顽劣分子，愿意回家的都做了妥善安置，坚决抗日、愿意留下的都补充到八团，扩充了部队。同时，父亲迅速组建和完善了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狠抓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训练。将自己多年来在军校学习和陕北红军期间作战和训练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全部都用在对部队的整训中，并组织从原红军主力部队调来的干部，以本人的亲身战斗经历和经验，向部队干部战士传授最基本的军事技术和战斗动作。组织干部、战士狠练射击、投弹，刹杀三大基本军事技术和小组、班、排、连的进攻、防御、转移、驻防的基本战术。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就把一支原来仅有200～300人，由农民和学生组成的不懂队列，不会打仗的游击队发展成一支1000多人，政治觉悟高，军事素质强的雄纠纠的抗日劲旅。1938年3月8日在周骏鸣和父亲等同志的率领下由河南邢集东进，开赴敌后抗日战场。

第八团千把人，宛如一柄利剑直插敌后，由豫南杀到皖中，由皖中杀到皖东（津浦路西、津浦路东），从皖东杀向皖东北、苏北、豫东，又从皖东北杀回皖东，部队不断壮大，由八团发展成新四军第五支队，由新四军五支队编成新四军二师五旅，铁流滚滚，横扫数千里，打击日本侵略军，粉碎顽军摩擦，创建和巩固了淮南，淮宝，淮北，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转战大江南北，解放华东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历任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后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淮南军区副政委、新四军新二师副政委，兼五旅政委，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委，新四军新七师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纵队（第七师改称）政委、解放军第三十四军政委。他和成钧指挥所属部队先后参加了淮南保卫战，苏中、淮阴、涟水、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南麻、临籧，胶东保卫战，莱阳、胶高追击战、高阳攻歼战，胶济路西段战役，胶济路中段和津浦路中段战役、张家店区攻歼战，淄川，潍县，曲阜、邹县、兖州、济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镇江，南京等重大战役。从长江北岸打到黄河南岸，又从黄河南岸打过长江南岸，解放了莱阳、淄川、潍坊、曲阜、邹县、泰安、兖州、济南、镇江、南京等城市和地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勋。

参加组建第一支人民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

1949年7月，父亲离开警备南京市的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奉命组建华东军区海军。初任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后任政委（司令员袁也烈），父亲赴任时，华东海军（1955年改编为海军东海舰队）刚于本年4月份成立，张爱萍司令员正带人四处接收国民党军起义的舰艇和部队（如：林遵的第二舰队，镇江的炮艇大队），全部也就20来艘破旧舰船和40多只小炮艇，而国民党军为阻止我海军的组建，对留在大陆的军舰、船只、造船厂、码头、港口等海军设施进行不断地轰炸和破坏，一切均在激烈的，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开始筹建新的人民海军。

张爱萍同志是父亲在抗日时期开辟淮北、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并肩战斗，相互支援的亲密战友和领导，他们互敬互信，与袁也烈、康志强、林遵、陈玉生、张元培等同志团结一致，分工协作，为华东海军的组建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组建和完善了华东海军的领导指挥系统，建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舰艇修装委员会（后改为舰船修造处）等机构，紧接着，根据中央关于“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指示。”一方面以已有的力量组建战争急需的海军作战部队，例如：组建扫雷舰大队，立即投入长江口扫雷战斗，胜利的完成了打通长江航道的任务。组建炮艇大队，随即配合陆军参加扫清沿海海匪和解放华东沿海岛屿的战斗。另一方面，根据长远发展的要求，组建较大规模的，具有海上作战能力的、正规化的海军舰队。父亲他们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央和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搜集原海军的舰船，征购地方可用于改造的商船和渔船改装成舰艇；打捞抗战时及解放战争时期沉没在长江和沿海中的舰船加以修复，在1949年至1950年短短的一年内，就拥有了100多艘舰船。在紧张的修复、改装舰船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征召原海军各类专业和战斗人员参加人民海军，加上起义的官兵、4000多人。经过大量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认识新旧军队的本质差别，增强做一个革命军人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形成一支基本的技术骨干力量。另外，从陆军部队调万余名经过战争考验的优秀的解放军指战员参加海军建设，形成基本的政治和作战骨干。将这些人员结合起来，组织大规模的教、学训练，经分批轮训，使之很快的能够驾控海军舰船和武器，能够执行海上战斗任务。有了这样的基础，仅一年内就建立了第五、第六、第七等三支正规的海军编队和其他部分的海军作战部队。

在这一过程中，父亲做了许多具体有效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甚至作战指挥和装备建设工作，他亲自选调我军各部优秀干部担任海军的各级指挥员，将我军忠诚、勇猛、顽强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深入到新建的海军之中。例如，调原七十四师陈雪江同志任炮艇大队大队长。陈雪江同志率领着炮艇大队在解放滩浒岛、大小麂山岛、鸡山岛、羊屿岛，披山岛，舟山群岛的战斗中，以小艇打大舰，屡建奇功，成为了一支吓破敌胆的海上猛虎，成为我海军有名的优秀指挥员和战斗英雄。

1951年2月，父亲接任华东海军政委，全面主持华东海军的工作，又仅一年的时间，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提高了部队的战斗素质，同时舰艇数量和作战部队，又增加了一倍，也为整个军委海军（1950年4月在北京成立）的创建培养和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和装备，成为海军创建的基础。

发展壮大中南军区海军

1953年2月父亲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7月中南海军更名为海军南海舰队，仍任司令员兼政委，1956年免兼政委，专司司令员一职。中南军区海军的装备和兵力与华东海军相比小的可怜，执行巡逻和作战任务的只有５艘小炮艇和９艘登陆舰，都是一些缴获敌人的老旧货色，常常趴窝，出不了海。不得已，只好使用木帆船，架上陆战炮和机枪，请只猴子蹲在桅杆顶上充当雷达兵，去执行一些护航和作战任务。这样的状况如何能完成护航、护渔、救灾，对付敌人对我海域的侵略和搔扰，捍卫我一个300万平方公里大的南海海疆呢？面对这种状况，父亲深入海防、部队和工厂，几乎跑遍了所有能达到的海岸边防、岛屿和造船厂，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急需和经济技术能力，组织指挥修复旧舰船，改装渔船，自己设计建造木壳炮艇和小型炮舰（炮艇），又从当时的苏联购进了一批鱼雷快艇。拥有了一批小型的作战舰船，从而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对我华南沿海的武装侵犯和搔扰，保障了我沿海的近海防御。然而，我华南海域广大，纵深辽阔，从我陆地最南端的基地榆林港至西沙群岛就有200多海里，距南沙就更远了。南海水深，浪大、涌高、仅凭几只没有远海、深海适航、续航能力的小炮艇和鱼雷快艇完全无法执行远海巡逻，护航，护渔，解放我南海诸岛的任务，例如，解放初期，我军在榆林港仅有几条武装机帆船，美国航母编队的前哨舰经常跑到港口外，在我们的鼻子底下跃武扬威，后来我们有了炮艇和鱼雷快艇，他们才退了几步。

但仍然有一些国家的军舰，把我南海当成自己的内湖一样，随意游弋，而当时我军竟没有一艘大型的作战舰艇，只能干生气。非要有大舰不可！到哪里去搞一条大型作战舰艇呢？华南地区的条件无法与华东相比，惨极了。造船，没条件；买吧，没地买；改装吧，没有适用的商船；找！国民党海军在这里没有留下一只象样的军舰。再找，父亲他们终于找到了一艘二战时期日本人造的排水量1000多吨的护卫舰“海防七号”。称它为军舰，简直是太高抬它了，战争中被美国飞机炸掉一截船头，日本人用水泥堵着，才使它勉强漂浮着。国民党接收后，拆下了舰上所有的枪、炮武器，准备把它化成铁水用，但没有来得及。光秃秃，怪模怪样的一个漂浮物。也许就是因为它的这付尊容，也许对它无可奈何，没有人去关照它，它一直漂在港湾中。父亲亲自和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多次考查此舰，发现船体和动力虽然陈旧，损坏严重，但仍有修复的可能。就组织力量进行修复。华南地区的技术能力不够，就从上海江南造船厂（当时的江南造船所）请来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上下一起努力，修好了船体，修好了动力设备，安装了两门100毫米火炮，４挺127毫米高平射机枪，深水炸弹发射器和其他武器装备，威威风风地开到了海面上。这下子，可有了第一艘可执行远航作战任务的大舰了。成为南海舰队的旗舰，被命名为“南宁”号。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南宁”号护卫舰成为南海舰队执行各项重大任务的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紧张地战斗历程中，父亲和方正平，周仁杰、马忠全、杨文谟、肖平、吴X、齐勇、桂绍彬、曾生、王全珍等等一班子的亲密战友一起，率舰队全体官兵共同努力，从1953年到1955年仅两三年的时间就拥有了数十艘舰艇，到1959年底，父亲离任时舰队的舰艇总数已达到数百艘。在中央军委和海军总部的领导下，组建了各类海军舰艇部队、海军岸炮部队、海军高炮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通迅兵、雷达部队、海军陆战部队、海军后勤部队等等正规化的海军部队。同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狠抓军事训练，从单兵，单艇，单舰等单项科目开始组织扎实的战术技能训练。后又组织了编队训练，1957年冲破苏军的框框，成功的组训了大编队的（20多艘各类舰艇），长距离的（近千海里）实战性的远航训练。在这次远航训练中，父亲登上了旗舰“南宁”号，与他的战友们率编队进行了各类舰艇，各种战况下的战术演练和实弹演习。这次训练提高了各级指挥员海上实战指挥的能力和战斗员的战技水平，特别是增强了指战员海上作战的自信心和战斗意志。短短几年，南海舰队已经从原来一个小小的江防船队成长为一支能够执行远航巡逻，海上作战，海岸作战，海空作战任务的，初具规模的轻型舰队。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海上、空中的侵扰和外国舰船对我领海的侵犯。为我远航西沙，解放南海诸岛奠定基础。

首巡西沙，捍卫祖国领土主权

1959年根据中央军委和海军总部的指示，父亲赴海南岛榆林基地亲自坐镇指挥。调集相关舰艇和兵力，组织传达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严明纪律。组织战术训练。组织对西沙群岛敌情，我情及海情的战前侦察，组织战勤保障，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1959年３月17日，由护卫舰“南宁”号，猎潜艇“泸州”号组成的海军编队在榆林基地政委袁意奋和副司令王发明的率领下，首次赴西沙海区巡逻。从３月到本年11月共组织指挥了16次对西沙海区的巡逻。

其中，为了进一步的了解西沙群岛海区敌情，海情和我控岛屿的情况，有利于我军的布防和战斗，父亲谢绝了同志们的劝阻，又一次登上了“南宁”号于４月９日亲自率舰艇编队进行了第四次西沙巡逻。接着父亲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情况，就我军在西沙群岛诸岛的进驻、设防、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就我在西沙诸岛的兵力布署，武装和组建民兵，实施军民联防，修建码头，机场，修建淡水设施及西沙群岛诸岛的建设和开发等问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具体实际的防御措施和建设方案，报海军总部及中央军委。上级对这些建议极其重视，这些措施的实施为我保卫西沙，建设西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首巡西沙，虽然在巡逻西沙群岛海域的初期，我南海舰队官兵严格遵守中央为适应当时国际政治斗争需要制定的：敌人不首先向我开枪、开炮，我不给敌人火力打击的命令。没有立马夺回被抢去的岛屿，但是，人民海军的防御纵深当时就向前推进了200多海里，冲向南海纵深，用武力和意志申张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从此，南海巡逻成为了南海舰队经常性的任务，军民联防，护渔，护航保护了我生产人员的安全和经济收入，遏制了南越的军事扩张，捍卫了国家的领海，领土的主权。同时，在执行任务中，训练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为以后全面收复西沙和南沙诸岛创造了条件。1974年１月，我南海舰队的舰艇编队就是在这种例行的巡逻中，与南越海军舰队不期而遇，在并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对峙中由于敌舰首先开炮，我人民海军英勇还击，以小艇打大舰，勇猛顽强，机智灵活，击沉敌大舰一艘，击伤三艘，敌狼狈逃窜，我海军、陆军和民兵相互配合，收复了我西沙被侵占的部份岛屿。

创建新中国船舶工业，飞速发展海军技术装备

1959年底，父亲奉令调任军委海军副司令员，主管海军装备技术工作。父亲刚刚赴任，恰巧碰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得到先进的海军装备、谋求新技术，中国政府，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以及老一代海军的领导人肖劲光、苏振华、罗舜初、方强及林真等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与苏联政府及其有关方面交涉、谈判。经努力终于在1959年2月4月与苏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海军舰艇制造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政府同意向我国有偿提供五型舰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和小型导弹快艇及水翼鱼雷快艇），两种导弹（潜对地弹导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导弹），几型舰用主机，以及舰艇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等数十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及导弹样品，并将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转让给中国工厂自己制造，派专家来华指导。

“二四协定”的签定是我海军装备技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关键的契机。虽然苏方拒绝了我国政府关于大型水面舰艇如：导弹驱逐舰及核动力潜艇方面的技术援助，此次引进的舰艇及武器装备在科学技术方面不是尖端的尖端，但属于尖端范围，是当时我国与其他许多国家还没有，且不能生产的先进装备。自己去摸索和掌握这些技术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和花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借此掌握了这些技术，并在生产过程中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改进，建造出这些舰艇，我海军武器装备将从旧的火炮时代一跃而进入导弹时代。为我自立更生建造大型导弹驱逐舰和战略武器：导弹核潜艇创造条件。对建立我国新的造船工业将缩短摸索过程和少走弯路，对我国自力更生发展造船工业和海军尖端先进技术装备是十分有益和至关重要的。这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技术引进项目，而且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的引进项目。因此，国家和军委将落实“二四协定”确定为海军长远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自然就成为了父亲职责所在的至要任务。他一到北京，家还没有安顿好，就投入了这项工作。

正当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紧张地进行仿制工作的技术，生产准备之际，1960年7月16日，苏联通知我国政府，单方面停止执行与我国签订的600余个合同，8月份撤走专家。设备技术资料不全，仿制舰艇所需的配套器材、设备供应不足，使得仿制和各项科研试验工作陷入困难境地。面对这种形势，父亲早有思想准备，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决心自力更生，独立自立的完成任务，然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在具体实施方面，必然要涉及到海军，国务院各部、委，有关工厂企业，有关科研单位等各个方面；在技术领域也要涉及到造船，兵器、机械、材料，化工、电子、鱼雷、声纳、海洋、火箭、仪器仪表……等等许多方面。远远不是海军一家所能够胜任的。是以整个国民经济力量、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为依托的综合项目。所以必须组织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团结协作，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打歼灭战才能完成。他的这些意见与中央是一致的，得到了中央、国务院、军委的坚决支持。1960年9月，贺龙元帅命令：从海军选调一大批优秀干部在父亲的亲自带领下到国务院有关工业部门兼职，加强军工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力量。任命父亲兼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九总局局长（造船总局）。以海军副司令员、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造船总局局长三职于一身的有利条件，统一组织指挥海军装备、船舶工业的建设，实施“二四协定”引进舰艇的仿制工作。承担着党和人民的极大信任和重大责任，父亲加紧了工作的进行。

1960年11月24日，父亲与苏振华政委一起召集了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海军党委关于集中力量，消化仿制“二四协定”转让产品的决定。

1960年12月8日，父亲主持召开了仿制工作组织力量会议，决定成立“二四协定”转让产品仿制筹备组，以海军科研部为主，统一组织各方力量，从查清图纸资料入手进行消化仿制工作，建立起一套具体工作的组织指挥系统。

1960年12月11日，父亲召开消化、仿制“二四协定”转让产品筹备组第二次会议，检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决定在筹备组下成立，舰艇总体，动力、观通、导航、武备、材料，军械七个专业组，分别对己有的资料、样品、逐项逐份的进清理，凡是图纸不全的，则根据实物予以测绘，为测绘工作顺利进行，按不同情况，把未装备的导弹艇和中型潜艇的配套设备提供给有关研究所和工厂，作为分析研究，测绘仿制的样品。仿制工作由科技人员，工厂生产技术人员和军代表组成的仿制技术小组负责进行。每项仿制都要做好图纸资料译制，设计修改，编制生产工艺文件，解决有关仪表、工具和工艺装备等各项准备工作。然后按照“原样仿制、一丝不苟。”的原则进行零部件试制，组合装配和调试，最后进行陆地和海上试验，进行了中间试验后，积极组织工作组下厂配合施工，解决施工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为消化防制工作制定了具体的措施，步骤，方法和原则。

为保障仿制工作的进行和我舰船工业长远的发展，父亲组织进行了多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第一，组建我国舰船科学技术研究体系。

1960年12月奉军委聂荣臻元帅的命令，以国务院一机部，三机部和海军的有关科研、设计机构的力量为基础，组建舰艇、船舶科学技术研究院。经父亲和有关同志的努力，经军委批准，该院于1961年6月7日正式成立。成为了我国舰船研制的龙头单位，另于舰队、地区、工厂组建相应的研究所、研究室，甚至技术研究组。形成一整套技术保障体系。

第二，创建、完善船舶建造工业体系。

我国的造船工业解放前，是一个殖民地性的工业，连修船的能力都非常有限，国民党撤离时，又施行了大破坏，拆走机器设备，炸毁厂房、船坞，留给我们一个烂摊子。虽然如此，但有幸留下一批有技术、有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在这样的基础上，解放后随着海军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也略有恢复和发展，但仍非常薄弱和落后，无力承担新型舰船的建造。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父亲在党中央，国务院各方的支持下，经调查研究，组织力量扩建、新建了几十个造船厂，形一个制造各种类别船只，具有各种功能的造船体系。

第三，建立海军武器及船舶配套设备的生产体系。

在创建舰船生产体系的同时，父亲于1960年12月指挥，由朱光、苟元书等同志组织制定了第一个《建设生产船舶及海军武器的规划》，据此，安排组织了几百个工厂，或专职生产或协作生产舰艇和船舶的武器，材料、动力、仪器仪表，鱼雷、声纳，通迅器材……等等配套设备。形成一个成龙配套的完整体系。

第四，集中力量组织大规模的技术准备

为了清理和消化图纸和设计资料，作好充分的技术准备工作，父亲亲自组织700多位专家和技术人员清理、译制、补充、测绘原苏联提供的图纸和资料。绘制、设计生产工艺图纸及资料。在三年经济困难的艰苦年代，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夜以继日的努力奋斗，清理、设计图纸资料无数。仅为正式生产就提供了25万平方米的图纸（不是用张论，而多得用平方米计算了），为舰艇的建造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这一切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几百个工厂和相关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和部队。几十万人，上至主席，总理、元帅，下至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一同为这一项目操心和劳作，展开了建造工作。解决和处理材料、配件国产化和工艺技术问题1000多项，克服了各种困难。短短的几年，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完成了“二四协定”转让的几型舰艇和导弹的仿制任务。1966年当我国自制的导弹快艇发射我们自己制造的导弹取得成功的时候，父亲兴奋的说：“我们成功了！”一声呐喊，喊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多欣慰、多自豪！

在仿制过程创立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上，父亲又根据海防急需和长远发展的要求，组织自行设计，自行制造了反潜护卫艇（猎潜艇）、高速炮艇和火炮护卫舰。完成了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的设计，完成了核潜艇的方案论证，提出主要设备的技术要求和战术要求。我们海军真正登上了能够自主研发，自主制造先进武器装备的新台阶。

1965年至1967年，父亲还承担了部分海军军事行政工作和军事指挥任务。在此期间，我英勇的人民海军指战员在保卫祖国领土、领海、领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65年3月31日，我海军航空兵某部取得了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胜利。4月5日，他和海军副参谋长马冠三、海军政治部副主任郭炳坤参加了在广州市花都区召开的祝捷大会。在会上他宣读了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布发给作战有功部队的嘉奖令和授予作战有功人员舒积成战斗英雄称号的命令。

1965年8月6日，我人民海军击沉侵入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附近渔场的美制将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取得了“八六海战”的胜利。

1965年9月20，我海军航空兵某部，在海南岛海口地区上空，击落美国Ｆ－１０４战斗机一架。

1965年11月14日，我人民海军击沉窜入福建省崇武以东渔场进行破坏的美制国民党军护航炮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舰“永泰号”，取得“崇武以东海战”的胜利。11月17日，父亲随陈毅元帅参加了在福州市召开的祝捷大会。11月20日，他和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联名向中央军委、国务院上报了“崇武以东海战”的经验总结报告。11月21日，他代表中央军委、国务院向作战有功单位和人员授奖……。

父亲主管海军装备技术工作的那一个时期，正是为我国造船工业和海军装备武器建设奠定基础的时期，是我海军装备武器建设发展十分迅猛的一个时期。几年之内，取得那么大的成果。如能按那样的进程发展下去，不难想象，到如今，我国的防卫能力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可人状况。然而，万分痛惜的是，后来，在我国掀起了一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简称“文革”）。

“文革”中，原领导、组织我国国防工业建设和我军装备技术工作的贺龙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和聂荣臻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先后被夺权。贺龙元帅甚至被迫害至死。国防建设体系遭冲击。父亲（有史料称：赵启民曾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委员）因为不同意罢免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中共海军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父亲时任海军党委常委），不同意否定海军的建设方针和成果，被罢免了海军的军事指挥工作，后又失去了主管海军装备技术的工作。这样，海军装备技术建设虽然依靠已有的基础仍在发展，但是那一状似钱塘江涌潮般的建设大潮就此跌落下下来。

筹建国家海洋局，开辟新中国海洋科学技术、海洋开发事业

父亲长期在海防前线工作和战斗，深知海洋地况、海流、水文、气象、地质等等科学资料和知识，对海战、海防、海军建设及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一向支持国务院和海军有关方面进行的海测、海洋调查工作。1960年初他开始主管海军的装备技术工作，同时兼管海洋开发，海洋科技方面的工作。

1960年5月，父亲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海洋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提出“我们今后应以海岸带调查，开展深海、远洋调查和加强基本理论，尖端技术研究三项任务为重点，带动其他工作。”的方针。196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海军党委命父亲任筹备组组长，筹建国家海洋局。父亲和有关同志组织力量，推荐和选调干部。经国务院任命齐勇同志任我国第一任海洋局局长，国家海洋局很快就建立健全起来。当时海洋局归海军代管，父亲又承担了兼管国家海洋局的责任，国家海洋局经过磨难，不断的发展，在海防、航运、渔业生产、海洋经济的开发利用、捍卫祖国领海主权等各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越来越显现出它的重要作用。

中苏对峙、捍卫祖国人民的安全

1968年底，父亲奉命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抓核武器，这不是一件好差事，届时我国国内仍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造反”，派性，甚至发展到群众间的武斗，经济生产大面积瘫痪，直接波及到军工企业。对外，中苏交恶，武装对峙。前苏联极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调集大军犯我边境，在新疆、东北珍宝岛地区连续爆发武装冲突，策划趁乱对我实施大规模武力打击，甚至核打击。父亲一面顶住各方面压力整顿了核武生产基地，抢制出急需的核武器。一面在中央、周恩来总理等人的领导下进行核武器试验。

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父亲时任试验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69年9月26日我国第六次空投核试验爆炸成功，父亲时任核试验领导小组组长。

1970年10月14日我国第七次空投核试验成功，父亲时任核试验领导小组组长。

1971年11月18日，我国第三次地面核试验爆炸成功，父亲任核试验领导小组负责人。

三年连续成功的进行了四次近乎实战性的核试验，充分地向世人展示了我国核武器的水平和核打击能力，同时父亲和罗舜初等战友们将导弹核武器布设于临战状态。苏方惧于我国的核威慑力和各种不利条件，不得不退缩了，和解了，危机过去了。祖国和人民安全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父亲所做的一切和建立的功勋，绝不是他个人铸就和能够完成的，是他有幸生活在的那个激荡的时代，给予了他们那么多建功立业的使命和机遇，是与他共同奋斗的成千上万的战友和同志们的拼杀、劳作，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但是在他那史诗般壮丽的人生中，凸现出他忠诚无私、勇猛无畏、顽强不屈、勤奋好学，亲和民主的品格和精神却震撼人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忠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他无私、无畏。敢于承担祖国人民付于他的一切使命。勤奋好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他文武双全，足智多谋，有能力承担任何艰险的任务。勇猛、顽强、亲和民主，他能团结千百万人共同奋斗，一种无形的亲和力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战胜一切困难，去完成任务。

正因如此，他和他的战友们承担和完成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

1933年5月，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曾任陕西省委书记，后判变），不顾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王世泰、杨文谟和父亲等人反对，假借省委的名义（实际上当时省委也坚决反对）胁迫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二团南下终南山建立什么渭华苏区。这是一次荒唐的军事行动。刚刚发展起来的红军主力部队仅仅四百多人，怎么可能在敌人中心地区建什么根据地呢？这些鬼话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没过渭河，借口去汇报工作，让汪锋代理政委，自己跑掉了。红军南下终南山，进入崇山峻岭，天阴下雨，石路崖山，马匹都成了瘸子，骑兵失去了作用（在陕北黄土高原骑兵是很厉害的），十数倍的敌人围追，堵截，又没有群众基础，战至蓝田县张家坪时，敌趁晨雾，突然包围了红军，发动了袭击。红军猝不及防，部队被打散。此时父亲（时任随营军校队长）立即命令黄罗斌率一个班的战士正面阻击敌人，一面召唤失散的战友，抢占制高点，顿时“冲啊！”，“跟赵队长冲啊！”响成一片，几十个战友冲杀过来，他们占领了一个山头。为掩护全军的突围，收集更多的失散战友和刘志丹、王世泰等取得联系，父亲并没有率领大家马上冲出重围，面对众多敌人的疯狂进攻，一直坚持到黄昏，才保护着汪锋（当时已受伤）和李杰夫（后叛变）撤离。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吸引了大部敌人，刘志丹、王世泰得以率少数人员突出敌人的包围，返回陕北苏区。突出重围后，父亲率这四五十人的队伍按军部计划向西前进，欲与刘志丹，王世泰、杨文谟等人会合，人没有找到，行至葛牌镇金银沟，人困马乏，晚上休息时又遭反动民团和会道门的偷袭，一战士牺牲，大部被俘。父亲仅与汪锋，李杰夫及六战士冲出包围。

面对着深入敌后，敌人大规模的重重搜捕。不得已，汪锋找关系养伤（汪锋也是蓝田人），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安排其他战士将长枪埋在山上，化装下山返回陕北。父亲只身留在敌后（他的家就在白鹿原的原坡坡上）寻找刘志丹等人和其他失散的战友，解救被俘的战友。父亲找到蓝田县地下党组织，在郗执中、林子屏等同志的配合下，多次派人进山寻找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未果（刘、王等人已安全突围，返回陕北）。派人在各山口、路口寻找逃出山的战友，凡找到的都给换了衣服，给路费，要他们返回陕甘苏区。再就是派人找民团头子郑效仁要还被他抓去的人员，经多次努力，以父亲的名义给郑发鸡毛信，终于解救出被俘的战友。

在这一场几乎断送了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的劫难中，父亲、一位随营学校的队长，充其量不过相当于个小小的排长，（随营学校总共仅有30多名学员）在危难时刻自觉不自觉地担负了掩护全军突围的任务，解救冲散和被俘战友的任务。后来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吴岱峰、杨文谟、高锦纯、马宜超、黄罗斌、曹自荣等同志安全地冲出了重围，其中许多被父亲等援救的战友返回了陕甘根据地。红军又重新发展壮大起来。在这场血战中，父亲的威猛也出了名，两支驳盒枪上下翻飞，弹无虚发，万马军中如踏无人之境；敌人重兵包围之下，能抢占高地，据守一天，掩护全军突围；两度护着汪锋等同志杀出重围；一封鸡毛信能吓得民团头子虽大骂一通，却不得不放了我们的人。不仅敌人胆战心惊，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也曾设想让父亲和当时地下党组织在蓝田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武装，并派杨文谟同志来与父亲研究商量，他们经调查分析后，一致认为，在人口稠密，敌人政权巩固的中心区（距西安仅30多公里）开展游击活动确实是行不通的。因此，计划作罢。父亲毅然离开家乡，经千辛万苦回到了陕甘根据地。父亲离开蓝田，敌人抓走了我们亲爱的祖父，逼问父亲的下落，可怜的爷爷，自从父亲逃出药材行后，（父亲考入中山学院之前，曾在一药材行当学徒）。根本不知道父亲在何方，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把老祖父栓在马尾巴上到各县游街示众。又残忍地杀害了曾经掩护过父亲在家乡活动的他的内兄（当地民间自卫组织的一个小首领）。白鹿原的父老乡亲为父亲，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母亲曾经给我们讲述过，在陕北红军解放靖边县的战斗中，父亲所在的红二十六军红三团红一连担任突击队（奋勇队）。父亲时任红一连政治指导员。战斗中，敌人拼死顽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他的好战友、好兄弟、好搭挡连长芮四儿牺牲了，三个排长两死一伤，父亲和战友们都杀红了眼，一鼓作气攻上了城墙，正当他率领着大家冲锋时，一位中弹的战士将他碰倒，从数丈高的城墙上摔到城内，顿时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我军已攻入城内，正与敌进行激烈的巷战，战友们发现了他，以为他已经牺牲了，一边呼喊为他报仇，一边向他在的方向冲去，这时他一翻身起来，继续指挥部队作战。他的复活，震撼了部队，大大的鼓舞了士气，枪声、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势不可挡，很快解放了全城。父亲的腰伤，在以后的日子里时有发作。但是他都挺过来了，没有过于在乎（也许战争年代，没有治疗的条件），一直忙于战斗与工作，直到上海解放，父亲调华东海军工作，才抽空去大医院检查，一查，把医生吓了一跳，他的一节脊椎骨整个被压扁，比别的矮了一截，大夫询问病因后，连连惊叹道：“疯啦！摔成这样还骑马，打仗，稍有差错人就完了！没见过，没见过，真是奇迹，您呀！真命大！”“是吧！”父亲慈祥的笑笑，对于他，这不算什么，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什么都不怕。

1969年，父亲组织指挥实施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试验当天，他将指挥车开到了现场的最前沿（像战争时期指挥作战一样），汽车发动机一直开着，准备着万一出问题能迅速撤离。9月23日零时15分起爆。欢声雷动，试验完满成功。但人们会问，万一，能跑得出来吗？父亲怎会考虑这些，只考虑：这更有利一线的指挥，保证试验的成功。

当时确实是很危险，不仅是敌人的狂妄和强大，真正可怕的是我国国内仍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更荒唐的是连关系国家命运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核武器生产研制基地，从“文革”以来，在“革命造反”的冲击下，原来正常的工作秩序、工作制度、保卫制度、保密制度及相关措施都被冲垮了，警卫部队被冲击，执勤战士遭欧打。外部人员能随意出入基地、车间、试验室（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生产设备、试验仪器被破坏、偷窃、机密丢失，生产摊痪。

父亲主管时，虽然已经组织了以军管干部、原来的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派头头）组成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但局势仍然控制在派头头手中，为争夺领导权的派性斗争依然非常激烈，搅得科研、生产无法进行，恶性事件接连不断，军管干部换了几拨，也无法控制局面。父亲面临着前方敌军大兵压境，急需核弹；后方，如此混乱。确实心急如焚（不亲临其境，很难理解他当时的心情），经调查研究，果断决定进行整顿，经上级领导批准后，调整了领导班子，整顿了基层组织，恢复加强工作制度，保密制度、保卫制度、落实保卫措施，封锁防区，实施昼夜巡逻和联防，确保科研生产安全。亲自组织专家、干部、工人抢修设备、仪器，排除干搅和冲击，狠抓战备急需的核武器生产。在短时间内，及时的生产出一批紧急战备所需的产品，随即奔赴前线，组织战备和核试验。三年连续组织、领导实施了四次核试验，加上大量战备工作和部分海军装备技术工作，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几次险情和超量的核幅射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但这一切均不是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来自背后的暗箭，如，当初他奉命带队在交通部军管，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一心一意地恢复被“文革”搞瘫痪的交通运输，狠抓对上海的煤运，保证华东与上海的电力、煤炭供应，维持可怜的一点点工业生产能力，却被“文革帮”使阴谋冷不防从背后一击，挤出了交通部。父亲的这次整顿，是受“文革”破坏的国防科工委这个“重灾区”，在”文革”期间的第一次整顿，当时“文革”正如火如荼，“文革帮”完全操控我国的政治形势，正春风得意，你给他当头一棒，能有好果子吃吗？和6年以后（“文革”已到强弩之末），邓小平和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等同志组织的全面整顿，张爱萍在科工委摊上一个宣扬今不如昔，否定“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罪名相比，那罪过可大得去了。你整顿领导班子，他说你反对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文化大革命，说你污蔑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是事实，实际的领导权就是掌握在“造反派”头头的手中），迫害打击造反派。你整顿基层组织，制止派性斗争（又文斗，又武斗），说你破坏党的组织，镇压革命群众。你恢复保卫措施，说你是制造“白色恐怖”。你恢复生产，抢制产品，说你是以生产压革命。说你受人指使，整中央首长（指四人帮）的黑材料核弹（说实在的父亲哪有精力和时间，去搞那种小动作）。就是在那么繁忙和紧张的情况下，还时不时的将他由西北前线召回北京，接受这样或那样的批判，作这样或那样的检查。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工作的，父亲明明知道他们的这一拼搏，一旦出现偏差，对于个人，谁也不敢保他，谁也救不了他。但是他依然同以往一样，那么沉着，那么平静，同时，那么紧张地去应对，因为，在他的心中国家民族的安危，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他一生的信念。其他的都不算什么。对于他，义无反顾，无私不畏这些词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也付出了代价。多少年过去之后，有时老战友相会，有人讲：“司令（海军副司令）当得好好的，干嘛要去搅那盆混水（指国防科工委），惹得一身臊。”父亲依旧平静的笑笑说：“不去？谁去！职责所在嘛！”“职责所在”这就是我们的父亲。

父亲的一生几乎是在战场的最前锋，建设的最前沿战斗，每当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或遭到危难的时刻，他和他的战友们总会尽职尽责，用他们的身躯，用他们的脊梁，组成一道拱卫祖国人民的墙。1933年，掩护红军突围是这样，当年的中苏对峙仍是这样，假如，没有父亲、罗舜初、李福泽、朱光亚、钱学森等成千上万的干部、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的努力；假如没有父亲拼命赶制出那一批氢弹，原子弹；假如没有父亲亲自指挥，组织实施的接连的核爆炸；假如没有父亲和罗舜初他们布设的那些冲天昂首的我国自制的核导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战争灾难？颠倒是非，往那些用自己的一切去拯救国家、人民安全，救了自己的性命的英雄们身上泼污水，天理何在！良心何在！面对这些，父亲曾对我们说过：“这算什么嘛，比起牺牲了的同志，能活到现在，能为国家和大家工作，已经是很幸运了。”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开创的事业，越来越发达兴旺，他们的品格和英魂早已融化、回归于中华文化之中。为民为国、忠诚、勇猛、顽强与亲和，维系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亡、不衰。我们深深地怀念您——亲爱的父亲，白鹿原的儿子，民族的脊梁。您慈祥的微笑永远在我们心中激荡。

原载：《赵启民将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