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锡五是陕甘人民的忠诚战士，我国司法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抗日战争中期，他在担任陇东分区专署专员兼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开始从事司法工作。创造了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被陇东人民称颂为“马青天”，至今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马锡五(1899—1962)，别名马文章，是陕西省志丹县(原为保安县)芦草沟村人，1899年1月8日(农历戊戌年11月27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籍陕西省延川县马家圪塔。祖父在世时，由延川迁至延安，后来祖父病故，其父年幼无法生活。被张某收为养子，改名张得元，为了寻求出路，得元夫妇由延安逃荒到保安县城为人揽工做活，长年省吃俭用。添置了一院房和十来亩山地，就这样靠种地维持生活，马锡五就在这时出生在保安县城，后来由于土匪骚扰，不得安宁，举家又被迫迁到农村，靠租种他人田地生活。
马锡五于1909年上学读书，1916年毕业于保安县模范小学，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只好在家放羊做零活，过了一些时期，父母让他外出谋生，以补贴家用。从此，马锡五便走向社会，四处奔波，为了生活他兵农工商样样都干过。他曾经给人记过账，当过宪兵，做过生意，也曾参加过哥老会。总之，青年时代的马锡五，饱受失业的痛苦，历尽人间世态炎凉的辛酸。他接触过旧社会的“三教九流”，也看到旧军警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种种黑幕。使他感到在这些军阀豪绅的统治下，既不会使正直青年找到真正的出路，更不会给国家民族带来任何希望。他深深地陷入苦恼和失望之中。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刘志丹在陕西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又秘密地回到家乡保安县，开展建党和建立革命武装的活动。当时刘志丹在保安县的革命活动影响很大，经过合法斗争，掌握了伪县民团的武装，建起了党的支部，许多有志于革命的青年，纷纷参加了他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徘徊之中的马锡五下定决心，千方百计地寻找刘志丹，跟随共产党闹革命。
1930年春，刘志丹再次回到保安县境组织军队。马锡五闻讯后喜出望外，急速赶到金汤镇，见到了刘志丹和谢子长，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开始，他在部队中担任军需工作，转战于陕甘边界各地，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又到旧军队中去从事兵运工作，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马锡五被分配到军事委员会任管理科科长，负责管理修械厂、医院和白区小商贩的工作。
1935年春，敌人围攻南梁，红军从南梁撤退，在陕北连续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为了加强地方政府工作，马锡五到安塞洛河川担任陕甘省苏维埃的粮食部部长。1935年冬，又转到富县套筒原任省苏维埃国民经济部部长，同年12月，马锡五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6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苏维埃主席。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困难很多，但他认真学习，不懂的事就随时请示省委，遇到问题和群众商量。终于很好地完成了省苏维埃的各项重要任务。
红军西征后，根据前方报告，甘肃的哥老会势力很大，因此做好哥老会的工作至关重要。马锡五主动向省委报告，说明自己在二十二岁时曾参加过哥老会，对哥老会情况比较熟悉，省委研究决定，派马锡五到环县、曲子一带去做哥老会的工作，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向哥老会群众宣传革命主张，耐心进行教育争取，工作颇有成效，为后来巩固陇东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安事变后，我党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取消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马锡五同志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副专员。
1939年秋季，我边区军民赶走了庆阳县城的顽固派。庆环分区领导机关随后也由曲子县城迁到庆阳，改称为陇东分区，马文瑞同志任陇东地委书记，马锡五任陇东分区专员。从1936年到抗战结束。马锡五同志一直在陇东做地方领导工作。马锡五在陇东担任专员期间，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为巩固红军西征成果和建设陇东后方基地，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特别是1941年组织运盐成绩显著，受到边区政府的赞扬和嘉奖。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给边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急速将定边和盐池县出产的食盐运出去(当时食盐占边区出口额的百分之九十)，以便换回所需要的物资，因此，边区政府决定各级政府要大力发动群众，积极完成运盐任务，分配给陇东分区的运盐任务是二十二万驮。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陇东分区抱着“党的决定必须坚决完成”的态度，立即行动起来，马锡五多次赴曲子、华池、合水、环县等地，一面向对运盐工作缺乏信心的人进行说服教育，同时也了解和解决了许多具体情况和实际困难，为了方便运盐群众和减轻群众负担，分区制定了统一的客店管理办法，这一切都为完成运盐任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上下团结一致，经过一段艰苦的奋斗。陇东分区完成了全边区运输公盐总额二分之一的光荣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表彰书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在马锡五同志的积极领导下，陇东分区顺利地完成了运盐任务。“不仅做到了调剂民间需要，平衡收支与稳定金融的作用，而且直接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建设事业得以支持，这种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那个时期，也正是边区粮食最困难的时期。陇东分区是全边区的主要产粮基地，所产粮食不仅要供给分区各机关、单位和驻军，还要给延安调一部分粮食，供应党中央机关，分区公仓的粮食来源，除了在集市上收购为数不多的一点和机关、部队自产的一点外，主要还是征收救国公粮，由于需要团结抗战力量，党对地主的政策由没收土地改为减租减息，但都必需缴纳救国公粮。当时，马锡五负责分区的粮食工作，他针对分区粮食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热情地指导和鼓励粮食部门的同志，不要怕困难，工作中的困难肯定是有的。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注意总结经验，事情总是会办好的。并给同志们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一个个困难。例如，马锡五检查了解粮食入库情况时，发现了贫苦农民应缴的公粮，基本上都入了库，但地主、富农应交的公粮总是推拖不缴，由于地富户拖欠的公粮数量较大，有的粮仓出现了粮食入不敷出的情况，影响了部队和分区的供应。马锡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采取了让部队来打粮的同志直接上那些不缴粮的地富户家里去装，留了收据。然后粮食部门再凭收据补办手续。这种办法制服了一些顽固地富，其它地富户也就不敢拖欠，加快了征粮的进度，在马锡五的领导和全体粮食部门同志的努力下，保证了分区和边区粮食征购和供应，为巩固胜利成果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善于联系群众，忠诚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是马锡五同志最突出的特点，在陇东工作期间马锡五经常和机关的干部学习、生活，还经常告诫同志们要时常记住联系群众，注意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关心群众的利益，如果忘记了群众，办事违背群众利益，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他不但要求机关干部这样，而他本身就是分区机关干部联系群众的模范。那时，他除了经常到各县、区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外，还经常到庆阳县城附近找群众谈话，去的时候，他常一个人随身带一件生产工具，和群众一边劳动，一边交谈，就这样，他在庆阳县附近的西河湾、五里铺等处，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这些朋友经常找他交谈农业生产情况和出现的问题，把他看作自己的知心朋友，时至今日，一提起“马专员”，这里的老年人，便纷纷交口称赞。
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加强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决定在各专区公署所在地设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由专员兼任分庭庭长，依照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组织条例》的规定，马锡五以专员兼分庭庭长的身份，开始从事司法工作。在这期间，他亲自调查审理了陇东省有名的“刘巧儿”婚姻上诉案，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被陇东人民赞誉为“马青天”。
有一天，马锡五来到华池县检查工作。突然遇见一个女青年拦路告状，声言她对县司法处的一审判决不服，要求马青天秉公处理。马锡五受理此案后，首先在区乡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细致的调查，并且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原来，这个女青年叫封芝琴(小名胖儿)。自幼由父母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订婚，到1942年胖儿长大成人，经人介绍曾与张柏见过面，双方都愿意结为姻缘。但她的父亲封彦贵为了从女儿身上多捞“彩礼”便与张家退了亲，准备将胖儿卖给庆阳的财主朱寿昌，张家知道后，纠集了亲友二十多人，深夜从封家将胖儿抢回与张柏成婚。封彦贵告到司法处，司法人员未经周密调查，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胖儿婚姻无效；张金才判刑六个月，草草结案，张家不服，胖儿也不服，便拦路告了状。马锡五掌握了基本案情后，又了解了胖儿的态度，胖儿表示“死也要与张柏结婚”。马锡五完全掌握了案情又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后，马锡五召开群众性公开审判大会。作出如下判决：一、张柏与胖儿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准予有效。二、张金才深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对其他附合者给予严厉批评。三、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出售，违犯婚姻法令，判处劳役，以示警戒。这样的判决，合情合理，非常恰当，群众听后十分称赞，热烈拥护，胜诉者胖儿和张柏更是皆大欢喜。双方当事人也无不表示服判，后来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此事为素材，编写了鼓词《刘巧儿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又改编成评剧《刘巧儿》。
马锡五兼任陇东分庭庭长期间，还亲自调查审理了曲子县所谓苏发云三兄弟“谋财害命案”，释放了错押的苏发云三兄弟，惩办了真正的杀人凶手，以后合理地处理了两起土地纠纷案，这些案件的正确处理，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因而马锡五被陇东人民称颂为“马青天”。经过几年的实践，马锡五的工作方法在边区的司法战线上渐渐形成了有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它的基本特点：一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轻信言状。而是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对一般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把判决和调解结合起来；二是审判方式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诉讼手续简便易行，便于群众。“马锡五审判方式”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形成，到一九四四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推广后，使解放区的司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解放区的司法工作树立了一面旗帜。
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马锡五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和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离开陇东到延安，领导全边区的司法工作。
马锡五到边区高等法院后，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他不仅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搞好案件审理工作，而且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也十分重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常常对司法人员讲，要重视罪犯的教育和改造，批评了一些在教育方法上的简单和粗暴，要求全体干部了解犯人，要认识到犯人也是人，要把罪犯当人看待，他能变成坏人，也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新人，在马锡五的领导下，高等法院的管教工作有了很大改进。法院经常组织犯人学习有关材料，认识形势，特别是帮助他们分析各自犯罪的根源，从而使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马锡五还经常去监狱里检查卫生情况，并提出，犯人有两只手，可以组织他们参加生产，这样不仅可以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还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在马锡五的领导下，边区法院组织犯人开了几十亩荒地，种了蔬菜，还办了豆腐坊、粉坊、养猪厂，并组织了三十名犯人纺线，马锡五空闲时，也同法院工作人员一起参加生产。就这样，法院和监所不仅做到了菜和副食品基本自给，还通过生产促进了犯人的改造，在马锡五的领导下，法院采取了正确的管教方式，在押犯人大多数都得到了很有效的教育改造，这些犯人在刑满释放和提前释放后，基本上都能遵守法纪，很少有“二进宫”的现象。
1949年2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改为边区人民法院。同年五月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进驻西安。1949年12月，马锡五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1952年8月，又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相继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1959年，马锡五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时，紧紧握住马锡五的手，热情而风趣地说：“马锡五你来喽!你来了事情就好办啦”。此后，马锡五在谢觉哉院长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最高审判机关担负的各项任务。
马锡五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仍然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他经常教育司法干部，调查研究要有群众观点，要体贴群众的困难，处处方便群众。他有时到基层了解情况，不论到那里，都能平等待人和群众打成一片。1959年春季的一天，湖北省孝感县花园人民法庭来了一位老同志和一位青年同志，他们拿出最高人民法院的介绍信，上面写着：“兹介绍我院工作人员马文章、张敏二同志来了解情况”，县法院的同志将他们安置好后，每天和这位和蔼的“老头”一起饮食起居、毫无拘束，这位老同志有时到派出所了解社会情况，有时到附近农村与社员一起劳动和聊天，群众见他说话和气，同他也就无话不谈，半个月后，县法院接到上级电话，大家才知道这个“老头”原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马锡五副院长。正如一位了解这一情况的同志所说：“人们每回忆起这些情景，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那种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的优良作风，对于某些领导干部下来时那种蜻蜓点水，主观武断前呼后拥，吃喝受礼的‘钦差大臣’作风，难道不是一面镜子吗?”
1962年4月10日，为革命奋斗了三十余年的马锡五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马锡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兢兢业业，认真工作，得到了党的高度评价和人民的爱戴。
毛泽东主席曾多次亲切接见和表扬过马锡五，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的马锡五同志公祭大会。马锡五逝世的第二天，董必武副主席沉痛挥毫，写下了高度评价马锡五革命一生的挽诗：
昨日惊闻噩耗传／法曹顿失一英贤／民刑案理三千卷／风雨同舟十二年／未即病床谈片语／只瞻遗体痛长眠／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
马锡五病逝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锡五同志今晨三时逝世，悼以诗”。
锡五同志：
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流泉。你做司法工作：不为陈规束缚，不被形式纠缠。能深入、能显出；既细致、又自然。人民叫你马青天，青天——没有尘埃和云翳的天，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马锡五审判方式”贯彻到许多案例，《刘巧儿》只是小小的流传。病，夺去了你的生命，你的品质、智慧、作风，永远留在同志的心田。锡五同志永别了！记起了在瓦窑堡初次认识你，到而今已有了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