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同志1942年11月给中央的电报

来源:  作者:  时间: 2016-12-24 15:02  阅读量: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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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弼时同志: 

因回忆材料不多,不能满足其所需要的材料,故只将一些材料发表如下,以供参考。(壹)电所问,我再回忆,你所问几件事的答复。

(甲)永坪省委会议

(一)因我伤口行使手术,对肃反情形不清楚,和我去甘泉□□与朱、戴会议,为使我了解肃反情形,并取得一致意见,以便确定肃反如何工作。因此,除供给已有材料外,当晚审讯张秀山同志(戴审,朱、我参加),以证实和□□材料。当时朱的结论是材料尚不充实,须再搜集以慎重处理,和决定等刘、高回来(我、戴同意)。

(二)我去前方是以北面对敌作战,须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刘审讯。是和红军向长武、三水一带行动,继续以甘泉为基础,向鄜县(今富县)、洛川方面打击敌人,即可保卫苏区,又可调敌北移,以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两个任务。

(乙)前方会议

(一)传达了两个任务,刘、张(应为高)、徐、郭、聂等同意,在刘回到永坪后,朱来信云:我们将后方关于肃反问题的长信送你,行至蟠龙时,被刘私截拆阅,即赶赴永坪,直到我处,要党对其审查考虑,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被刘拆阅的朱所写的长信(此信我已送毛主席),已确定刘为反对无疑,要速调刘、高回去。

(二)我们接到朱长信后,即审问高(聂、郭、徐、我参加),高坚不承认,聂曾说:你在陕北几年来把部队弄垮过几次,你如何能不承认?正当时,郭、徐、我均同意此种说法,未曾再审,即将高捆绑送永坪。

(丙)洪涛问题

(子)施行手术养伤中,曾到朱处,朱对我说:“洪涛曾说刘、高、张为反动,杀了我的头也不信。”我当时回答:“连郭也不同意,那么此问题必须慎重,须说服其同意才好办。”又看了朱给北方局报告,我就回去。直到劳山胜利后,讨论红军向南行动问题,才与朱、戴又见面。

伤愈我到前方后,看到由于25军瞧不起26、27军的不团结,26、27军干部不接近我们,及刘方式上的离开等,我与朱去信要洪涛赶来前方,以团结26、27军,免生意外。后不久,洪涛、崔田民即来,由他们才得到26、27军对肃反的不满不安,并拟【防止】在肃反继续发展时【出现】意外,及其对逮捕张达志等意见的不同意。(我同意郭的意见,并主张应立即停止逮捕,并不应在27军捉人。)他还有何项任务,记不清了。我在永坪时,未与郭面谈过,故在(?)知此次陕北肃反中的参考材料。

(一)25军陕南以(?)张汉民处,张供词内谈他以为有不少学生住在26军,这是我、徐、郭、戴对26军内部混入反动分子,已有成见。

(二)25军到陕北后,朱与我们谈到几个有关肃反材料。

(1)26、27军前方开干部会要我去报告,并提问题为难我,但因我以应付方式的方法,才使其已布置挑拨的阴谋未能实现。

(2)洪涛对他说:刘是大地主,其父是保卫团长。虽在陇东段(应为陈)国【珪】璋部任旅长,是他入党后部队大了,到三边当土匪时这才入党,因军事干部关系,不得不利用。真正忠实于党,为党内服务,以高(应为应该)为谢子长,不是刘□□。

(3)陕甘特委内有黄成章、张文华、蔡子伟等,张为代理特委,26军有问题,而陕北和特委则在洪涛领导下为可靠。

(4)幸而25军来此就开始肃反,不然则陕北苏区和我们(朱、聂)危险极了。因此确定了要肃反,其目标为陕甘特委,26军除外,其余各项聂以谈过。

(丁)戴为保卫局长问题

(一)开始徐、郭、我不同意,戴任保卫局长未实现。

(二)我养伤中,红军已南下,朱着洪涛与戴谈肃反问题,实际中戴仍还是以他为保卫局长。我当时签稿在陕北医院中,我因伤重,不知详情。我觉得戴之肃反是盲目的,我仍坚持以前意见,如必要只能任副局长,必须抓紧对他的领导。

(三)我去甘泉后,仍任戴为保卫局长(未征求徐、郭、我的意见)。代表团对刘职务的意见,我主张刘仍任军委主席,朱、聂不同意。我又主张刘任15军团长,朱、聂也不同意,结果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是肃反前对刘政治上不信任的决定。

朱、我对陕北肃反的认识过程: 

(甲)我对肃反及逮捕刘、高均同意。及中央到陕北后,博古、首道等认为肃反错了时,我在毛主席来到前,还说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

(乙)我虽然不要肃反不得不由戴负责时,我又任【认为】戴有经验,并任【认为】聂在赣北也搞肃反,估计自己缺乏经验,采取着依靠他们的自由主义态度,而不负责监督。

(丙)朱向北方局报告中,对我鉴定:军事上有把握,政治上弱。我即决定军事上多注意,政治上由他去作。

(丁)仍保持着“埋头工作,执行党的决定,即有不同意见,也不积极争论,党和上级的批评,不管同意与否皆接受”的中央苏区时的态度。

(戊)中央对陕北之肃反决定发布后,我认为错了。但根追错误根源,又自己反省,在洛甫报告“了解具体情况”后,开始觉悟到错误根源,在于到陕北后,并未予刘、高、郭等详谈,了解他们与陕北斗争的历史,以致这样危害革命大事。并造成不知遵义会议的斗争。和与彭德怀同志互相接近中,知道了以与李德的斗争,曾在原则上、战略上的争论与思想斗争的重要性。今我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我在此后的态度是“感觉有意见即讲,可以被通过正式得到上级的正确指示,以求进步。” 

(己)六中全会后,我与康生说,陕西肃反为何我须负一部责任。当时康生回答,他不知道此问题,还有我在其中,于是未得到结果。现中央总结此问题,我很高兴。此报将愿结束我斗争以来最大一次错误,愿去掉几年来放在脑中的大问题,中央从此问题的总结应我负责任等,告我。(请连续速转弼时同志) 

 

           子华     14日(1942年11月)

(抄至中央秘书处伍字166号)

(可转中央电讯科送中央各同志)

(此件于1942年在延安时抄录,1955年4月重抄,1956年9月10日复写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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