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爸爸

1990年1月7日凌晨5时许，在连续高烧七天七夜后，父亲一直紧闭的双眼突然睁了一下就再也不动了，任凭医生怎样的输氧、按胸，父亲仍未醒来。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去，看着他终于走完了他那坎坷艰辛但又充满人生价值的82年的光荣历程。

父亲蔡子伟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了，但往事一幕幕闪过，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我感受最深的还是父亲对我的关爱和教育，现在我写出其中几件事，几点感受，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永远思念。

重教育严要求的慈父

1944年，我五岁时从奶妈家回来就由爸爸照看（当时妈妈因患肺病怕传染而未与我住在一起），爸爸当时在延大工作，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爸爸从食堂打回的饭菜经常是小米、黑豆饭，盐水煮扫帚草菜。但爸爸总是设法给我做点好吃的，我记得他常给我做菠菜挂面，然后放点猪油，这是我最爱吃的，也是当时最好吃的饭了，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吃这种面。逢年过节，爸爸还会用一种深底的形似腰子状的铝饭盒，在木炭火上给我做红枣炖猪肉，那肉甜而不腻，很香，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特好吃。工作之余爸爸也教我认字、写字、算算术。不过，爸爸对我有时也有生气的时候。那是因为我刚回到家，第一次见父母，认生，胆怯，常常不由自主地就在爸爸面前拿错了东西，做错了事，爸爸当时年轻气盛，见此就给我一巴掌，我也不敢哭。过后爸爸发现自己错了，很难过，有时甚至后悔地流下了眼泪，并对我说他做错了后来就很少打我了。在以后的数年间，爸爸还经常提及小时打我不应该。直到晚年80高龄了，爸爸还对我说，我小时他打我是不对的。听了这些，我确实很感动。因为这点小事都过去几十年了，我早就忘记了，可爸爸还是没忘记，一直对他早年的教育方法不当而内疚。

约6岁时，爸爸把我送进延安一所民办小学，后又转入寄宿制的延安保小上学，爸爸一直教导我好好读书。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刚8岁，随妈妈的机关撤到了山西晋绥边区一个小地方——白家山村住下来。那时，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们家属怀揣小米干饭煮鸡蛋，每天天刚亮我就跟大人一起往山里跑，藏在大石头底下，待天黑了再回村。这样时间久了，我得了一种怪病：右边肚子里长了个大硬块，好多天不吃不喝，发高烧一直不退，每日昏睡不醒，生命有危险，大人们很着急，妈妈眼看着也是没办法。后来被在另一地住着的爸爸知道了，他立即请延大的尚医生来看我，尚医生带来了一瓶西药，给我连续打了几天针，我上吐下泻了一通，记得拉出好多虫子。高烧退了，眼也睁开了，肚子里的硬块也慢慢下去了，开始吃饭，大人们都长出了一口气。解放后，一想起救了我的命的尚医生，爸爸就说：“是一瓶盘尼西林救了你的命。”后来爸爸总设法找尚医生，可一直也没找到，成为一件很遗憾的事。

1954年大区撤消后，我们随父母从西安到了北京。经过考试，我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后改名为实验中学），成为初三第二学期的插班生。女附中是北京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课程采用教育部编写的实验性教材，内容都比较深，师生水平普遍比较高。我一入这所学校，就立即感到自己许多方面都跟不上，除了与同学生疏，说话带口音人家笑话，觉得很不自在外，压力最大的还是代数课听起来像听天书，解题常与标准答案对不上号。爸爸了解到我的这些苦恼后，安慰我不要着急，多问老师和同学，就会学好的。接着爸爸就给我讲了他小时的学习情况：他家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他父亲在西安开银匠炉子（即从事金银首饰手工艺品的制作与买卖），赚了钱就在咸阳另置产业，另娶妻生子，遗弃了蓝田老家的结发妻子与三个年幼的儿子，这样家境就很贫寒。在三个兄弟中，大哥靠卖馍、追鞋（即缝制布鞋卖）维持家计。爸爸年幼，而他是最想念书的，也念的最好，可没有钱，为此他的三叔父卖了三亩地供他读书。高小毕业后，为了省钱，他报考了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爸爸说他除了平时上课用心听讲，下课认真完成作业外，每到寒暑假，就住进了家里后门楼上，避开人声嘈杂，专心读书，利用假期把数学课的“鸡兔同笼”、四则运算题等全部演算一遍；将四册英语课全部背诵出来（说话间爸爸就能脱口背出许多英语单词和句子）；同时还练习写作文、练毛笔字，也阅读一些古典小说。吃饭时也不下来，全是他母亲将饭装入瓦罐吊上去的。这样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数学课上老师刚一提问，他就很快将答案说出；因作文写得好，还被贴在县城墙上展示过。听了爸爸讲他如何刻苦学习后，我信心大增，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代数课成绩有了很大提高。

除了我的功课外，爸爸也注意培养我的品德修养。记得上初三时，一个星期日，爸爸专门带我去西单商场里的书店为我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期》（李锐著），爸爸告诉我，这本书最好，要我好好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系统地读有关毛主席的书，从书中的文字和图片我认识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书中讲到从青少年时代毛主席就刻苦读书、热爱劳动、锻炼身体、磨练意志，面对被列强瓜分的祖国、被欺侮的同胞，喊出了“何以报国，在我学子”忧国忧民的吼声。他立志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决心使中国强大起来，他与同学少年不屈不挠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投身民众运动，勇于进行革命实践的感人事迹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此书后来我又反复读过多遍，每次都有新的感受，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这本书。这是爸爸给我的第一份精神粮食，它对我的思想品德的提高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党已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年我正面临高考，对自己能否考上大学我心里总不踏实，就“提早”跟爸爸说：“考不上大学我就上山下乡去，你可不能说我呀！”爸爸听后很严肃地说：“考不上大学我绝不会说你，上山下乡是光荣的事，我支持你。”听了这话，我心里踏实多了。后来我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专业也是爸爸帮我选的。他根据当时的建设需要和他主管外事工作的感受，结合我的兴趣给我选了俄语专业。70年代初，根据形势的变化，我决定利用业余时间跟着电台学英语，需要一个收音机。那时爸爸刚从干校回来，仅发生活费，但他知道我的收入很低，马上就拿出30元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和一本英汉词典，支持我学英语。我用这个小收音机见缝插针挤时间，做饭、洗衣、乘车都坚持听，坚持练，经过两年的刻苦努力吗，借助字典我就能解决教学中遇到的英文难题了。爸爸知道了，很是高兴。

爸爸经常告诫我们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搞特殊化。他常对我们说：“咱们没什么可优越的，只是人民的勤务员。”遇到一些难办的事向爸爸求助时，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假如没有我呢？你们怎么办？自己的路要自己走。”我们牢记爸爸的嘱咐，在校时刻苦读书，在单位埋头工作，爸爸知道我们的表现后，很是满意。我是想上出现了问题，爸爸也是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我对自己从事的中学教师工作不太喜欢，但爸爸并不知道，每次见到客人他都主动介绍：“我女儿是教员”。我听后很不自在，就说：“你别老给人介绍我的工作了，现在谁愿意当教师啊！”爸爸当时一听就严肃地说：“教师有什么不好！我就当过小学历史和国文教员。”又说：“社会工作，你不做，让谁做？”过后，我细想想，爸爸说的对，如果都不去当教师，人人都没文化，国家怎么建设？这之后，我在人面前也愿意主动说自己是教师了。由于我工作努力，还被评为学校的先进工作者。我们四个兄弟姊妹中有三个当教师的，爸爸觉得很好。

记住奶妈的养育之恩

由于艰苦的革命环境，我和两个哥哥一出生父母就把我们先后都送给了老乡或亲戚家寄养。解放后，大哥16岁了才回来，我和爸爸是第一次与他见面。二哥直到上大学了，才常回家里来。只有我，是从5岁回到父母身边的，而爸爸又一直亲自抚养我，所以我对爸爸的感情特别深。因此我们兄妹三人都永远忘不了奶妈的养育之恩。我与奶妈生前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解放初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每月给我发的20元生活费，父母都由我全部寄给了奶妈。父母亲调到北京后，我们特邀请奶妈专程来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我陪她参观游览首都的名胜古迹，老人非常高兴，我们全家也感到十分欣慰。之后，我还数次回延安探望奶妈。父亲在80年代去延安考察工作时，也专门去看望奶妈，并留下数百元钱给她零花。现奶妈虽早已去世，但至今我与奶妈的儿孙辈们仍有联系。对二哥的曾一度以讨饭为生的奶妈，刚一解放父母即为其儿子找了工作，以解其家庭困难。对大哥的贫农出身的奶妈，父亲70年代初从干校返京后，也专程请她来北京做客并与她合影留念，回去时又给她数百元钱以补贴家用。父母亲经常对我们说：“没有奶妈，就没有你们今天。要记住奶妈，记住劳动人民的养育之恩。”

读书是最大的乐趣

爸爸的爱好很多，但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看报。记得在胡宗南进攻边区时，爸爸随延大师生转战陕北，那时我才七、八岁，看见爸爸背着报纸行军，觉得特别怪。到北京后，爸爸每月都拿出工资的相当部分用于买书籍订报刊。他对吃饭穿衣从不讲究，但对书报一日都不可缺，一期都不能少（若缺一期都要设法补上），一年下来他把期刊都装订成册，便于日后查阅。他的书房里整齐排列着马列全集、毛主席著作、政治、经济、农业、科技等书籍外，还有《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中外历史及唐诗、宋词、中国古典、现代小说等文学著作。每本他都认真阅读过，并作了许多眉批。我记得，凡毛主席讲话中用了某个典故、某句诗词，爸爸马上就从书架上找出相应的出处并反复琢磨主席用其的含义所在，然后还要讲给我们听。从“五、七”干校至恢复工作之前，爸爸总是把买书、看书作为最大的乐趣。他说：“读书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不读书生活就没味道。”又说：“一日不读书，就觉得缺点什么。”父亲把卧室也变成了书房，一进他的卧室，只见立满了书架，再看床上、枕边、床头柜全是书，他就这样在书海中遨游。无论工作多忙，爸爸也要挤时间，早起晚睡，看书读报，这已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即使有病住院期间，他仍不改嗜书如命的习惯，坚持读书看报。每次住院，他都要家人、秘书或司机同志把书报给他送去，着实把病房变成了书房。父亲尤其钟爱《红楼梦》，他搜集了各种版本，订阅了红学研究的期刊，剪贴红学研究的报纸。《红楼梦》一书他不知看了多少遍，书皮都翻破了，书页都翻旧了。光《红楼梦》一书及研究资料就占了整整一个书架。他常用书中的句子：“大有大的难处”，说明国家的事是很不容易办的，勉励我们要努力工作。唐诗宋词他从小就反复读过、背过，直到80高龄的晚年，父亲仍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所需的段落、词句，经常脱口而出，背诵如流，令我们惊叹不已。他临终最后的遗言就是将他一生最珍爱的书捐给蓝田县家乡人民。他去世后，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

廉洁奉公的勤务员

爸爸对我们的要求与批评，我们都能接受，都能照他的要求去做。因为爸爸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埋头苦干，执行党的政策从不走样；他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秀品德和作风更是有口皆碑。子女的工作听从组织安排，他从不干预，更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给予“关照”。举一件事例：50年代末，二哥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并被留校任教，但当时正值国家开发大西南油田需要人，二哥主动报名由北京到了四川南充，一干就是20年。由于野外工作，油井实习的艰苦与劳累，二哥的肺病犯过多次。母亲去世后，农业部人事司负责同志主动提出要调二哥回京，二哥当即表示不同意，父亲更是婉言谢绝，并说：“艰苦的地方更需要人，那里的工作需要他，就让他在那干吧。”办完丧事，二哥马上就返回四川了。其他，如亲朋好友想通过他办点私事那肯定会失望；外出参观考察他绝不收受礼品，非收不可的土特产一定按市场价交费；他的专车从来不许子女家属用……等等。爸爸日常吃的、穿的、用的更是极其简单：他一生最爱吃的是家乡的宽面条与苞谷糝子稀饭（即棒渣粥），平时经常穿一身深色中山服，他睡的木板床是用砖头垒的。爸爸的言传身教，是我们永远的传家宝。父亲常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他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等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历来是深恶痛绝、坚决反对的。父亲一生艰苦奋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的高尚品德与革命风范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并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对党忠贞不渝

最使我们心灵受到震颤的还是父亲对党的感情，对党的赤胆忠心。我们成年后，眼前的父亲是位党的高级干部，担负着重要领导工作。我们从不知道父亲有过什么不顺的遭遇。记得在母亲弥留之际，她老念着二哥的名字，说二哥救了她，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我当时不解的问父亲：“二哥怎么救了我妈的命？”父亲听后沉默不语，旁边一位老战友让我去看毛选第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阅读了这篇文章才知，在1935年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诬陷跟随刘志丹闹革命的我的父母亲为“右派”先抓起来进而要杀害之。我母亲因怀有二哥，老百姓求情说：“一刀不杀二人”这才暂时幸免于难。就在这危险关头，毛主席、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立即纠正了“左倾”错误，我的父母亲同其他一大批革命者才得以获救。“文革”中又听说父母亲在1939年由于受国民党特务陷害再次蒙受了不白之冤。后来，当我问及父亲为何不告诉我们这些事时，他只说了一句：“怕影响你们对党的感情……”停了片刻他又解释说：“党早已给我完全恢复了名誉，让我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对我是很信任的，我对党丝毫没有怨言。因为党内斗争情况比较复杂，而你们又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说了那些只怕影响你们对党的感情啊！”这时，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久经考验”，什么叫“忠贞不渝”，什么叫“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所尊敬的父亲和母亲就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执着的革命事业心

父亲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父亲出身农民，解放后一直从事农业部门的领导工作。他多次对我们说：“政协里我是农民代表（父亲是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农业组组长），我要替农民说话，给农民办事。”在多数农民的生活比较艰苦的那个年代，在家吃饭时，父亲指着大米、白面和蔬菜，常说：“如果全国的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该多好啊！”父亲的心中就是这样时刻装着八亿农民。我们上大学时住校，周末回家很少见到父母，原来他们又出差了，他们经常去全国农村、牧区访贫问苦，调查研究。父亲退居二线后，虽年老体弱多病（患糖尿病30多年，还有高血压、坐骨神经痛、手抖、肾癌等多种疾病），但仍积极组织领导中国农经学会的工作达8年之久，负责全国政协农业组工作也有5年，坚持到贫困地区调研，回来亲自写调查报告，给政协写提案……直到躺到病床上，他仍心系农民，说出院后还要去哪儿去哪儿，老同志来探视他，我们在旁边听到他们津津乐道种树种草、良种推广、秸秆饲料、发展畜牧业等，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简直不像个病人。的确，有多次他出院后马上又出差了。一提到农业，一听到党中央对农村、对农业的新政策、新措施，他就兴奋起来了。他常对我们说：“我对搞农业特别有兴趣，我越干越想干，如果让我第二次选工作，我还选农业。”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都在关注着我国的农民、农村、农业的每一项新的变革、新的成就。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倾注全部心血的人。父亲走了，但他的事业和精神永存！

1998年12月9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