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清又名张学静、刘光远、张一新、张又清、王彦青。陕西省神木县人。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中国大学预科学习。同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被派往杨虎城部队工作，任政治部民运部长。1928年被派往皖北组织暴动。暴动失败后赴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同年6月被捕。次年出狱后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再次被捕入狱，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狱中坚贞不屈。1936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派往山西任工委书记。1939年秋任中共北方局统战部长。1942年春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同年5月，在 与日军战斗中被捕，关押在太原集中营，受尽摧残。同年7月7日逝世于太原集中营。
教育经历
1920年考入太原省立一中，1925年升入中国大学就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受党的派遣赴中央武汉军政学校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友清参加了中央军讨伐夏斗寅叛变的战斗，而后在西北军杨虎诚部任民运部部长。在西北军中他积极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组织暴动失败后离开西北军，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和秘书长、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等职。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进犯太行革命根据地时不幸被捕，同年7月7日光荣牺牲于太原俘虏营中，时年37岁。
革命经历
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和总部秘书长仅3个月的张友清，按照总部的突围方案，掩蔽设备，清理文件，组织动员，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与部署。敌人的合围开始后，作为我党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张友清有许多次突围的希望，但他坚持要和走在队伍最后的几位同志在一起。在最危险的时刻，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也为许多没有实战经验的同志创造了生的机遇。
然而，就在大多数同志成功地突围出去、敌人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的时候，张友清在敌人监狱里落下的腿疾却制约了他的行动，使他掉到了队伍的后面。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敌人冲上来的最后一刻，他和警卫员沉着镇定地烧毁了随身所带的全部文件，使我党我军的机密得以安全保存。
被俘后，张友清很快被日军送到称之为“太原工程队”的集中营。他化名吴乃人，以“会计”的身份继续与敌人进行周旋。敌人无论是严刑拷打，还是威胁利诱，都始终未能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也始终未从他嘴里得到一个有用的字。同时，我军在发布战报、新闻报道等方面也对他和其他同志被捕的消息，进行了高度的保密工作。他嘱咐被俘的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孙雨亭等，秘密联络被俘八路军将士中的共产党员，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由孙雨亭担任党支部书记，领导狱友与日军进行斗争。由于狱中环境异常恶劣，导致张友清一病不起，于1942年7月7日在狱中牺牲。
相关评价
当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李庄曾回忆说，反“扫荡”战斗结束后，他去麻田找总政主任罗瑞卿请示反“扫荡”新闻报道的口径。罗瑞卿说，敌人正在大肆宣传“扫荡”的“赫赫战果”，我们要打破敌人的欺骗宣传。我主力部队跳到外线作战，警卫部队在内线艰苦作战，有些干部牺牲包括左权同志，你们的社长何云同志，还有张衡宇（北方局研究室负责人）、海风阁（总部通信部长）、李文楷（总政组织科长）等同志，都可以报道，但要把牺牲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模糊掉，不提总部曾一度被包围的事。对被俘的同志，为了掩护他们的身份，在报道中概不涉及。
敌人在我方的报道中，没有发现任何破绽。我被俘人员也都表现出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屈膝投降。
张友清给哥哥的信(节录)
……大哥，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我既然是一个革命党党员，我的生命，自由……我的一切就都应交给党，党需要我怎样我就要怎样！说的明白一点，党若是需要我去死，就毫不迟疑地去死！大哥不要以为我是着了迷，为人所愚弄。要知道要救整个的痛苦民众，就不能不有一个重大的牺牲，有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饿死了！被残杀了！伟大的革命领袖被砍头了，被绞杀了，被枪决了！自己在世界上，算了什么？整个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什么都是黑暗的。但是解决问题，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袖手旁观所能解决的。这就是革命党人(的)责任！我没有按时写信，我不忍心又让你们着急。因为这是很合心情的，就我自己也并不是完全忘了你们，但是为了革命，我不能不向你们要求，对于我不要太悬念的利害了。……家里铺事劳大哥独力撑持，弟心非常不安，他人既不能合作到底，自亦无法，至……
张氏“能忍堂”
张氏“能忍堂”座落在陕西省神木县城西五道巷15号,是张氏清初期迁居神木至今16代居住的祖屋, 是由张氏三世祖武信骑尉（武官正七品）张大勋所建，“能忍堂”是张氏秉承 “百忍传家”家风，以能忍者安所取的堂名,也是张友清烈士的故居. 据张氏能忍堂记《脉脉相承》中记载张氏早期以行武出身，出过2个武信骑尉（武官正七品）1个九品寿官， 4个修武佐校尉（从九品），到清中后期张氏大门以读书为主有乡饮介宾、国子监太学生、生员等，其余以经商为业,该院建于清早期, 坐北朝南,东西、南北长各20米,是严格按照当时规制（正七品标准）所建四合五天井院， 家传修建时备足料按风水择吉修建了3年,大门开在东南角为广亮式,大门门槛、门板上包有铁皮、铁钉装饰,古朴威严,进入大门对面为砖雕照壁,由两个鹿形和寿桃形组成的饱满的大红福子,寓意为福禄寿,向西由二门进入院子,正房为五明两暗七间房,东西房各三间,南房五间,四角由四个小天井组成,正房屋檐下悬挂着蓝底金字“鹿鸣嘉宾”匾额,是张氏七世祖乡饮介宾张怀天因造福乡里,由乡饮推举荣幸赴京参加咸丰帝设的鹿鸣宴,由秦晋亲友公赠的匾额,门的两侧挂着红布六角宫灯一对,进入正房,正面是木雕彩绘佛龛,上挂“丰财聚” 匾额,表现出张氏作为商人对财富的追求,屋顶挂着两对玻璃宫灯,佛龛两侧是竖柜和顶厢,东西两侧为万字形的扇子,东有一木床,上有琴桌,西为躺柜,供奉神主,东西两侧为耳阁子,内有火炕和竖柜,过了耳阁子便进入小正房,小正房通向小院和院子,门窗为万字和菱形长条,方格形，从视觉上打破了单一呆板的格局。该院在修建时张氏将祈福、祝愿和处世之道体现在院内的各个角落,取堂名为“能忍堂”,大门题字为“惟适之安”,警示后人要适应时世,安居乐业,在照壁上刻有福字,二门上题为为“绥福”（安定福之意） 东小院门为“介福”（被福盖之地），西小院门为“凝庥”（为上天护佑积善之人），家中所挂楹联也显示了张氏的做人原则：“但宽一步常无失,每积三分总有余”,“创业维艰祖宗倍尝辛苦,守成不易子孙宜戒奢华”等格言告戒教育子孙.张宅历经400多年,现基本保存了当时的原物原貌,现存的物品有:佛龛,咸丰丁巳年（1857）匾额一块,宫灯3对,纱灯2对,斗灯一对,落地木雕灯1对,风灯2对，穿衣镜3块,帽镜1对,瓷胎漆绘花瓶3个,铜火锅1个,小花瓶（残）2对,竖柜12顶,顶厢8个,帽桶1个,捧盒1个,银柜1个,美式、日式自鸣钟各1个,席桌2张,印花桌裙1块,席椅2对,躺柜8个,帐本、线装医书,往来书信,字画和张友清用过的桌子、凳子。院子基本保持原貌,五脊六兽,烟囱上有楼牌,正房瓦上定有铁钉,房内仰尘为木板. 该院历经战乱：1：曾在清末回民义军火烧神木时，此房被抢劫后点着，回军走后，藏在屋顶2个蒙古避难人及时将火压灭,现火烧痕迹依存；2：抗战时日本飞机轰炸，隔壁院被炸平，该院又一次幸免，3：文革中破四旧，红卫兵抄家将佛龛等打掉，门上的匾摘下。近年我们已基本恢复原貌，经过几次战乱能原样保留至今确属不易，此院现为神木存留极少的四合院中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
父爱贵如金——忆先父张友清烈士
张燕林
1942年初，我正在延安保小学习，父亲远在太行山中坚持抗日斗争，他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在日寇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中，不幸英勇牺牲。因为路途遥远，信息不通，1945年夏，我才得知父亲光荣牺牲。从来不会哭的我，却大哭一场，我似乎体悟到，我成了孤儿。从此，改变了我的性格、命运和人生道路。
父亲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模糊。好多善良的伯伯、阿姨们都十分同情我：你要实在记不起来你父亲的模样，就看看你的叔叔。他们哥俩太像啦！
印象中，父亲和我一起生活仅仅两次，加起来顶多一个月不到，这少有的点滴回忆，却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初享天伦之乐
1937年春，母亲艾静茹在渭南县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正碰上“双十二事变”。国民党的飞机成天狂轰滥炸，一天，母亲正带引我和同学们进防空洞，不幸母亲在洞口被炸成重伤。地下党立即将我们母子俩转移到较安全的富平县，当时兵慌马乱，缺医少药，终因抢救无效而去世。失去了可爱的妈妈，父亲又不在身边，我成天躲在墙角痛哭流涕。正在万分悲痛之际，一天黄昏，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瘦小的个头，穿一身灰色大褂，带一副圆形深度眼镜。轻轻向我招手并叫道：“燕儿！燕儿！快过来让爸爸抱抱！”我看着这位从来没有见过的“生人”，扭头就跑。一头扎进一位阿姨怀中，阿姨笑了，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别怕！这就是你日想夜盼的爸爸，快去！叫爸爸！”
原来爸爸来看我啦，我马上高兴的跳起来，扑到爸爸怀中，爸爸吃力地把我抱起来，用力地亲了又亲，后来知道，爸爸刚从监狱中出来，身体非常虚弱，但感情却达到了顶点，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1933年，母亲带我离开监狱时，我才一岁，而今天再见面时，却只剩下一个四岁的孩子。爸爸很忙，成天有人找他谈话。但他总是忙中偷闲，挤时间和我在一起。我最爱听他讲故事，特别是在回太原的火车上，再没有什么人来打扰我们，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听爸爸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爸爸说：“将来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却说，我再长也长不了那样高。逗的周围好多人都笑了。到太原后，爸爸全身心投入工作，把我托给杨妈妈（杨献珍的夫人）代管。当时形势万分紧张：抗日、转移、统战、宣传等等工作，都要时任省工委书记的父亲操心。尽管如此，爸爸还是抽空看看我。不久就将我们这一批家属的孩子转移到延安。这段生活尽管不长，但爸爸的慈祥、开朗、风趣的性格深深刻在我的心上。我一直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这段闪电般的父爱。
人民的儿子
1939年夏，爸爸回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住在北门外，尽管工作特别忙，还是派人从“保小”把我和杨国福（杨献珍之子）、王敏清（王世英之子）、康国雄（王达成之子）等接到延安。白天爸爸开会，晚上就和我们一起散步、聊天。他看到我们个个健康活泼，还会写字唱歌，心里特别高兴。为了让我们吃好、玩好，整整一个星期安排我们吃小灶。时而还带我们去下小馆。
有一天，爸爸严肃地告诉大家，孩子们，过两天就要回前线打日本鬼子了。你们在延安又安全又幸福。要好好学习，将来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就靠你们了。他早上叫警卫员带我们去延安的一家照像馆给大家照了像，后来这些发黄的黑白像片我非常珍惜，它简直就是我们家的文物。
分别的那天，我望着爸爸只点了点头，连爸爸也没有叫出声来，后来一位阿姨告诉我，爸爸非常伤心。他说，这孩子交给人民了，人民会把他培养成才的。他永远是人民的儿子。
我并没有想到，这次简单的分手竟成了永诀。
独特的人格魅力
爸爸辞世牺牲已近七十年了，但他在老战友、老部下的心目中仍然充满了生动活泼的人格魅力。刘澜涛伯伯曾说，友清博学多才，能说会道，马列主义水平相当高，六年多的共同监狱生活，虽然生活艰苦，斗争残酷，但只要和友清在一起，气氛立刻轻松、活泼起来。尤其是他搞的“精神会餐”，大大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常常从铁窗中传出战友们的笑声。杨爸爸（杨献珍）回忆道，友清身体虚弱，本来支部决定不让他参加绝食斗争，但他一定要参加，并坚持到最后胜利，友清是个非常讲信义的好兄弟。彭大将军在延安时对我讲，你爹爹是个好同志，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本想调他回延安学习，休养一下，可是工作实在离不开他。……太可惜了！牺牲时才三十七岁。还可以做很多工作，他是我的好战友。
刘妈妈（继母）回忆说：友清对我从政治到生活都特别关心，对我要求也特别严。每次见面提及父亲，她总是泪流满面。一位国内贸易部的离休干部告诉我，我是你爸爸的老部下，在北方局时，经常听你爸爸做报告。他总是古今中外，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大家都爱听张秘书长的讲话。1942年7月，他不幸牺牲了，我们还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有一位满头银发的阿姨说，认真讲，你叫我大姐更合适！因为我那时是友清同志的干女儿。真的，你爸爸对我们那批女青年八路格外关心，帮助也特别大，使我们更加健康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俗话说：人一走，茶就凉。可是父亲去世近七十年了，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像生前一样，是他们的战友、兄长、老师、朋友。
父亲是一位革命理想主义者，短暂的革命生涯，他没有为自己的家乡、亲属、子女办半点事，甚至托战友稍微关照一下都没有。他自己是人民的忠实儿子，他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交给了人民，成了人民中的公仆。
张友清，陕西神木人，1906年生，曾毕业于神木中学，山西“国民一中”，后毕业于“中国大学”。1930年任天津、北京市委书记，1936年任山西工委书记，后任北方局统战部长、宣传部长。1942年7月1日在日本陆军狱中英勇牺牲，时任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秘书长。1953年正式追认革命烈士，并在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建墓立碑，在《中共党史人物集》中，为其立传。
“甘洒热血在疆场”——回忆张友清同志
作者：刘澜涛、杨献珍、周仲英、王鹤峰
1981.02.13 人民日报
三十八年前，中共山西工委书记、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同志为党、为人民壮烈牺牲了。友清同志牺牲后，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的旁边有一行刚劲的毛笔字：“甘洒热血在疆场”。看着他的照片和誓言，也就看到了他的耿耿红心、浩然正气！三十八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四人帮”把友清同志打成“叛徒”，挖掉了他安息的坟墓以后，我们更加深深怀念这位忠诚的、坚强的、英勇的、足智多谋的优秀共产党员。
张友清同志是陕西省神木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1岁。大革命时期，友清同志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商人协会和学生会，领导群众开展反封建斗争。当时，陕北的青年受其影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者甚多。之后，友清同志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革命，进袭武昌，友清同志参加了讨夏之役。讨夏归来，党派友清和一批同志先后到高桂滋、杨虎城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任杨部队政治部民运部长，并参加该部中我党的领导工作。不久，杨虎城被蒋介石诱骗到南京软禁，部队被国民党改编，友清同志转移到地方，秘密地开展地方党的工作。1928年，友清同志组织了杨虎城部队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北平，任北平市委书记。1929年，友清同志在北平被捕，入狱年余。出狱后，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时间虽然不长，由于他工作深入细致，很快地掌握了当时进行叛党活动的分裂分子张慕陶、韩麟符等人的动向，及时向党员通报，教育大家提高警惕，同这些分裂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白区党的组织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同年2月至7月，友清同志和殷鉴、陈原道、赵ｂó、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刘亚雄等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入狱。敌人对狱中的同志实行了国民党法西斯的“反省政策”，同志们在肉体上受到了野蛮摧残，精神上受到残酷折磨。但是，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面对敌人的淫威，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针锋相对地同敌人的“反省政策”进行斗争。当时，友清同志就是狱中党支部的支部委员。他身体不好，又带着沉重的铁镣，在经过敌人多次摧残折磨之后，体质一天坏似一天。然而，友清同志意志坚强，他接受了第一次被捕的教训，那时没有法庭上应付敌人的经验，说了一些错话，旋即纠正了。他以自己的体会，经常对青年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要大家不讲不利于党的话，不供出党的组织和同志，不做可耻的叛徒。他根据支委会的决议，反复地在同志们中间阐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道理，使大家懂得，凭一股勇气和敌人拚死，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在漫长的牢狱岁月里，经受各种考验和磨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则是难能可贵的。友清同志在狱中的这些思想和言论，表现了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鼓舞着同志们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革命斗志。为了进一步提高狱中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彻底粉碎敌人的“反省政策”，党支部提出：不仅要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而且要把监狱变成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为此，支部决定，要进行一次绝食斗争，迫使敌人改善狱中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政治犯一律下镣；第二，改善伙食，每天一米一面，每餐一菜一汤；第三，打开监房门，犯人可以在各监房自由走动；第四，延长放风时间，每日三次放风，每次一小时；第五，订四份报纸，从外面买进书刊来学习；第六，牢房生火取暖。支部看到友清同志的身体太弱，怕他绝食后危及生命，决定不让他参加绝食斗争。可是，友清同志硬是和同志们一道，把牢房里的食物、食具扔了出去，投入了以顽强革命意志压倒敌人反动气焰的战斗
绝食斗争的第四天，体弱的同志生病了，带病的同志病情加重了。友清同志的情况更加严重，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第五天、第六天，友清同志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死亡时刻在威胁着他。但是，这位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共产党员，怀着必胜的信心，用巨大的毅力同疾病和饥饿作斗争。绝食斗争到了第七天，敌人惊慌了，国民党当局派专人匆忙赶来监狱，要求和我们谈判，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 当时，何应钦和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对在狱的政治犯施行的“反省政策”，是一种威胁利诱的反动政策，要求在押犯人一律履行。但是，狱中的同志，坚决反对“反省政策”，按照党支部的决定，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反省政策”遭到了破产。于是，敌人恼羞成怒，悍然判处殷鉴、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等十二位同志死刑，并且给加上重镣，不许放风，严加防范，等待执行。友清同志和被判处死刑的其他同志，义无反顾，决心从容就义，纷纷向党组织表示：“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牺牲了，我们也绝不玷污党和先烈的荣誉，坚决同敌人斗争到底！”同时，将牺牲后狱中党组织的干部配备和狱中斗争的方针作了完善的安排。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华北的局势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国民党宪兵第三团仓惶撤走，死刑未能执行，友清和其他同志才幸免于难。
1936年秋，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友清同志出狱后，到山西担任工委书记。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越过山海关，平津受到严重威胁，华北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着这样一种形势，友清同志遵照党的指示，毅然奔赴太原，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有力地配合做公开工作的薄一波等同志，在山西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根据地。那时候，山西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基本上瓦解了。所以，友清同志面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和繁重的。 他总是忘我地、呕心沥血地进行工作。友清同志的身体又瘦又弱，且常生病。两条腿因为长期坐监狱、带铁镣，行走又相当困难。但是，为了尽快肃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为了在山西发展党的组织，为了领导群众把山西建设成为抗日根据地，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友清同志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同志们为他的身体担心，劝他注意休息。友清同志则非常乐观地说：“不要紧，我的身体就是这样，练出来了。”
他具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看问题尖锐明确，写文章简练有力，在工作和斗争中能够坚持原则，讲究斗争策略，实事求是。处理纷纭繁杂的事务，从容不迫，有条不紊。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干部，他总是满怀深情地关心、爱护、体贴。干部有困难的时候，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克服困难。干部犯了错误的时候，他又善于说服教育，使人心悦诚服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他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对此都有深切体会。同志们感到，和友清同志相处，亲切融洽。他住的那间小屋子，每到工作之余，经常挤满了许多同志，大家在一起说笑谈心，亲密无间。他每到一个村子，很快就和当地群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与房东相处得象一家人，老百姓都亲切地叫他“老张”。他光明正大，肝胆照人。工作中发生了分歧，他总是顾全大局，虚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出现了错误，他又勇于承担责任，公开作自我批评，并且诚恳地请同志们帮助他克服弱点和缺点。友清同志在山西工委工作期间，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新军配合得很好，工作是出色的。在党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共山西工委和做公开工作的山西工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山西党组织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省105个县，县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县县有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战斗，而且，有70个县的县长是共产党员。我们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抗日救国的强大力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山西的群众斗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1939年3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部署反共。党派张友清同志住到秋林八路军办事处，指挥参加会议的同志和阎锡山进行斗争。阎锡山的这次会议开了三个月，我们摸着了他的底，确定了这样的方针：对阎锡山的反共措施，我们表明反对，但是，不采取决裂的态度，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按照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办事。这样，使阎锡山的反共阴谋没有得逞。在同他的联合和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1939年秋，党调友清同志到北方局担任统战部长。这时候，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急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友清同志坚定地执行我们党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明确告诉在国民党部队里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要隐蔽，积蓄力量；又要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结果，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最后一次战斗中，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之后，孙部一个团投奔八路军，副军长邢肇棠担任了我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所有这些，都是张友清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1942年春，友清同志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这时，敌后斗争越来越艰苦。五月，在敌人的大“扫荡”中，我北方局机关被包围。那时候，友清同志的身体更坏了，两条腿走路更艰难了。在突围的过程中，友清同志发现身边的一个女同志很吃力地奔跑，便将自己的马给了她，叫她赶快冲出重围，而友清同志自己，却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友清同志被关进太原的集中营后，受尽了敌人的摧残和折磨。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不停地鼓励身边的同志“要坚持斗争，要活下去，迎接胜利的到来”。
1942年7月7日清晨，我们的友清同志还在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坚持，坚持，坚……”第三个坚持没说完，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就连早已牺牲的友清同志也不放过，也要把他打成“叛徒”，也要捣毁坟墓，弃尸扬灰。甚至对友清夫妇被捕在狱中生育、后来在延安长大的孩子，也不能幸免，极尽其迫害和折磨之能事。但是，历史并不是由林彪、“四人帮”写的；友清同志那坚贞不屈，英勇斗争，久经考验，壮烈牺牲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将永远铭记人民的心中？现在我们纪念友清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当年那种为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而奋发工作的精神，努力消除林彪、“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尽快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强国！
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烈士永垂不朽
太原各界公祭张友清烈士
张友清同志生前担任中共北方局秘书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反“扫荡”中不幸被俘，同年七月光荣牺牲于狱中。
新华社太原六日电 太原各界近千人昨天上午举行公祭，追悼二十三年前牺牲的前中共北方局秘书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张友清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共中央委员、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以及山西省、太原市各机关团体，送了花圈和挽联。
公祭仪式开始，主祭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向张友清同志遗象敬献花圈，并致悼词。
王大任追述了张友清同志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说，张友清同志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北方局统战部长、代理宣传部长、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等职。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太行区，张友清同志在领导人民开展反扫荡中，不幸被俘。在狱中坚持了英勇的斗争，由于敌人残暴地施行了各种毒刑，张友清同志的身体备受摧残，在这一年七月七日光荣牺牲于狱中。
王大任说，张友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从入党到牺牲的十七年中，他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曾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一次被日寇俘虏，无论在战场、在监狱、在法庭、在刑场，也无论在阶级敌人面前，在民族敌人面前，都是英勇坚定，始终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的高贵品质。一九四二年在日寇监狱中，他经常给狱中同志讲革命人生观，号召大家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坚决进行斗争。直到病魔将要夺取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仍然激励身边的同志坚持斗争、坚持斗争，当他第三个“坚”字发出口时，就和同志们永别了。
王大任说，今天我们悼念张友清同志，要学习他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斗争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
参加陪祭的有史纪言、刘开基、王中青、贾云标、张日清、何英才等省市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