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1903—1936），早年就读于永宁山高等小学。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6年秋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初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赤卫队骨干。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奉命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1931年9月，黄子文、托克宽、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任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9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后历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北上庆阳、合水，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2月至4月，刘志丹指挥部队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与军校政委习仲勋、常务副校长吴岱峰一起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26军、红27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率红26军、红27军主力，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的战法，经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灭大量敌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8月，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9月，红26军、红27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组成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

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

1936年，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1940年，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县城北修建了志丹陵园，1943年陵园建成，将志丹灵柩运回志丹县。4月19日起灵柩于子长县，并召开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4月23日延安各界万人举行公祭大会，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朱德、任弼时、秦邦宪、林伯渠等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赠送了白绸挽联。24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吴岱峰、边区民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康天明、王世泰、马锡五、曹力如等护送下运回志丹县，4月26日抵达县城，当地群众祭奠者络绎不绝。5月2日，召开了万人公祭大会，高岗介绍了志丹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张秀山等先后讲话，尔后安葬于志丹陵园内。1947年胡宗南进攻边区，陵园遭到严重破坏，1953年照原样修复，1975年又进行了修葺，使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人物生平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深地懂得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这是他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他更加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创建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国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原因，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唐澍等壮烈牺牲，起义遂告失败。刘志丹却毫不灰心，继续投入战斗。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鉴于当时陕甘地区各派军阀正在竭力扩张势力，即于翌年四五月间在红石峡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据此，会议决定采取以 “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率部同阎红彦、吴岱峰等部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这支仅组建半年多的弱小红军在南下渭华途中遭到失败。刘志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错误，并于1933年11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新组建了第四十二师，使得革命武装又有了新的发展。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军，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武装，多次被捕和关押。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营救而获释。刘志丹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这支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组建正规的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陕甘边与陕北两地区的红军会师，是西北地区红军发展的里程碑。1935年1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

刘志丹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在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可能避免迅速失败的命运。

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刘志丹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伸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他实行的这些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他同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决定成立银行，发行布币，开办牧场和实行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营，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改善。他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还创办了列宁小学等，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正是由于刘志丹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刘志丹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勋，永载革命史册。

刘志丹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战略指导上，他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在第二次反“围剿” 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他人地生疏，没有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我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他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于是，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他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被人们称为“活地图”的刘志丹，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伏击区——劳山，并积极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全歼敌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他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浪打；必须周密部署，有取胜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他周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锡山晋绥军。他认为，打退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1935年8月20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在定仙墕一仗就歼敌一个团，迫使入陕之敌退回山西。

避强击弱，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

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他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及时给予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创建西北红军过程中，刘志丹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党对人民军队的坚强领导，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有党委，连设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同时，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且规定红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任务，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西北红军建设中，刘志丹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他认为，加强干部培养，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以外，他坚持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培养教育下，陕甘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军政骨干，后来许多人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刘志丹总是率先垂范，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中，他和一批干部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

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刘志丹同志与南梁苏维埃政府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有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文件和法令。

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朱志清任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社会评价

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石刻。

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