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是1933年6月底，在陕北佳县高起家洼高录孝、高录忠同志家里召开的。这次会议在陕北党的斗争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革命转变时刻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它对创建陕北红军、创建陕北苏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以后陕北党和陕北苏区根据地及红军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作为会议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特委委员。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已隔40多年了，由于记忆有限，又无资料，只能凭着个人记忆写点情况，提供参考。不妥或失误之处，请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和知情的同志补充指正。
陕北的基本情况
陕北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光山秃岭，地瘠民穷，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就是在这样穷乡僻壤的地方，封建军阀、豪绅、地主越来越加重了对劳苦人民的压榨勒索，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当时，陕北的最高统治者国民党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自辛亥革命后，一直盘踞在陕北，名义上受陕西省历任军阀的节制，实则独霸一方，为所欲为，是陕北名副其实的一个土皇帝。陕北各县县长名义上由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实则都由他控制，各地粮款都归他征用，任意派粮摊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层层加重对劳苦人民的盘剥。什么田粮税、人口税、买卖税、屠宰税、印花税、牲畜税等等；更为甚者，井岳秀大开烟禁，令群众种植大烟，从中重剥税款，鱼肉人民，以饱私囊。政治上对人民群众实行血腥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禁止任何民主改革活动，凡是带有民主进步的主张和活动，都被禁止。对共产党员，或有共产党嫌疑者，格杀勿论。对各地起来反抗者，一律疯狂镇压。
再者，地主阶级的剥削更为残酷。陕北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贫苦农民仅有极少不毛之地，或根本无地。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重租，租地主、富农的土地耕种，不得不向地主借债，受高利贷的盘剥。广大劳苦农民劳动一年所得，除向地主交纳债租之外，所剩无几。再加上地主的驴打滚高利贷剥削，致使贫苦农民流离失所，处于谋生不得之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陕北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对群众的残酷压榨，越发激起群众的反抗。
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陕北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不断掀起对豪绅、地主的激烈斗争。如1927年春，绥德县人民召开过斗争土豪劣绅大会，给豪绅地主戴高帽，挂黑牌，由广大群众押街游行。我们绥德师范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同时，米脂县人民也进行了驱逐基督教牧师、神父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在党中央“八七”会议指示下，陕北党一是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决定把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派到农村去当小学教员、冬书房教员或下到农村种地作掩护，以便在当地组织群众，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坚持革命斗争。当时，在各地秘密成立了贫农会、互济会、手工业工会等，壮大了革命力量。1928年党派我到佳县王成家村、郭家屹劳村当小学教员，名为教书，实则在该村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我在该村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10余人，建立了党、团支部。这些党、团员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大多数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现在幸存的同志为数极少。经过党这样长期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党在农村中不仅建立了坚强的基层组织，而且还有了农民群众自己的秘密组织贫农会、互济会、儿童团等。二是党开始抓武装，首先决定派共产党员打入分布在陕北各地的哥老会中去工作，因为他们有枪支，目的是想把他们争取改造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党决定把大批共产党员派到榆林井岳秀部、神木高志清部去当兵，做兵运工作。同时还派大批共产党员到甘肃国民党军队中去做兵运工作。其次，为了发展革命武装，党号召党、团员捐献财物买枪。1928年冬至1929年春，在米脂中学支部（县委）号召下，花了60块白洋，买了1支驳壳枪，这些钱就是党、团员把自己的被子、褥子、毡子等物卖掉捐献出来的。如张汉武同志仅有一条被子也给卖掉了。
这些活动都是为了组织人民自己的武装，创造条件，同时也培养训练了人才。
广大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对阶级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1929年党领导的绥德打蛋厂的斗争，以及1931年横山、1933年清涧两县人民围城抗粮抗捐斗争等，充分说明了只要有党的领导，群众中就蕴藏着无限的革命力量。广大党员和劳苦人民在经过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深刻体会到并总结出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非要搞武装斗争不可，非要建设一支新型的工农红军不可，非要进行武装夺取政权不可。在这种形势下要求中共陕北特委对陕北革命斗争作出新的部署，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所以陕北特委适时地作出了召开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决定。
扩大会议的前后
（一）会前的准备
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于1933年春从我家（佳县南坬村）搬到乌镇（乌龙铺），用高录孝同志的名义开了一个杂货铺，由马明方、马文瑞等同志住机关领导全面工作。为了特委机关的安全，另由张书信同志开的小饭馆作为同志们来往接头地点。除马明方及少数几位同志住机关集中领导外，其他同志都分头到各地巡视检查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扩大会议作准备，并创造条件准备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春，我作为陕北特委的特派员到神木、府谷地区负责整顿那里的党、团组织，健全党、团领导机构，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我在神府地区工作期间，整顿了各地的党、团基层组织，健全了党、团支部生活，健全了神木县的党、团领导机构，成立了党、团区委，发动党、团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条件。我同张毅忱、马万里等同志搞过两次打土豪的活动，因无枪支，游击战争未即时开展起来。数月之后，我由神木地区返回佳县乌镇向特委汇报工作，特委委派我回佳县任县委书记。在我向特委汇报工作的时候，特委决定召开扩大会议，由马明方等同志起草政治报告，同时研究开会地址、出席扩大会议的人员名单，以及安全保密工作等措施。
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是1933年6月底召开的，会址在陕北佳县高起家洼高录孝、高录忠同志家里。为什么选在这里开会呢？一是这个村子在乌镇和县城之间，交通不便，不易引人注意。村内人员不复杂，党、团员多，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多。党、团员在群众中有威信，关系密切，说话有人听。特委在这里开扩大会议，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可以为会议放哨，打听消息，易于保密，能保障安全。二是高录孝、高录忠同志是个大家庭，除他2人是党员外，还有其三叔父高钧养是党员，其弟高录贤是团员。其祖父是有名的中医，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个老先生积极支持儿子、孙子的革命活动，他是一家之主，说话算数。家里其他人也同情革命。他家院内有一孔窑洞，窑内又有一个套窑，便于隐藏很多人开会。我们在这个大窑内开会，由高录孝同志等把饭送进来吃。在窑内放有小便桶，只有在晚上看不见人时才出来活动。会议期间，高录孝同志的祖父，邀请我们开会的同志吃饭。为了保密，不便都去吃饭，但又不好谢绝，怕伤了老先生的情面，决定派马明方同志和我去老先生家吃饭道谢，当时处在敌人残酷镇压的白色恐怖下，录孝、录忠同志和高老先生敢于冒杀头抄家之险，让特委在他家里开会，又请吃饭，可见其觉悟程度之高，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之强，决心为革命不惜牺牲的勇气之大。后来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高录孝、高录忠、高钧养3位同志被敌人杀害而壮烈牺牲。高录贤同志病故了，家被敌人抄了，高老先生也被敌人抓去坐牢、受刑，但他毫无怨言。这些为党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同志，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出席会议人员
除原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以后叛变革命）、崔逢运（北方局与陕北特委的交通，刚由北方局回来）、鲁学增等同志外，还有各地区被指定的代表，如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赵福祥、高长久、张岗等同志和我（神木、吴堡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字记不清了），共二三十人。
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同志，人数虽不多，但代表性很广泛。大多数同志都是久经考验、忠于党的事业的忠诚战士，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实际斗争经验，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有活动能力的同志。扩大会议之后，党处于那样的恶劣环境下，能够坚持革命，坚持斗争，把会议精神变成实际行动，使革命有了一个大好局面，与这些同志为了党的事业舍生忘死，克服困难，积极工作，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
（三）会议的内容和决议
这次会议主要议题：一是政治形势的分析与陕北特委工作报告；二是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三是如何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四是选举党、团特委领导机构。会议由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主持，并作了政治报告。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当时陕北革命斗争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充分说明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提出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大家听了马明方同志的报告，认为切合时宜，打中要害，充分表达了陕北党、团员和广大劳苦人民的心愿。崔逢运同志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其内容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富农路线，反对游击主义”等。大家觉得他讲的与陕北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听了一遍，没有展开讨论，会议对于如何在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充分摆了当时各县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大家一致认为，根据当时陕北革命斗争形势，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完全具备，有1932年2月陕北特委在延川县永坪镇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作基础，有从红二十六军回来的同志作骨干，又有红二十六军的积极支援，只要党领导的正确，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下定决心，搞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经讨论决议，首先在神府地区，佳县、吴堡地区，绥德、清涧地区，延川、安定地区（今子长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军，创建苏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要首先在这些地区创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呢？一是党在这些地区群众工作基础好，扎下了根，群众拥护党的主张、纲领、政策，有勇于革命、敢于对敌斗争的广大群众。二是这些地区党、团工作基础比较强，党、团员多，基层组织健全，活动能力强，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号召力，能带领群众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三是敌人在这些地区统治薄弱，除各县城和较大一些城镇驻有少数敌军和民团外，其他地区没有驻军，地方民团武装很少，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会议首先确定在上述四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对其他地区同样要求积极创造条件，准备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历史充分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会议选举了党、团特委委员，健全了党、团．领导机构。在选举党、团特委委员时，已经酝酿选举马明方为特委书记，马文瑞为团特委书记。可是正在选举时，崔逢运却说北方局有指示，书记要选工人当，而且提出绥德一木工同志当书记，大家不同意。商议的结果，大家认为当时陕北产业工人党员很少，只好选雇工为书记，所以选举出席会议的崔田夫为书记。因为崔田夫是个雇工，又是个很老的农民党员，阶级觉悟高，革命意志坚强，不怕苦，不怕死，勇于对敌斗争。此后崔田夫就成了特委书记，当时同志们称他为“老掌柜”的。选举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毕维周、王兆卿、崔逢运、鲁学增、崔田民、我和高长久等11位同志为特委委员。由鲁学增、马文瑞、崔田民负责团特委的工作。马明方和其他委员负责党特委的工作。具体分工是：马明方任组织部长（特委的很多工作仍由他负责处理），王兆卿为军委负责人，我分管农民运动工作，毕维周为安定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这次会议新选出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为特委委员，增添了新的血液，健全了党、团领导机构，加强了党的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特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为贯彻会议决议而奋斗
会议开了四天就结束了。会后特委同志分赴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毕维周任安定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王兆卿协同毕维周一块到安定去整顿游击队第一支队，并派高录孝随同王、毕两同志一道去安定游击队第一支队，给特委提取活动经费。马明方、马文瑞和常学恭到米脂县姜家兴庄姜好学家起草特委扩大会议文件。其他委员回原地区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决定1个月后，再开会讨论工作。
会后两三天内，毕维周、王兆卿、高录孝3同志赴安定，途经米脂县镇川堡在崔明道（共产党员）家住时，被米脂县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奸细董佩义发现，董即带领敌军，将毕维周、王兆卿、高录孝、崔明道等4个同志逮捕。同时，在米脂县城还捕走了共产党员高寿、王品肖2同志。在捕走毕、王、高、崔4个同志之时，又由奸细董佩义带路到姜家兴庄姜好学家捕捉马明方、马文瑞和常学恭。当时他们3人正在姜好学家阅读中央文件，准备起草特委扩大会议文件，对毕、王、高、崔在镇川堡被捕之事毫无所知。幸亏这个村子群众基础好，特别是姜好学的母亲，在大门外放哨。她看见国民党军队进村来了，就大声呼喊：敌人来了！白匪军来了！马明方、马文瑞和常学恭闻声越墙逃走，敌人跟踪追赶。幸被当地群众把敌人指向另一个沟去追赶，马明方、马文瑞和常学恭得以从一个小山沟跑了。3人脱险后，分别到各地同志家隐藏起来。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文件，由姜好学的母亲掩藏起来了。被捕的毕维周、王兆卿、高录孝、崔明道、高寿、王品肖共6位同志，在米脂县城内被敌人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口供，最后被敌人残杀，将头挂在城门楼上，以此来吓唬革命群众。
这6位同志被敌杀害事件发生，很快在陕北高原上传开了，对陕北党、陕北革命人民震动很大。引起了党内、党外革命群众的高度警惕，更加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决心要与敌人斗争到底。
事件发生几天后，特委委员常学恭来到我家，向我讲述了6位同志被敌逮捕的情况和马明方、马文瑞以及他本人被敌追捕的经过。我听了这一不幸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他担心敌人可能到我家来捕我。我俩商定，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派刘光显到米脂县打探被捕同志的情况。据刘光显回来说，遇难的6位同志个个表现英勇坚强，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我们听了刘光显讲述后，对6位同志的壮烈牺牲深感悲痛。同时，也担心其他同志的安危。隔了两天，马文瑞来到我家，接着崔田夫、崔田民来到高长久家，可是不见马明方到来。我们商定我去寻找马明方，找到后就去佳县寨子沟开会。我当日到了马明方家（米脂县叶家岔村）找到了他，我们一同来到了寨子沟。唯有崔逢运、鲁学增未向特委任何同志打招呼，就擅自离开陕北到北京去了。
我们特委剩下的7位同志，在寨子沟村张世禄家开了一次特委会议（该村距佳县木头峪王宜家山村很近，是由张鹏图、张俊贤、张如岗等同志安排布置的）。出席会议的同志，怀着对遇难烈士们的沉痛哀悼心情，对敌人残害烈士的愤恨心情，决心为革命烈士报仇雪恨，为把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特委扩大会议目标而英勇奋斗。会议分析了当时特委2位委员和4位同志被敌杀害，和另外2位委员私自离开陕北去北京的情况，分析和研究了陕北革命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大家一致认为，虽然特委2位委员及4位同志遭敌杀害，另外2位委员私自离去，但是陕北整个党、团组织未受到破坏，各地党、团基层组织仍在积极活动，当然也应该看到他们在思想情绪上会受到一些不良影响，急需振作精神，继续斗争，继续革命，坚决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一、派常学恭去北方局汇报陕北特委的工作；二、特委委员分头到各地去巡视整顿党、团基层组织，鼓励各地党、团员及群众，不要因此而灰心丧气，不要犹豫动摇，应鼓起勇气，继续坚决为贯彻执行特委扩大会议决议而奋斗。但要讲究斗争方式，注意保密，严防敌奸细破坏党、团组织，特委及时更换了各地党、团组织的代号和联络暗号。各地党、团组织经过整顿，经过对党、团员的宣传教育后，更加激起了对敌仇恨，革命斗志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更加坚强，工作更加活跃起来，党、团组织更加巩固了。6位同志遇难之后，特委领导机关又由乌镇转移至我家的附近。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在特委扩大会议精神鼓舞下团结战斗胜利前进
中共陕北特委及其所领导下的党、团基层组织，虽然处于敌人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但丝毫没有发生过任何悲观失望，没有发生过任何犹豫动摇。而是更加坚韧不拔，带领广大党、团员及群众继续革命，继续斗争，坚决为贯彻执行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议而奋斗。
清涧地区在县委领导下，积极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条件。王聚德等同志为了搞到枪支，用请吃饭喝酒的办法将土匪灌醉，缴获了3支短枪，其中有两支被特委调去，支援了神府地区。
在绥德县委领导下，由高朗亭、王聚德、崔正冉、白玉光、王明远、崔世俊、宜宝才、崔田民等同志，在绥德薛家峁杀了大土豪区长薛三，没收了4个元宝。其中两个送特委做经费，另两个留县购买武器。他们买得一支步枪和一支短枪，自制了红缨枪和大刀，并于1933年9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1933年冬，阴历腊八晚上在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的配合下，在解家沟镇，杀了以姓高的大豪绅为首的9个半收款人员（因其中一个被砍了一刀，未把头砍下来，当时未死，故叫9个半）。这一革命活动，深得人心。因为人民最恨的是这些收粮收款的豪绅和狗腿子，铲除了这些坏蛋，群众莫不拍手称快，党的这一行动，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深得人民的拥护。
1933年以后，我们的斗争重点是捕杀国民党派到各地的收款逼债人员（主要是收烟税），形成了一种群众运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很大打击，对革命群众是极大鼓舞，壮大了革命声势，为开展陕北苏区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神府地区在马万里、王兆相、杨文谟、张毅忱、高朗亭、李成兰、李成荣等同志积极活动下，搞到3支手枪，1支步枪，4颗手榴弹。加上马佩勋等同志送去的2支短枪，于是在1933年11月7日，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游击战争迅速地开展起来了。并在腊月22日至24日3天内杀了在神木、府谷、佳县收税逼债的9个豪绅和狗腿子。
以上这些活动，为尔后各地创建红军游击队，创建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谢子长同志为西北军委特派员回到陕北，首先整顿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任命刘明山为支队长，贺晋年为政委。1934年5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总指挥，郭洪涛兼政委（郭于1933年底由北方局回到陕北工作）。总指挥部成立后，谢、郭将部队带到陕甘边苏区，同红二十六军汇合，决定红三团北上陕北，归谢子长统一指挥，协同陕北游击队在安定、清涧打了几个胜仗，使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自1933年到1934年，先后在清涧、绥德、佳县、吴堡、米脂、安定、延川、横山、延安、神木、府谷地区创建了苏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吴堡地区初建武装力量于1933年冬。在佳县木头峪，在刘志义、张岗、张鹏图等策划下，杀了敌联保处民团团总张东郊，缴获4支步枪，成立了游击队第四支队。绥德创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佳县创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六支队。米脂西区、横山等地区也相继创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七支队、第八支队。延川、延长、延安等创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
红军游击队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在谢子长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在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积极支持配合下，顺利地粉碎了国民党井岳秀的第一次“围剿”，扩大了红军，巩固和发展了苏区。为在1934年12月在安定白庙岔成立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为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创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实践证明，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是适时的、成功的，决议也是正确的。
中共陕北特委远离党中央，而能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按照陕北的实际情况，适时的作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其时又处在那样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能够带领广大党、团员和群众，开创了一个好的革命局面，是和陕北特委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决不象个别同志在佳县曹家坬村特委会议上传达北方局指示时，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富农路线”、“右倾错误”。恰恰相反，批评者犯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虽有传达、有扩散，但由于特委绝大多数领导同志和各地的同志，都觉得王明那一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行不通，不受群众欢迎，不符合陕北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因而在陕北党内没有起过主导作用。陕北党和红军之所以能够坚持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到达陕北，是和认真贯彻执行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分不开的。
陕北党、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到达陕北后，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纠正了错误的“肃反”运动，从而挽救了陕北党、陕北红军，挽救了西北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原载1981年第9期《陕西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