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报告》（油画）
回延安途中
1941年10月，我奉命从重庆回延安。和我一起回延安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批干部中，有南方各省参加七大的党代表，还有一些去延安学习的同志。我们分乘四辆大卡车，押车的是龙飞虎同志。由于政治环境很坏，沿途行径非常艰苦，国民党到处设卡，阻挡我们。离重庆以北150华里有一个地方叫青木关，是出入重庆北面的门户，国民党军队在这里设卡，过往行人一律严加检查。由于周恩来同志亲自送我们过青木关，国民党特务不敢胡作非为，我们较顺利地通过了青木关卡。
“双十节”这天我们到了成都，这天是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是当时的“国庆节”，晚上全城提灯游行，我们的汽车在街上串来串去，找不到出路，串到天亮才出了成都城。从成都往北前进，经过栈道，到了剑阁，“剑阁天下雄”名不虚传，盘山路又窄又曲折，傍山险路悬崖绝壁，危险得很。越过秦岭来到宝鸡，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我们的车扣留了两个晚，对我们一个一个地检查，我们就打电报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叶剑英同志闻讯赶到宝鸡，经过一番交涉才放我们过去。但有一个人被留下了，就是白崇禧的私人医生周泽昭，他是一位医术很高明的外科医生，在桂林时就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特务发现了周医生，就把他留下弄回去了（后来他还是到了延安）。被动员到延安去的医生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位是我在贵州认识的医生，叫李志中。他爱人是护士叫沈元晖，他们一起到了延安。
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回到延安的第二天，组织上就分配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中央办公厅由任弼时和李富春同志负责，秘书处长是王首道同志。我协助王首道同志工作，主要负责党的机密，还有一项任务是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做记录。当时由首道同志和我轮流做记录，谁有时间就谁去。1944年11月王首道同志离开延安，和王震同志一起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我接任秘书处长，为中央做记录的工作就由我一个人承担了。秘书处下设6个科室：机要科、材料科、电讯科、文书科、交通科、速记室。秘书处还办了几个刊物，有一个编辑委员会，成员有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王首道、李华生（电讯科长）和我。我主要负责编辑《党务广播》，另外《中央电讯》、《中央通信》、《支部生活》等是电讯科管的，所谓《党务广播》就是把关于党务方面的材料，党的中心工作，每个根据地后方、前线的情况、工作经验，用电报的形式发到全国各地，发给全党。有的提供给新华社广播电台，向全国全世界播发。《党务广播》现在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一部分，当然是很不全的。
电讯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主要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组织用密码发给党中央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而且重要。有一次，我要李华生同志给电讯科密家凡同志一个任务，编写一篇关于揭露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的稿子，小密把各根据地给中央报告中的情况加以分析综合，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我把它发给了全党，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播放了。有些材料，是我党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斗争的有力依据，是宣传抗日反对投降派的有力武器，我们把它整理好发到八路军、新四军各地办事处。董必武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动员大后方的广大人民抗日就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1943年8月有两份《党务广播》发往重庆给董老：一份是《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概况》，一份是《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在《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概况》中指出：“全国伪军62万余人，大部分为国民党军所伪化，其中90％（56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以具体事实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的真实面目，说明：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35万人），国民党仅抗击了42％（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56万人），国民党仅牵制伪军不足10％。
这些刊物，也是整风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参加整风运动
1942年，我党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演讲《反对党八股》，连同在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共三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清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整风的任务。1942年6月8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在全党开展了以整顿三风为任务的整风运动。中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
整风的目的是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到1942年已经有14年的时间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了。这十多年中，我党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历程，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红军遭到极大的损失，全党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党中央决定利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空隙，即日本侵略者没有力量进攻我们，我们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反击日寇，双方相持，保持现有的阵地，把前方各地的干部集中到延安党校学习，进行整风。整风就是通过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历史的经验，以达到统一全党思想的目的。
在组织上，首先是整顿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了党校校长，并把中央党校分为四个部。即“党校第一部”，学员是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党校第二部”，学员是地师级，以及团级领导干部；“党校第三部”是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干部；“党校第四部”的学员，是文化较低的干部。他们在中央党校，首先参加了整风运动。“实事求是”就是在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中央党校校训“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词。为了搞好整风学习，从中央到基层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中央是总学委，毛泽东同志总负责。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学委成员有王首道、我、李华生、李金德、曾三等，王首道同志总负责。
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整风文件，提高干部思想认识。规定学习22个文件，高级干部专门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研究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总结历史经验。5月2日一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即以学习《讲话》为中心，进行人生观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干部思想水平；第二阶段，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对各种错误思想和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第三阶段，审查干部。这次整风运动很民主，没有抓辫子、打棍子的现象，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
整顿党风主要是反对宗派主义，特别是山头主义，现在叫“派性”，当然“派性”不是革命的，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派性。而那时山头主义还是革命的，是不自觉形成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战争环境造成的，各根据地被敌人封锁切割，互不联系，这样很容易形成山头。敌人占据着大城市，当然我们只有占据山头打游击战。山头有井冈山、太行山、大别山、五台山、五夷山等等。“山大王”占据着山头，有的山头别人插不进去，考虑问题，处理事情非常缺乏全局观点，只从本山头的利益出发，这就是山头主义。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当时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山头主义，这个地方的干部调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就不行。新四军就是由湘鄂赣、闽浙赣、海陆丰、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的军队组成的，就是新编第四军。为什么叫“新编”？因为北伐战争时有一个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后来是张发奎为军长，我党派出的叶挺则担任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组成的新四军，叶挺任军长，由于他刚从德国回来，尚未回到党内，属于统战人物，蒋介石也比较容易接受。皖南事变后，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新四军由很多山头组成，如果不反掉宗派主义，这支军队怎么打仗，怎能团结到一起呢？
整顿学风，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当时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王明、博古。教条主义者就是本本主义，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搬马恩列斯的本本、生吞活剥，讲起话来引经据典，但并不理解其精神实质，只是会背诵一些词句概念，开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怎么讲的，我们的党员大多是工农出身，本本知识很少，没有什么理论，很容易做教条主义的俘虏。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听了感到很新鲜，很带劲，而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反而不大感兴趣。王明、博古、凯丰等人，根本没接触中国革命的实际，讲起话来，只会引用马列主义的一些词句，空洞无物，实际对马列主义也不真懂，只不过是用马列主义的一些词句吓唬人。要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反掉教条主义，不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是不可能的。
整顿文风，就是反对党八股。八股调是清朝时考秀才的一种作文格式，我们党当时的文风是一种新八股，讲话、写文章都是从国际形势开始，其次是国内形势，一整套形式主义的东西，空洞无物。王明的一篇典型文章叫《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不是讲实际斗争，不是有什么写什么，而是生搬硬套，矫揉造作。封建主义统治者用八股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为的是不让人民起来造它的反；教条主义者用这种八股调来僵化人们的思想，脱离实际。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提出“反对经验主义”，实际上是对着周恩来同志的，周恩来同志当时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作了检讨。由于形势的发展，需要周恩来同志工作，就没有深入地“批判”他。当时要做统战工作呀！不仅是国内，还要在国际上搞统一战线，争取国际援助，这个工作非这位全才周恩来同志不可，因此经验主义没有深入反下去。
在“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大家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来提高思想觉悟，热心地帮助有思想错误的同志，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坚持了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针，不论是比较正确地执行了中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同志，还是犯有错误的同志，都解决了思想问题。错误非常严重的王明，他不承认错误，总是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他说：“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而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对王明这样顽固坚持错误的人，也没有斗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把他的问题严肃地指出来。后来王明要求去苏联治病，党中央照样同意他去了。
整风学习开始强调民主，号召大家提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立即反驳。可是不久，在某些单位出现了对错误思想开斗争大会。中央党校也召开了斗争大会。在边区高干会上检查边区过去历史经验教训时开展了“清算错误路线”的斗争。
1942年10月间，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讲话，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和非无产（半条心的），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942年12月，运动进入到第三阶段，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审查干部搞极左与反特斗争混在一起。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运动。审干本来是正常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共产党、八路军，通过各种渠道往延安派遣特务，搞我们的情报。为了纯洁我们党的队伍，消除异己分子，防止敌人钻进我们内部来搞破坏，为了不让敌人的破坏阴谋得逞，审干完全必要。但是不能乱审查呀，要有事实，不能毫无根据地猜测呀，说什么这里党是假的，那里的组织也是假的，这个地方的党是国民党发展起来的，那个地方的党也是国民党发展起来的，国民党搞什么“红旗政策”，说是这些共产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等等。在康生极左思想指导下，审干越搞越厉害，搞逼供信，搞得人人自危，最后发展到搞“抢救运动”，就是说你这个人已经是叛徒、是特务了，要把你挽救过来，名义是“抢救”，实际上是捕风捉影，逼供信、车轮战、疲劳战，整得你没办法，只好承认“我是叛徒”、“特务”。这样就成了特务如麻。1943年4月，搞出了所谓“陕南、甘肃、河南、湖北、陇海等特务案”，其中有个河南的共产党员叫张克勤，被逼得没办法，就编造了一套谎话，说他成立了“红旗党”，如何发展党员，如何打进共产党内部等等，于是，似乎各地都有“红旗党”，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不得了啦！张克勤却用这一套过了关，不但不再斗他了，还请他到处去作报告现身说法，骑上高头大马，到处给他吃大米饭、好菜。当时气氛很紧张，搞得特务如麻，草木皆兵，所以乱捕乱杀的现象也产生了。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于是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掀起了“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疲劳战，那个厉害劲难以形容，整得你晕头转向，没办法，只好“算了，去他的”，承认是“特务”，是“叛徒”。记得在杨家岭礼堂“抢救”一名年轻的女同志，她叫小余，是蔡畅大姐领导的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河南人，还不到20岁，说她也参加了“红旗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了“红旗党”不可，她死也不承认。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谩骂的。主持会的人说：“你不说，我们有证据，不坦白加倍治罪。”小余说：“有证据拿出来吧！”吴玉章同志当时正在病中，听说了这件事，他拄着一根棍子来到会场，他完全出于好心，哭着说：“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小余很是感动，没办法就说：“好，我承认，我是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好了，这一下算是解脱了，从宽处理。抢救方式很多，有劝说、控诉、个别谈话、大会小会批判等，结果很多人被迫“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在杨家岭，“青委”有一青年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叫什么忘记了，他也是从敌占区到延安来的，看到到处搞逼供信，他害怕，就自杀了。有的也被抓了起来。
在“抢救运动”中，我们中央秘书处总算是健康的，没有发生大问题，王首道同志是比较稳的，他主张不实的东西不要轻易下结论。但个别同志也受到了怀疑，如当时秘书处的密家凡同志，他是湖北地下党送来的七大代表，由于七大一时开不成会，就调他到中央秘书处来暂时工作。这个同志思想活跃。在大搞逼供信的情况下，有人咬他，说他是“特务”。于是他成了“失足者”，在秘书处的学习会上，大家“抢救”他，给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让他回答，有些问题提得很离奇，甚至是推理推出来的，如说，“你在白区工作，你被特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叛变当了特务。”小密很年轻，他就反驳。我觉得他驳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在会上几天没发言。后来，在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了，关在“西北公学”，就是康生的社会部的一个学校里，第二天早晨小密不见了，才知道被抓走了。我是长期做组织工作的，比较清楚组织工作的特点和方法。我对那样搞有些想法，认为不对头，但不敢说。
另外，还“抢救”过柯庆施，他是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是王明。柯庆施同志很早就在苏联，传说他是我们党惟一见到过列宁的人。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中央大礼堂的石头墙上写了“柯庆施是特务”几个字，在一次大会上，被发现了，康生等人也不调查研究，就立即抢救起来了。闹得柯庆施不知所措，他的爱人得知柯被抢救，就投井自杀了。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每口井都加了木盖加上锁，这才知道这事。后来幸亏中央发现是错误的，很快纠正了。
后来大家慢慢地对这个抢救运动怀疑起来了，看到这样搞不对头。我们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我也是委员，都发现这样搞不对头。怎么收场呢？转个弯子，把抢救运动改为“自救运动”，就是说自己有问题自己交待，这实际上就是“抢救运动”收场了。毛泽东同志最后总结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两条方针的经验。这两条方针对整个解放区是重要的，当时各根据地也搞整风运动、审干运动，要是没有这两条方针，把根据地搞乱，问题就更大了。从党的历史看，在苏区也有类似“抢救运动”，造成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同志。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也搞了一个肃反运动，是高岗他们搞的，也是“左”得很，把刘志丹同志抓起来了，幸亏长征胜利，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毛泽东同志知道了，才派周恩来同志把刘志丹同志放出来，再晚一点刘志丹同志就会被杀害的。周恩来同志跟我说过，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明其妙地冲了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致于牺牲。“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是陕北民歌唱的歌词。陕北是很重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没有陕北根据地，就没有长征的落脚点，红军到陕北时只剩下3万人，如果没有这个落脚点，这3万人能否保住还是个问题，那就无家可归了。陕北也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所以陕北被称为“革命圣地”。毛泽东同志用“落脚点，出发点”，来概括陕北根据地的重要性是非常正确的。
审干、“抢救运动”，这些“左”的东西不仅在延安，早在江西中央苏区也搞了，叫“AB团”；洪湖地区、鄂豫皖也搞了，叫揪“改组派”。江西苏区我没身临其境，但很多同志跟我讲过，一个支部开会，都到齐了，突然保卫局把会场围住，将人抓去审问，非法用刑，杀害了不少革命同志。
那时也搞株连。一个人总要有些社会关系，家属、亲友、同乡、同学等，一个受审查，株连一片。真是“左”得很，很多同志参加革命，没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我们中国革命的代价大啊，非常之大，大得不可估量！我们党内这种互相残杀的教训非常沉痛。所以说，我们党的历史上，除陈独秀的右倾、王明的先“左”倾后右倾以外，大多数犯错误是“左”倾，至今“左”的残余也还没肃清，运动一来谁敢说话呢？说了就是右倾。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极左的“抢救运动”很快被党中央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指示“抢救运动”停下来，转个弯子把“抢救运动”改为“自救运动”。1943年8月15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9条方针，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做法。10月9日，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政策。这样才把这场运动停下来，最后一审定，全是假的，连张克勤也没有问题。党中央及时地做了善后工作，给被审查受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同志有一次去党校讲演，我陪他一起去，我亲眼看到，在讲到“抢救运动”时，他脱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向被“抢救”的同志表示道歉。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在场的同志非常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延安整风运动，虽然中间有一个审干的抢救运动的插曲，伤害了一些同志，但总的来说，整风运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事实上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次伟大的学习运动，通过这次整风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识别能力，使广大党员认识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什么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全党对山头主义认识比较清楚了，看到了它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有这种思想的人，感到不合法了，没有市场了，见不得人了。从而山头主义得到了很大的纠正和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更是没有市场了。全党明确了要指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必须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八股从此使人见了就讨厌、就抵制，一种新的文风在全党开始形成。当然，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一下子完全去掉也不可能的。苏联有一本小说，叫《前线》，讲的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斯大林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故事。小说中一个前线的高级指挥官，名叫哥尔洛夫，他是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被斯大林撤职了；另一个叫客里空，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夸夸其谈不干实事，是一个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和鄙视的知识分子。这本小说，当时配合整风运动当作教材学习，对干部教育意义很大。那时候，每个人一提“哥尔洛夫”，谁都懂得是批评主观主义的代名词，一提“客里空”就知道是指代表讲空话的知识分子。
整风运动的成绩是伟大的，为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