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在陕北陕甘肃反问题上，我是犯了严重的罪过。为了彻底改造我的思想方法思想意识，使得我的思想方法、思想意识更加合乎马列主义，合乎党的利益，今天是最好的机会。我能够在全边区的高干会面前来自我揭发，获得高干会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帮助。在我的主观，我是抱定勇敢的正视我自己错误的态度，正面的看我自己的错误。如果有了解不到的地方，或者表现了怕羞，不敢干脆的脱裤子，那么我是诚恳要求同志们帮助我脱。
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要说明这样的问题：
1、我首先必须要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简单的指示出我们在疯狂肃反问题上错误的严重性。这个严重性，简单的讲就是把创造陕北陕甘苏区与红军有威信的干部，几乎全部逮捕了。在陕甘与关中地方上并且还杀了些人。这些被杀了的人当中，固然是有个别的反革命，如江旭的老婆等等，但大多数都是好人，这确实是弥天大错。假使没有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迅速的来陕北，那么陕北的苏区和红军的前途恐怕是不堪设想的。因为苏区红军的骨干，由于我们的错误把他们折断了。假如说人无骨干，必然要死，苏区与红军没有骨干，也就不会存在。假如陕北、陕甘苏区搞垮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在全国仅保存下来的十分之一的苏区如果没有了，像今天全国的抗战统一战线恐怕也成了问题。所以，在我今天来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2、这个吓人的肃反错误我应该负什么责任呢？或者说我的责任应放在怎样的地位上呢？我常常这样想，这样反省自己。这个肃反，在当时我要是反对的话，或者就是不积极参加这个吓人的肃反，那么要使肃反错误犯到最后那样吓人的扩大化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因为最主要的干部，志丹同志、高岗同志、杨森同志等等，都是红军最主要的负责人。我要是反对或不同意逮捕他们的话，他们是不会被捕的，至少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没有人能逮捕他们。志丹、高岗、杨森等同志不被捕，则仲勋、景范等同志也就不会被捕。但是，当时当地我不仅没有反对，而且是积极参加者、执行者、主持者之一。在劳山战争后，虽有省委一再来信要逮捕志丹、高岗这些同志，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没有执行，这种犹豫并不是表示对陕北的党、苏区与红军和他们的骨干志丹同志、高岗同志等有正确的了解，或者我在当时还有什么正确的思想方法，而只是仅仅感到“乱子”太大了，最好等中央来解决。因为我们打到劳山，从东北军的文件中知道中央红军已到了秦州，所以决定出环庆，请中央来解决。事实在后面我还要讲。
3、我是怎样犯到这个严重错误的：甲、在我的反省中，我有从立三路线以来一贯左倾的思想根源。到陕北以后，时间只十多天，仅仅听到朱、郭的一些闲话，看到一些皮毛现象，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自己主观出发来看陕北党、苏区与红军，认为是右的机会主义领导。甚至很相信这样的说法，认为这种右的机会主义，是因为右派活动起很大的作用。我当时有这样的思想，这样左的思想，是我的基本的错误。乙、把闽浙赣左的错误的肃反路线带来了，就是单凭口供，以及来路不明、思想错误的都当作反革命来肃反的方法带到了陕北。丙、过分相信朱理治和郭洪涛他们一方面的话，过高的估计陕甘苏区右派的活动。认为从西安、太原来的，没有介绍信的，来路不明分子，多半是可疑分子。并且轻信，这些可疑分子到苏区来是志丹同志引进的。丁、不爱用自己的头脑，也不懂得用自己的头脑，只是简单的服从观念，组织观念，对于省委简单的服从，害怕过分违抗。对志丹到后方的被捕，我想也没有敢想而提出不同的意见。其他还有很多原因，这四点是主要的，但基本上还是由于自己一贯的左倾、幼稚、狭隘，主观主义和钦差大臣的作风。我对于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便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亲自参加的这个错误肃反的一些事实。
1、是过分的夸大了陕北、陕甘苏区右派的活动。在上海临走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贺常志和我谈话，他说他的意见是北方中央代表的意见。他说“有许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来挑拨陕北和陕甘苏区的对立，挑拨红二十七军和二十六军的对立。”还指出了名字，讲右派活动的主要人物有黄子文，另外一个是蔡子伟，要我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说志丹同志是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坚持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郭洪涛同志是最好的干部，在解决陕北右派问题上，洪涛同志是很可以依靠的。我到了天津，老高也是这样讲，说陕北陕甘右派活动非常严重，认为洪涛是可以依靠的。志丹是忠实的，但是有点右。这是在上海天津的事。
到了陕北,到西北工作委员会不到半个月，住在永坪。几乎每天可以听到郭洪涛同志关于陕甘苏区的右派活动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怎样说的？话很多，大多忘了，仅把还记得的很简单的讲一讲。他说：甲、“从西安、太原等地来的“来路不明”分予，大半是张慕陶右派分子，也有西安国民党派来的”。名字只记得一个李西萍，其他的不记得了。乙、“来路不明分子，可疑分子，这些人都是志丹同志引进的，都是受志丹同志的包庇。”丙、“黄子文是志丹派到关中负责的，蔡子伟是志丹同志派到西北工作委员会的。”丁、“志丹、高岗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失败，全军覆没，是他们搞的。”戊、“志丹当过白军的旅长，刘、高二人都动摇过。”己、此外，某次某次（地点及会议的性质我记不得了）会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或者说“简直是反革命的会议”。此外，还讲志丹是爱宠用私人的。那些是他的私人呢？张秀山、习仲勋，还有许多记不得了，主要的是讲张秀山，因为他在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记得更清楚一些。过分的夸大了右派的活动，并把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联系混同起来。这就是我从上海、河北来陕北，洪涛同志所给我的这些错误的印象。
2、九月省委的扩大会议（实是两个省委联席会议），提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提出反右派反革命的斗争。当时我刚刚从外边来，听了洪涛同志一方面的话，我也竟是积极主张的一个，认为应该展开反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扩大会议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决定。记得扩大会议以后，省委又讨论了一下，决定逮捕李西萍及张慕陶派来的交通，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座中有人喊：他叫李廷文，在粮食部工作的）。要从这两个人身上，根究其他右派反革命分子。这以后两三天，我便随红军走了，到了劳山，以后省委怎样讨论决定我就不大清楚。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在前方看到朱理治写的一本小册子。关于反对右派的斗争，我从省委来信中知道在后方逮捕了张秀山，知道省委用了很大的力量进行肃反工作，这是肃反的开头，在后方其他的情形，因我在前方，便不知道了。
3、前方错误肃反的经过。在劳山战斗以前，我们根据省委的决定和以后会议上的决定，开过两次会，志丹、高岗同志都参加了。在这两个会议上，决定了要肃反，主要原则是：第一，要深入反对右派的斗争，揭发右派的阴谋活动。第二，逮捕从西安、太原来的可疑分子，来历不明的分子。第三，在肃反案件中，假如牵涉到参加过暴动，参加过游击队的干部、党员，不论轻重怎么样，必须从长研究，不得逮捕。这个会，是志丹、高岗同志都参加了的。根据这个原则，执行的办法就是根据省委决定，首先逮捕李西萍（那个时候他在陕甘苏区），然后再逮捕其他人。在这个决定下面，我记得陕甘特委根据李西萍的口供把陕甘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建设部长（什么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就是李西萍做他的秘书的）也逮捕起。我们接到这个报告后，根据刘志丹同志讲：“这个人是老干部，是参加过游击战争的老干部。”于是，我就去信要他们无条件的把他释放了，这件事很多同志都记得。劳山战争以前，就是按着这个原则来执行的。从西安、太原来的来历不明的分子确实逮捕了一些人，但是并没有逮捕一个老干部。劳山战争以后，这个吓人的肃反错误就开始了。以前同样也是有错误，但是错误还比较小一点，而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了吓人的肃反错误，是在劳山战争后不到三天，我们接到戴季英同志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还只是通知我们，不是命令。因为他是保卫局长，他说：“后方已经有很多人供出刘志丹，并也牵连到高岗同志“。这封信以后，过了不几天，接到朱理治同志親笔写的指令式的信，要我们酌量情形，逮捕刘志丹和高岗、杨森等人。当时我怎么想呢？我说，这个乱子太大。第一次戴季英同志写信的时候，所告诉我们的，只是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没有具体事实。而省委来信说，要赶快执行。当时海东同志说，“他们没有说清楚，既然是省委来信要捉，就应该执行。”我当时又恐怕万一弄错了怎么办呢？所以我说“这个问题还是等中央来解决吧！”后来郭述申同志也说“问题还是慎重一点好一些。”海东同志也就没有话讲了。这样一来，怎么样办呢？我们根据敌人的情报消息，说中央红军已经到了秦州，于是我们就决定十五军团出环县欢迎红军，去迎接中央红军，中央来了再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也得派几个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这首先是我、述申和海东三人决定好了，就又马上找到志丹同志和高岗同志一起商量我们去迎接中央红军这件事，大家都同意（五个人都同意）。一致同意以后，为了这个问题还争论了一下，就是我们去迎接中央红军究竟是向环县走，还是向邠县赤水走。我们的意见是向环县走，因为那一边地形要好一些。估计情况，他们可能从那边走来。因为这边不比邠县，那边是大路，不容易走，所以可能走这里。刘志丹同志说：“中央红军的大军队，来的时候一定走大路。”后来商量决定以后，就马上写信报告省委，说我们要到环庆行动，迎接中央红军，并建议刘高问题报告中央解决。省委马上来信说：“你们到环庆的行动应立刻停止，应该足够的估计到右派的活动，可能在白区发生事变。”而且要我们“要迎接中央红军，在劳山再打一个胜仗也是一样。”最后还说：“对刘志丹、高岗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和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同志籍慰劳红军在劳山胜利的名义，去前方传达，并望协同解决”，意在要逮捕刘志丹、高岗以及其他同志。当时，我们急去信，要郭洪涛赶快来，但是来的时候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因为瓦窑堡敌人退走，郭洪涛到瓦窑堡去了）。当时程子华虽然有病，当时为了这个问题也到前方来了。他到了前方以后，我们马上与他商量办法，问他在后方有什么材料？他说不出什么材料，还是一些口供。我说“中央红军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迟一下呢？”程子华说“这个问题省委已经这样决定了。”商量的结果：就是把刘志丹同志和高岗分开。把刘志丹同志调到后方，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把志丹同志和高岗同志分开，在工作当中再去考察他。不晓得刘志丹一到后方就被捕了，这是在瓦窑堡的时候，在这里我说明一下。
刘志丹被捕以后，我们在前方，省委就不断的来信指责督促。同时，确确实实，我们当时自己也感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刘志丹已经被捕，如果高岗、杨森这些同志不逮捕，恐怕发生事情，所以根据省委指定的名单逮捕。那些名单，一次、两次、三次的通知我们要逮捕。后来，我们就按着省委及戴季英写的名单，大肆逮捕起来。这就是这个吓人的错误的肃反在前方的简单经过。
这个逮捕可以想象得到，不论在军队里面也好，地方党里也好，人心惶惶不安，确实是危险万分。好在是志丹同志被捕不到半个月吧，中央就到了，于是就挽救了这个危险的局面。
第三个问题，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责任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讲了我的责任，或者说我的罪过。当时我是积极的参加者、执行者和主持者之一，否则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如果那时我反对或者不参加，象这样吓人的错误也许不会有的。当这个错误被揭发出来，中央给我严重的警告处分，至少这对我个人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应该负的责任终究是我自己的，我在这方面的责任，或者我在这方面的罪过，我绝不推到其他人的身上。而我也不能替其他人负责任。因为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前天郭洪涛同志对我讲，毛主席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关于肃反这件事，“朱理治同志应该负政治上的责任，聂洪钧和戴季英要负实际上的责任”，他自己好像没有责任。我想：就算毛主席是这样讲了，说郭洪涛没有责任，郭洪涛也还是应该自己好好的把自己想一想，究竟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郭洪涛同志为要说明他自己并没有向其他同志讲什么问题，供给什么材料，实际上，他供给了我们许多材料。他前天和我这样讲，他说“我供给了你们材料不多，假如那个时候我要讲到志丹同志和高岗同志的动摇，以及阎红彦缴志丹的械等等的话，你们老早杀了他们了。”同志们，他都讲了，并不是没有讲（全场哗然）。至于朱理治应该负什么责任，我上面已经讲了。他的那些信，那些对前方的指示，有了那么多的事实，当然不能不负责任。这些事，是许多人都知道的。我想，这种态度，正如刘少奇同志讲的：风头自己要出，讲责任就推到别人身上。这是一种不正派的行动，也只能是这样一种行为。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陕甘、陕北苏区的对立，是右派活动的原因，还是宗派主义的原因？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都说是右派的原因。郭洪涛同志讲的更明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受了右派活动挑拨的影响，受了右派的挑拨。我当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完全相信郭洪涛同志的话的，北方局也是根据郭洪涛同志的报告的。今天看来问题很明白，是郭洪涛同志为了不满高岗、志丹这些同志，欺骗上级，欺骗北方局，欺骗孔原这些人，拉拢下级，到处活动。事实上，就是有个别右派分子，也没有可能起着包围党、包围苏区及挑拨的作用。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和郭洪涛同志相处也不过是半个多月，和志丹、高岗同志在一起相处也有半个多月。我常常听到郭洪涛同志谩骂和反对刘志丹和高岗同志，但我从来没有听到刘志丹、高岗同志谩骂郭洪涛，他们从来没有讲过郭洪涛的坏话。所以这个问题就很明白，就是说，恐怕多少还是有一点宗派主义、争权力的这些名堂。平心静气的讲，陕甘陕北苏区的对立，实际上不是志丹、高岗要搞什么对立，而是郭洪涛向上报告，对下笼络，各方面的活动，散布流言，反对志丹、高岗这些同志。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所谓（说）的对立，都是这样的一个对立。
第三，一九三五年九月永坪扩大会议时，郭洪涛同志开展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这个会议上展开了斗争。这个会是个什么会？过去说主要是反对右倾的一个会议，实际上这个斗争，正向前天张秀山同志讲的，是两种意见的斗争。我在当时站在哪一方呢？站在捕风捉影莫须有的这方面。而在这个斗争里面，今天好好的回想起来，反省起来，是表现了钦差大臣的作风。因我刚到陕北苏区不到半个月，什么都不知道，仅仅依靠朱理治、郭洪涛片面的话。在那天晚上，东也批评一下，西也批评一下，什么都要批评。今天想起来，真可笑得很，无知的很。
第四，在这里面，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在我看来也是有缺点的。总的方面，路线上我暂时不讲，自然主要还是我个人在思想意识上不健全，犯了错误。我想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根本没有必要组织什么代表团来指导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朱理治来了，后来就是我，此外还有一个刘柞夫，后来他没有来。我们根本不必要组织什么代表团指导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不必要，而且今天想起来，什么代表团！什么指导工作！着实肉麻。应该是派你到那边参加那边的工作，由那边组织上分配工作就是了。我想这是一个缺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过去宗派主义的一种作用。我想就是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错了，我自己也应该以参加学习的精神到工作中去学习，在陕北实际革命运动当中学习。我不仅俨然像一个钦差大臣，而且不到半个月还接受了一个名义就是军委的主席。我们什么东西都不懂得就当军委主席，今天想起来非常好笑。虽然我还并没有正式接受军委的工作，但是名义上也不应该。这是说明我那个时候的意识，哪怕是空虚的地位，也不怕拿到我的头上，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重大错误，是思想意识的问题。
最后，这一切都说明什么东西呢？说明我们需要在整风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大会上，在全边区高级干部面前来洗一个澡。去年一月间，我初到延安的时候，在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个自传。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里面的许多东西了解的还不深刻。今天我这个发言，虽然我主观上是勇敢地来反省自己的错误，但错误恐怕还是不可免，还没有认识到的地方，或者害羞害臊，没有讲出来。因此，我不仅要求同志们来帮助我脱裤子，而且要求同志们来帮助我好好洗个澡，要求大家对我的错误尽量的揭发，使我成为一个没有病的更好的共产党员。
我的话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