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之后，对于六月二十八日《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有如下之补充的决定（八月二十日政治局通过）：
（一）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形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以占取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
（二）这个决定是根据下面的理由和考虑出发的，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
（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乙）在敌情上，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的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的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从河北调来以及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他们中间反常与不满的情绪，正是我们革命工作之顺利条件，东北军与陕甘部队之缺乏与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敌人现在一般的远离其现在军事战略及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区。凡此等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去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
（丙）在居民群众的条件上，这个地区由于连年继续不断的深涸的农业危机，饥荒、沉重的捐税、土地的集中，迅速的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并已开展着争士地反捐税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这使我们在当地基本的汉族群众中，能够给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以组织领导，提高其觉悟程度，而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便利于红军的扩大与发展。这给在这个区域居住的及其临近的非汉族群众（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们自己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以大的激励和推动，并经过我们的帮助、发动、领导，能够迅速争取这个运动灌流于苏维埃运动的巨涛之中。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区域中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实现[1]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的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的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的会引起这些民族群众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2]这在粮食给养困难恶化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对不能是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这一不利的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上政治上保证克服敌人的堡垒封锁以前，将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的长时期的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的，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的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定巩固不拔之基础。
注：
[1]原文如此。
[2]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