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继续前天所讲的，现在补充一点就是宗派主义的一件事实。军委会的改选和成立十五军团，陕甘晋省委人事上的配备，表示了宗派主义，这个东西郭述申同志也是这样认识的。
现在就讲到我的反省。我的错误是很多的，今天只讲去年我在党校反省里边，与今天有关系的几件事情，我在这里讲一讲。第一就是我当时思想观点问题，第二就是政策里边的土地问题与肃反问题，第三是个别问题上的反省。
当年，郭路线的时候，我在政治上比今天还幼稚的多，当然今天还很幼稚。那时，在我的思想上左倾观点是很浓厚，所以郭洪涛、朱理治来到陕北以后，对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及各种政策的决定，我除盲从外，在思想上及其某些问题上是有相同的观点。关于盲从这个问题，我在七大当中才有了正确的了解。
在以前对上级是绝对的服从，所以我认为郭洪涛对形势的估计很对，革命很快就要胜利，就要成功。那时候的思想方法，看问题也是绝对的不知道革命搞不好就要失败的道理，只认为革命一下子就要胜利。苏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开幕词是我讲的，并且在西北刊物上载过，当时我思想就是这样的。其次就是几个会对我的印象，阎家洼的会议，我虽然没有去，但是对我的印象很大。我在党校，把高岗同志的报告和我当时的思想连系起来想了一下，阎家洼会议对我印象最大的，给我中毒最深的。（反富农路线对我是很模糊的，影响不大）这是从那里来的呢？是在李铁轮、郭洪涛的言论中把这个会上的东西，给我灌输到思想里边去了。认为二十六军有梢山主义，逃跑路线，不要群众；觉得陕甘党里边有右派，土地问题解决的不彻底，不领导群众斗争，所以二十六军的发展不快，地区扩大的慢。在打河口以后，有几个伤兵，当时把这些伤兵就放在清涧。那时清涧的消耗不大，比较富裕一点，对伤兵的招待很好。我说的后来我动员他们回去，但是他们说：“不回去，我们就在陕北革命，陕北的群众很好。”当时我的看问题是片面的，我认为郭洪涛说的话恐怕是对的，你看伤兵都不愿意回陕甘去。另外就是第一次上安定的时候，我见了强世清的一支队，也是这样感觉：“老百姓很好，就是没有组织”。当时计划组织联庄会，实行否我不知道。我到了清涧和白拐子谈了一下，决定组织贫农会好，就从清涧开始先搞贫农会。阎家洼会议我虽然没有去，但是这个会议的精神灌输到我的思想里去了。因此我认为，二十六军的发展很慢，苏区的发展很慢。我根本没有到过陕甘，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有这样的印象。
其次关于军事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印象不大。周家崄、玉家湾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这个会上的争论谁也没有告诉我。斗争郭洪涛的问题谁也没有告诉我，就是郭洪涛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会议对我的印象不深。文安驿会议我去了，在这个大会上对军事问题没有讨论（军事问题可能是少数人参加的小会上讨论的），因此军事问题对我的印象也不深。
我记得在永坪参加过两个会议，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次是斗争蔡子伟，有的人说斗争惠子俊，总之我记得有这样一个会议。我在这个会上还讲过话。讲话的中心是什么呢？前天我看了朱理治写的文章，反对右倾，我讲话的中心也就是反右倾与调和。右倾是指谁呢？指蔡或者是惠，调和是指张秀山同志。一次是朱理治报告动员反三次围剿，这次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要反枪杆子万能。
永评会议，阎家洼会议在我思想上，是接受了这个东西，我没有反对他，我是积极的执行者。那时候，思想上好像是搞通了，是搞通了那种错误的思想，所以我是积极的执行者。我对上级，是绝对的服从。
对武装与农村重要性认识的过程，高岗同志的结论把这个问题搞的很清楚，许多同志很早就有这样的认识。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晚，晚到老百姓后边。当在二九年、三0年，我们领导群众斗争进行宣传工作的时候，老百姓说“你们胡闹，你们光拿旗子和讲话是不行的，要闹就要拿枪，搞武装”。我不懂这一点，当时我的思想怎样呢？我认为南方有红军，陕甘有二十六军，这些军队扩大了一定会到我们这里来解放我们的，根本未想自己起来搞武装。因此在那时候，能够掌握到的武装没有掌握。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区上要成立民团，要张子明当老总。他是我们的一个同志，当时区委讨论了一次，讨论的最后结论是：民团是一个坏东西，如果成立起来，就要替国民党要钱要粮及其他的东西，决定反对成立，后来也就没有成立。这是因为没有刘志丹、高岗同志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认识。如果当时把这个民团搞起来的时候，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这个军队马上会掌握在我们手里的。那时候，把二十六军与南方红军作为我们宣传的主要材料。到三二年高朗亭搞的游击队到留仙咀，把地方白登高的儿子也杀了，到店子沟搞了一个学校散发了一些传单。这一行动推动了我们，从此思想上增加了一个搞武装，当时就派张成忠去追刘善忠、高朗亭。追了一个多月还没有追上，张成忠就回来了。到三二年冬，经清涧城区支部与高朗亭同志接上关系，而派了一批人去参加那个部队（有崔正冉、韩生杰、雷合、贺文章等同志）。所以三三年在绥德讨论时，大家都主张搞武装。在这个时候，群众要革命非常迫切，就是一部分地主富农也反对收款的，因这些地主富农被粮款逼的没有办法，要起来革命。有一个地主的儿子（崔世俊）躲粮，几个月不敢回去，一次和高朗亭同志带的游击队躲在一个地方了。高朗亭说，你现在只有两条路，要革命就参加我们的部队，你如果反革命就是枪弊你，于是他说：“我革命”，从此参加了我们的游击队。参加不久，他带游击队到薛（应为解）镇杀了区长（当时他是助理员，叫副区长）。他写的布告，他的字写的很好，区上的人都认识他的字，都知道是崔世俊写的，后来他比我还怕的历害，再也不敢回家了。拿这一件事情说明，农村经济的破产，人民反对封建压迫，要求革命非常迫切，这时候才懂得组织武装，领导武装，使用武装。直到三五年，在这以前，上前线我还不知道子弹打死人，不知道红军有开小差的。
关于农村问题，生于农村，长在农村，不懂农村重要。二八年党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里大量的发展组织,我处在二八年冬建立区委(团的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这种转变是盲目的。游击战争的开始，掌握了敌人的结合部，如特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在安定、缓德、神府这些地方建立根据地。其他地方我不知道，绥德开始要不是这样搞的话，也是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在绥德打了打土豪，就跑到清涧安然无事，睡大觉。在清涧打土豪以后，又跑到绥德，安然无事，睡大觉。能够这样搞，今天看起来就是掌握了敌人的结合部，但是盲目的。对人民的重要性，那时候知道人民力量大，组织起来就有办法。（无数的田地说种都种进去了，说收都收回来了，当兵的三村没有一个，如果组织起来，自然常有这样宣传的）游击战争开始，也禁止粮食向城市（敌人占的）去卖，也是盲目的，也不是自觉的。
讲到对人民负责，一直到四二年，刘少奇同志路过冀、鲁、豫的指示，我们不但要对党负责，还要加上一条对人民负责。人民与武装结合，这个问题到到抗战以后，开始有了认识。看了高岗同志的结论以后，才了解了人民与武装的正确关系。
第二，在政策上检查一下。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各种政策我是同意的，在这里边我有过怀疑没有呢？也有过怀疑，但是我没有提出。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在红军里清除知识分子与富农成分，这些人原来是土地革命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有的原来当过干部（连长）的送到红军学校受训后，连当兵的资格也没有了，就把他们送到政府里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是非常怀疑的，我相信他们过去是很好的，他们的成分虽不好，但对革命是忠实的，所以我总是怀疑的，是没有反对。
现在我主要的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土地政策。那时候，政府主要也是搞土地问题，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搞土地问题。这个问题党决定以后，经政府执行的。在这个问题上边，我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比如不给地主分土地，这是为了消灭地主；给富农分坏地；对中农土地原则上不动。多的土地也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自愿地欢迎土地，经我们一号召，结果把土地都欢迎来了。另一方面订成分的时候，有的将中农订成为富农，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最后我走的时候，是查田运动的开始。查田运动主要是查田，查阶级，在原则上规定定阶级成分时，以生产关系来决定。所谓不劳动的，或主要靠剥削过活的，就是地主；靠劳动维持生活，或主要靠自己劳动过活的是富农。富农与地主的区别就是这样，这是我脑子里的一点概念。当时我写了三个材料，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中国土地问题”（是中央的决定）我写了一个提纲，这个东西我在训练班上讲过。当时白坚说“这个写的不好”，结果还印出来了。主要的一个是“怎样分配土地”，根据五县分配土地的问题，同志们讨论了一下，就搞出了二三十条具体问题。比如，老子不革命、儿子革命，儿子不革命、老子革命，鳏寡孤独等问题。这些问题与苏区分配土地中碰到的问题，只有两个没有。一个是剃头工人如何分田，一个是池塘如何分法？这个文件就是具体分配土地的时候，这个文件如果能找到的话，可以看出许多的具体问题。
其次就是查田运动，我在前方以前写过一个查田运动的东西，是照中央苏区查田文件上抄了一些，最后提出五县竞赛。这个东西以后是否用了，我不知道。
现在讲一下沙唐路线，据我所了解的主要内容有两点。
1、焚烧约账。在当时为什么要焚烧约账呢？由来是这样的：当时特委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实际上在绥清已开始了。在绥德已把包粮的杀掉了，在六七月到处杀的一塌糊涂。清涧解家沟那次，没有白蔚华是杀不成的。白蔚华说：“你们常说今天杀豪绅啦，明天也杀豪绅啦。今天这里正有一伙，你们也不杀一个。”我说：“我不懂得军事”。雪山说：“时间还早啦，可以干。”于是就决定立即出发到解家沟杀了九个半，这次对绥德游击战争的开展有很大的作用。假如那时没有白蔚华同志，就搞不成的。
在第二年四月，由我召集开了一个代表会议，公开村庄很快扩大到四五百个，群众就干要土地了，就是说己到分土地的阶段了，就是不会分，因此就先烧约账作准备工作。检讨这个思想根据有二：秘密时期在支部里讨论过土地革命，有些同志说：“土地革命就是土包子革命”。以后又有一个同志说：“不对的，土地革命是李树春革命”（李树春外号叫土地，老百姓都知道），还有一个说苏维埃就是苏维祥的兄弟。后来按文件来解释，在我脑子里有这样一个印象，“土地革命要变换土地的所有权和应用权”那时特委再无人在清涧，当时我就想土地总是要分配的，先来一个准备工作吧，因此决定首先焚烧约账，在各地方就执行开了。有些地方把小商人的约账也都烧了。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在那时候把文件上的东西是念的很熟，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等文件，都讨论过。什么三大矛盾，反对反封建，说国民党叛变了，又是什么中共现在的革命是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口头上知道这个词句，实际上还是不懂得的。我那时候实际上认为民主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至于说由民主革命怎样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我的脑子里没有想过。我想焚烧约账的由来，大概就是因为我在文件上看到“土地革命要变换土地的所有权和应用权”等这样而引起的。至于这个问题在县委上曾经讨论过，但以后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执行了。因为我是从特委去的，以前清涧这几个支部和我发生关系，所以人事问题，一般的比较熟。如果我不同意，在当时也不会执行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我负完全的责任。
2、集体农场。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二、五支队是绥德清涧两个地方上的武装，这两个地方靠他们来坚持的。后来二、五支队南下，说到南梁那里去搬老红军了（二十六军），大家都是这样的宣传，但结果一天也不上来，两天也不上来，这二、五支队也没有了。那时敌人围剿很历害，怎么办呢？把马培勋同志带的四支队调来，但也不够。结果老百姓就到处跑，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从那个村跑到这个村。我记得在惠家塌子，老百姓问我：“小崔，怎么办？麦子熟的黄蜡蜡的，你说怎么办？”我记得县委当时没有讨论过，我当时就这样讲：“不管那个村子的人，跑到那个村子里，要有计划的放哨，帮助割麦子，吃饭也在这个地方吃，吃了饭没有饭钱，做了工没有工钱”，集体农场开始就可能从这里开始。麦子收了，又锄地种麦，也组织了什么割麦队，青苗队。绥德也受了影响，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地主这样说：“青苗队，青苗队，过了六月就没事了”。在清涧有些地方就把秋田就割在一起了，把粮食也打在一堆，形形色色，样样不一，在白家川搞得更历害，这些事实清涧的同志知道的更多，我就不说了。
今天看主要错误在粮食打在一起来分，废除私有制。县委上有没有这个决议呢？我记得是没有的，我亦无此思想。夏上的麦子没有分，没有集中在一块，秋田有些村庄是打在一起了。最先反对的是王胡子（王怀德），一见我就骂：“小崔你这王八蛋怎么搞的？你就没有看立三路线？”我说：“没有看，现在已经错了，怎么样纠正呢？”他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过了一两天马明方同志来了，我说“错就错了，问题是在怎么样纠正？”明方召集大家开会，搞出用合作社，怎么办？但结果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河口打仗后，才纠正了不久，我就到神府去了，李景林到绥德去了，唐洪成到安定去了，县委的人都分散开了。为什么那时搞起集体农场了呢？怎样有了这个名称，这个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是我要负责任的。
我曾经在党内党外有过这样一种宣传，宣传过苏联的集体农场，什么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工业电气化，人造雨，又是什么机器耕地，拖拉机等，还有什么养老院，幼儿院，俱乐部，公医院治病不出钱，有图书馆到处有报看，对富农说你们现在的生活还不好，将来比现在还会好，总而言之宣传苏联如何的好。我这些东西又从那里来的呢？崔运子他谈起些，还有些是从文件上看到的，大部分是二六年农协宣传品秧歌小册子上来的。我在群众里也宣传，在党内也宣传过，这样你一传我一传就传的很普遍。有人说我在大会上也宣传过，有些知识分子就说咱们也搞。集体农场这个名词是怎么样来的，恐怕就是由此来的。现在说这是不是一个路线呢？过去是没有做过正式的决定，我记得从天津来的一个老黄和我谈过，老黄也没有说这是一个路线错误。秋后我从神府回来，特委开会。会后，不记郭洪涛还是马明方给我这样说：以后给你什么任务，你就搞什么，不要越俎代疱（到神府我的胆子很大，你提出什么问题来，我就给你解决），但是没有给过我处罚。这里还有很多同志知道此事，现在提出来请大家研究。如果是路线错误，从此可以改成崔田民路线，我一个负责。无论过去有争论也好，不管怎么样，我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因此我说以后改成崔田民路线。
关于政府的干部政策，许多同志也都讲过了。特别是崔田夫同志，他说：“你们政府的干部政策，真是乱弹琴。”我说：“对的”，我们政府里有些什么人呢？一个老乔（注：看不清，又似齐字）、小高、马生海，这样些人都不称职，党内决定我同意的。在今天来想，那时也不懂得干部政策，那时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凑人数，来什么人都要。在开始，我和刘志丹同志二人住一个窑洞（他是军委会，我是政府），不久鹏飞来了，我就和鹏飞住在一起。他的文化程度高，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张毅忱犯了错误，叫给我当文书，鹏飞是秘书，雷明是富农的儿子，他当收发和通讯员。只要给我们一个人，我们就要，不懂得全面调剂。干部政策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只要是革命的同志，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天看起来那是错误的。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是错误的，如吴居第同志，他的家里是地主成分，他本人是大学生，我对他就不大相信。关于干部政策我就讲这样一点。
关于肃反问题，有这样两个小问题：一个是陕北那时的肃反，一个是二十六军的肃反。有些同志也讲过，我过去兼过保卫局局长，在二十五军来了以后，就交给戴季英了。在陕北那时对肃反问题，有什么政策和决定没有，我不知道，在今天看来那是左的错误。那时主张打倒一切，不知道利用敌人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很历害。
首先说，对于A B是杀，党内没有明确的决定，政府里也没有什么条例，实际上是对A B团是杀的。前天我说陕北有没有A B团，还值得研究。据我所知道的，崔玉珍是以A B团杀的，他原来是我们的党员，以后被国民党捉去了，他自己回来说他自首了，人家叫他做什么工作，怎样的搞。他说完以后，我们就把他杀了。还有崔田夫说过，他主持把李景波的侄儿子杀了。崔玉珍回来后，我们以为他确实参加了人家的组织，因此才把他杀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敌人的政策是改变了，由屠杀转变到自首，敌人宽大了，而我们这没有宽大。当时对A B团，恐怕在绥德杀的最多，因为绥德的知识分子比较多一些。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另外对于土匪，讨吃的，妓女这一类的人，在陕北游击战争开展的过程中，一般的都杀掉了。像这样冤枉杀的人是很多的，执行纪律有时候也是绝对的。所谓纪律就是杀头，当时也没有政权，党也可以决定，自卫队也可以决定，因此肃反政策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了恐惶对立，使我们的社会基础大大的削弱和缩小，造成自己的孤立。在党内因为有些党员也被杀了，所以也造成了恐惶。我虽然没有亲自杀过人，但领导是我领导的，当时政权虽然没有建立起来，但已有了革命委员会。
我批准杀的人，有延川一个姓马的，是焦维梓的弟弟报告说“他把我的哥哥报告给敌人杀了”。我说：“这没有问题，一定要杀，把我们这样好的干部害了一定要杀”，并且还杀了一些土匪。关于王兆相的父亲被杀，也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我那时的思想“王子犯法一律同罪”，在第一次乔仲灵说“没有关系”，我说“那就算了”。第二次又说他反革命，也没有再调查，就同意杀了，真是把人命当儿戏。不经考虑，胡里胡涂的就那样杀了。
其次在我交代保卫局的工作时，我逮捕起来三个人，这是党的决定，是我执行的。有一个我记不起名字了，听说是张慕陶派给黄子文的一个交通，再一个是张庆孚同志。张庆孚还和我在一块谈过几天保卫局的工作，说上海保卫局的工作是怎样做的？做些什么？可是过了几天把他也捉起来了。当时我也没有提出反对，当时他在政治上有问题。那时我是非常的幼稚，看见一个带眼镜的，我就非骂不可，我觉得留头发的也不好，穿西装的也不好，我认为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习气。因此张庆孚到了陕北，我对他的印象也不好。我记得在子长，有子长的一个通信员回来，说中央来了一个干部很历害。我那时候不相信，我说中央来的同志，一个比一个坚苦，一个比一个好。张这个人长期在城市工作，到陕北他那种习气和作风我看不惯，因此对我的印象很坏，所以捉的时候我也没有反对。还有一个是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员，这个教员叫张文周，也是我捉起来的，至于这几个人为什么要捉我也不知道。戴季英的保卫工作经验多，所以二十五军一到这个工作就由他接去了。以上这些问题，在领导上我有一份责任，在几个具体问题上负更多的责任。
现在讲二十六军的肃反问题，在陕甘捉了一批人；陕甘我没有去，具体的情形我不清楚。有同志提到二十六军的肃反问题，我现在只讲我上前方的具体经过情形。我做过的事情，我所了解的情形怎样，我提出来供组织上能参考。有些问题张达志同志说不了解，我也不了解。我去前方时，这些人只有马明方不在，郭洪涛在，朱理治在，聂洪钧还在，可以叫他们说一说，是不是我搞的。对于志丹同志、高岗同志他们被捕的情形，我知道不知道？直到今天我还说不知道。何人决定，以什么罪名逮捕，什么会议，作了什么决定我不知道，我并不是推卸责任。我虽然是省委委员，在政府也担任着副主席的工作，看起来我不能不知道，所以组织上和同志们的怀疑质问是必要的，看法更是必要的。但是省委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没有呢？省委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把经过情形向大家说一说。关于到部队中情形，部队中的同志还可以提出来，慢慢再继续反省。这些同志讲的材料，请组织上根据这些材料给我个结论，我应该受什么处分，我完全接受。从前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瓜葛，就是在审查我的历史时有了疑问，问我去的时候有什么任务？在部队中进行什么活动？杀了多少人？我说对，应该问问我。我去的时候有的同志被杀了，有的同志被押了，我去担负师政委当官了。今天审查，这是应该追究清楚的。审查前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改变过，因三五年冬在刘志丹同志领导下参加北路军，一块吃饭（军部师部一起），也没有问我这个问题，高岗同志也见过，也没有谈过，但在小组会上审查的时候就问，这里头有文章。现在，我把这情况介绍一下。我什么时候知道刘、高被捉起来？就是在上前方的路上。我们到前方去的时候是没有经很长的时间，我记得，郭洪涛和我谈过话，说要我到前方去，前方肃反发生了问题，说干部都是二十五军的，他们去了很多人，把二十六军的干部捉了，部队很恐慌。郭洪涛说，你是陕北人，你去稳定军心。我自己也不自量，我也没有做过军事工作，也没住过军事学校，军事常识也没有，我就去了。我那时也不想做政府工作了，分配我去，我就去了。明方同志这时候已到政府来了，我把工作谈了一下，第二、三天，我和洪涛就走了，那时对政府工作也没什么交代，保卫局工作是霍维德交代的。我这时就上前方去了，要到程子华那个地方的那天，洪涛谈了三次有关这个问题。第一次怎么谈的？第一次碰到一些犯人，那时正下毛毛雨，我们骑着牲口，看到一些人戴着一些帽子，帽子都弄下来。洪涛说这可能是高岗、郭宝珊，我就问谁叫捉起来的？为什么？洪涛接着说，这是聂鸿和戴秀英（如果不老实的那是郭洪涛，我把原话说出来，他不说高岗、刘志丹他们可能是封建集团，还不至于是反革命，我记他有过两句话）。我们跑马走了，到了军团部，在程子华那里吃饭，这时正有中央红军派了一个地方人来了，带了个布告来，用的名义是陕甘支队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毛主席和朱德司令没有出名。这时马佩雄被捉起来了，我就给程子华说：马佩雄是工人出身，他过去是在山西搞红军，后来到甘肃做工作又暴动出来，回来又在安定、清涧一带做工作，这个同志成份很好，他怎能是反革命呢？我没有提高岗和刘志丹同志，我首先提了马佩雄，因为我相信郭洪涛程子华的。我记得程最后一句：张达志、贺晋年无论如何不能再捉了，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第三次就是到了军团部，在榆林桥战争结束那天晚上，那次消灭了四个营，把高福元也捉回来了，在一个大房子里说话。聂鸿钧、徐海东、郭洪涛都在谈话，我在另一边睡觉了，没有参与。南方人说话我听不懂。在路上我和郭洪涛经过情形如此，有同志问上前方不简单，那时你带了什么任务，进行了什么工作？是否进行反刘、高的一些活动?这个情形我谈谈。我到了部队正是榆林桥战斗，肃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是那天晚上到了军团部，聂鸿钧又说又来了一个游击主义，因为我穿的是便衣。第二天我就跟他们部队走了，到了一个什么塬上，到了部队上，那天晚上就接受了张达志同志的工作。郭述申是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没有和我讲什么，张达志也没讲什么，制度恐怕就是这样的制度。有同志问我到部队捉人没有，我进行了一些什么政治解释，说高岗、刘志丹反革命等类问题没有？从去年整风到现在我常想这个问题，如果这样做我必须承认，别的同志有什么根据提出来，我也可以反省，我有这个勇气反省，但是我今天还没有记起我进行肃反活动和反刘、高的工作。我自己做了师政委的工作，我自己觉得是不妥当的，毫无经验的。我从来没有到过部队，第一次去就碰到了直罗战争，有人说我是超级空中堡垒，这我完全承认。我不懂军事，也没上过军事学校，去了就做了个师政委。他们也知道我也不会打仗，人家说你回家睡觉，我什么事，我打电话给你。有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现在敌人跑了，你打电话告诉军团部。我就告诉了军团部，徐海东说“追”；向什么地方追？我就向放枪的地方追，但未带队伍，跟我只有八九个通讯员。通讯班长说：师政委，现在要缴枪留人，看着继续前进。我说“对，去追！”结果，收了二十支枪。通讯员们往前走，他们都拾军毯大衣等，我当时的思想认为这是敌人的，拾也不要紧。可是通讯员把我看了看，便说：师政委，这个不能拿，如果敌人反攻就完了。把敌人打走了，这些都是我们的，还是向前追敌人。我说“对”，就追敌人，追到梢林里去了。敌人都藏在森林内，通讯员说：现在进行政治工作喊话，缴枪不打人。我说“对，你喊话”。他说：你们几天没有吃饭，把我们的乾粮给你们，你们缴枪吧！因此一下就缴了七八十条枪。这次如果不是这个通讯员的话，我就碰了一个大钉子。这个通讯员不错，以所我和师长商量成立一个游击队，提拔这个通讯员当了队长。我是“空中堡垒”这完全是对的，周副主席他去检查工作时，第一句话便把我问住了。他说你们直属队有多少单位，我不知道什么叫单位，半天未答，以后师长见我答不上来，便说我们有特务连、卫生部、政治部，我才知道这叫单位。我在前方实际经验不多，许多事我不懂得，一直到今天还是不懂得。所以和张达志同志不能比，那一个也不能比。我那时心里有一种依靠思想，我认为二十五军会打仗，打直罗时中央红军又来了一个副师长白子文，中央红军来的，政治工作同志有经验，军事工作二十五军的同志有经验，我就是休息脑子，不想什么问题。不过问题也有想不通的，对于程子华同志我提过一个意见，我说部队里打人骂人不好。他解释后，并找了一个小本子，什么ⅩⅩ常识看了一下。他说军队里面要反对极端民主化，我脑想了一下，大概他说我是极端民主化。以后还进行过一次中央关于陕北肃反决议的传达，大意是反右倾是对的，刘、高等许多同志是捉错了，但不是二十五军的错误，是几个人的错误，这是根据中央第一次决议传达的。至于我去接受了什么任务，我想朱理治，郭洪涛同志他们怎样决定的，请他们讲一讲，我自己是没有接到什么任务。我在部队里面肃反捉人，我不知道，或者人家高明不让我知道也有可能。但是我记得我去了以后，中央红军来了，有了依靠，好像我没有什么。刘、高捉去，我想不出我做了什么反刘、高的工作。这个问题我现在继续想，有问题同志们也可以提出来。我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以前中央第一次决定的看法，说这个问题党应该负责。这是党内的组织原则，是党领导下搞的。决定戴季英、聂鸿钧负第一等责任，我认为有尾大不掉之势，当时我思想上是有这样的思想。我想当时中央不来的话，红军就是自己打仗，苏区就是自己消灭。当时我是这样了解的，现在我把高干会的各种文件看了以后，才知道反对右倾开始就是有计划的反对刘、高的，比如十五军团成立等等，已捉了很多同志，已死了二百多同志。到前方我只知道捉起了刘、高、郭宝珊，黄罗斌等。马文瑞、高朗亭这些同志过去是不知道，这次回来才知道。我今天拿当时的工作地位来讲，我知道这些人捉去以后，为什么不向省委提意见？为什么不向中央积极提意见？来反对这种措施。如果积极反对了，那就很好。为什么不反对呢？由于我那时信任朱、郭，同时中央又来了，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呢？这说明我自己没有原则性。我对于刘志丹同志一贯是很好的，对高岗同志的信仰不如刘志丹，如果说对高岗同志信仰不好不提，为什么对刘志丹同志也不提呢？就是因为信仰代表团，不管怎样，我总是这样想。以后他们还是继续肃反，还是停止了，我不知道。问题到底怎样讨论的，是省委讨论或代表团讨论，还是几个人讨论的，调我去前方叫我去怎样做，希望你们详细说出来。这个错误是很大的，对不起牺牲的同志，对不起许多干部，对不起人民，请组织上给我一个处分，我完全接受。这是关于肃反问题的经过情况。
3、几个个别问题。
（1）关于我个人的提拔。我自己思想是那样的，政治水平那样低，三三年参加特委是非常不够，非常不应该的，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不对的。三四年冬调我到省政府当副主席，没有社会经验，又没有工作能力和理论。尤其开始就是我一个人搞，这也是不应该。三五年到军队里去，毫无军事常识，是超级空中堡垒，什么也不懂得。派我去有什么企图？我不知道。我本心（本人心里）是为革命而去的，绝不是为了朱、郭去做什么。假使他们要我篡军篡党，今天看也许是篡军，但我本心是不是篡军，我当时的思想有没有篡军的思想？我现在想到我的目的是为革命，没有为一个人。
我和郭洪涛、朱理治的关系问题：
先说我和朱理治的关系，我和他时间比教短些，我们从见面到分离，大概是三个月，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我认为朱理治很有能力的，又有理论，讲起来头头是道，能写又能讲，我很信仰他，这个印象一直到没有回边区以前还是信任他。我在前方还和一些同志讲过，我说有一个同志的领导方式很好，开会以前先通知，指出会议中心准备，我很崇拜他。我记得他第一次来就把我吓了一下，他到省苏来问我一个乡的工作，都答不出来，所以对他更信仰了。因此回来以后，就去拜访他，谈到反右倾的问题。他很客气，说他在陕北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说别的，这是第一次。另外我和朱经常在一起吃饭，经常见面，但是谈话不多。有一次在排球场，朱理治问我，他说听说西北局要开座谈会了，我说我也见说，但未见正式通知，也没有听负责人讲到这个问题，可能有这事；我说座谈一下也好，像我们这次写烈士传一样，座谈一下，你不记得，他记得，大家一凑就凑起来了，这样免得大家各写一套不一致，这个问题我对秀山同志也讲过。他叫我写陕北红军历史，我说你知道我的文化程度，并且时间也不够，还是座谈以后再写。当时朱理治问我，我还以为是座谈发展历史，梦也没有想到是讨论路线问题，这是第二次见面。我还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关于肃反问题，有了这个机会，请你解释一下好，当时二十五军同志也有这样的反映。这是在排球场那次，以后和朱理同志没有什么来往。
其次我和郭洪涛同志的关系，我和他在一起有一年半的时间，当时在他领导下，我是积极执行他的路线的一个。第二次见面是在太行山，他回延安在太行山总部，我和他见了一面。他和张经武一人带了一个老婆，我去吃了一顿南瓜，没有谈什么东西。再有一次就是到了党校，这又过了一年半。郭洪涛这时在学校，一般的评论是不好。我也看了高岗同志的结论，思想上也有准备，很少和他接触。第一次去是拜访，没有说什么；第二次接到西北局通知，叫我写死难烈士的材料。白天叫了一些同志在我窑里谈了谈，谈时大家提到李光白的问题，于是晚上我去找他谈。我去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把李光白的情形搞清楚，一个是当时冀鲁豫军区的烈士也要我写。我说你没有什么事，陕北烈士你就写一下好啦。去时阎红彦同志也在，李广生同志也在。谈到肃反问题，以前秀山同志也和我谈过一次，向我在前方怎样活动，任务是什么？我脑子里想不通，于是我也顺便就问了一下“你们那时给了我什么任务？”，将来你们到西北局证明一下。现在有人问我到部队去做了什么事，我并没有接受肃反的任务，进行肃反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感觉是一个问题，同志们也这样怀疑，我想怀疑是应该的。我同意同志们追究，是应该谈的，但是要弄清楚才是对的，这是第二次和郭洪涛谈的。第三次在大砭沟路上谈的，有十余人在一起走，李光业也在。因此当时正开华北座谈会，我和郭洪涛谈到湖西肃反的问题。我说你这个小子到处撞乱子，在湖西把我也搞了一下子，一方面说我是帮助人家肃反，另方面说我是托派。我说你到处不做好事，不过湖西的问题，由于有陕北的经验教训，所以在湖西没有犯错误（我和杨得志）。当时湖西打了一个电报，说分区委级干部都是托派，要把他们全部捉起来。当时杨得志同志在那里，我们商量回电，大意是右派有，可能，但不会这样多。你说谁是托派，请把名字事实写来，我们再帮你处理；同时报告师部罗政委迅速纠正。所以那地方的一个人也没有捉，十月后我到太行山来报告工作，把地委书记戴晓志去湖西开会，又被捉起来，不久又放了，说我也是托派。因为我带了两个女学生，是江苏人，想回去，就把一个转湖西，把她也捉起来，说她们是托派，考问她时，她说我的名字，所以说我也是托派。
其次我对郭洪涛还讲什么话，有一次我们在食堂吃饭，他拍桌子说饭不好。我就这样说了一句：“妈的屁，你是什么立场。一般的人评论你不好，我劝他说你还是应当向党靠拢，不要对党分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支部有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对郭洪涛很熟悉，你可告诉他，看他愿意不顾意做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他是这样批评过的。第二次讲话是在秀山住的那个下边，他从俱乐部回来，我到俱乐部去。我说你这个家伙，最近怪话说的少了一些。他说支部现在作了结论，所以怪话少了（我对文瑞也谈这）。
党校二部的座谈会，我在六月二十二号这个会议上才听到说过。在那个座谈会上，说我对历史结论有意见，我走后就谈不好。这些人对我的估计过火了，我是水牛上的一根毛，我知道的别人都知道，我有什么意见？对你们那个讲过？
对郭洪涛同志的认识，在我没有回来以前，就感觉在陕北时在干部政策上有问题。三六年我感觉到干部的团结重要，我给马明方，郭洪涛同志共同写一封信，就是专门谈到干部团结问题。我以前不知道团结二字，也不知道干部政策。在我刚到前方后，认为郭洪涛这是有能力的干部。那时候的了解，就像幕生忠同志前天发言一样，认为他有能力有办法，没有了解到他的品质。一直到我回到边区，经过一年多，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上听到阎红彦同志说他上了郭洪涛的当，以及其他同志讲的干部政策等问题，使我看清楚了他的品质的不好，不正派，需要他很好的反省。就如党校那位同志说的，你这是愿意不顾意做一个了党员？如果再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你的前途那就很危险。我和郭洪涛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我对他的认识一直到今天，才比较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关于我回家的问题，听说在代表团会议上也提到了。我路过绥德离家只有五十里路，本来我是不准备回去，何长功同志劝我回去走一次。我的父母刚死了，我想也好，回去走一次。我到街上找人问了一下我家中的情况，说我们村里牛吃了一个人（反革命害了），一共被杀了四十多个人，有的是被革命方面杀了，有的是被反革命方面杀了。有人说我的叔父、表兄是我杀了的，我的岳祖父岳父叔父也是我杀了的。我这时又不想回去，回去抗属们一定来问这个问那个。但是在绥德的几个同志劝我还是回去走一次，这样我就决定回家走一次。在抗大借了一个通讯员，他带一支驳壳枪，向杨专员借了两匹马，驮了一块被子，向地委习书记要了二十几盒纸烟，这样就回家。我原来准备回去住七天，以后回去住了五天就回到绥德。为什么不多住几天呢？回去家乡父老兄弟哭的哭，笑的笑。有的问他儿子的，有的问他男人的，问这个，问那个，来问的人很多。家里的人没有饭吃，还要给这些来问的人吃饭，所以我住了五天就回到绥德。有人说我是摆架子，抖威风，从我历史上可以看出我摆过什么架子没有，我回家就是借了一个通讯员，两匹马，向地委要来二十多盒纸烟。也许是这，就是摆架子，我想组织上可以各方面去了解我。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我问组织反映的意见是善意的，给习仲勋同志写过一封信，说这是片面的反映，只供参考。区委上贩卖大烟……。我写这封信完全是善意的，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在绥德我碰到一个朋友，他非要请我不行。他的家是住在南关，到他家里就搞饭吃，问了一些情况，问到何绍南的问题。他说：何绍南在时比现在的负担还轻”。他们受何绍南的毒相当深，我对抗大同志反映了。在这个地方，还要作坚苦的工作。当然我是不应该向外说的。我记得我是没有向外边说过，请考察。
在七大代表团上发言的问题里边，有没有错误呢？我想有错误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我现在说一说。同志们也提到了，主要的我对选举方针在思想上认识不够，就是少而精，宁缺不滥，这样的一种想法，与毛主席这种方针不符合。我们那个代表团正式向主席团提过两个意见：第一感觉七十个人多了，选举五十个人就可以了。第二彼此不了解，请主席团作一个介绍。主席团第二天的答复是，人数没有变动；第二要主席团统统作一个介绍，事实上不可能，需要各个代表团自己访问互相了解，个别不了解主席团派人介绍；三有意见可以不经过代表团直接给主席团常委写信。在我们那个代表团干事会上，许多说法“山头垮了，空中堡垒，少而精，宁缺不烂。”关于少而精、宁缺不滥，我是受了这样的影响，在这次代表团会上听到这样的事，向仲发是我们的中央书记，被敌人抓去一个耳光打的就自首了，要马上到处捉人。以后我们党内造一个谎，说要暴动了，抢回向仲发。陈果夫问蒋介石怎样办？蒋介石答马上枪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我感觉选举中央委员要慎重，宁缺不滥，我是说过这样的话。我当时感觉这七十个人太多了，宁少一些好一些，我的错误是在这个地方。至于提出陕北几个候选人，我是这样反映的，是在我们那个代表团会议上反映的，不是小广播。在我们代表团会议上，有些人说我是陕北人，叫我把陕北这几个同志的情况说一说。我说实际上我也不解，我把我知道的一点说一说：马明方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陕北领导创造苏区的一个，是一个正派人；在陕北说是比较一个全面的，但是也有弱点，这个弱点在什么地方呢？在紧急关头办法少。在我们感情上说，他是我的老上级、老乡，和我的关系很好，他当中央委员是好的，但是他今天不在家，是在监牢里当中央委员的。我是这样说的，我并没有说他动摇，也没有说他没有资格上候选名单。高岗同志我说没有问题，名符其实。习仲熟同志在缓德，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说这个同个一般的保证是很好。张秀山同志对我们印象也很好，这个人很正派，但是在朱、郭错误路线肃反下被打的很厉害，承认了口供，但很快的就推翻了。王世泰同志我说我听到他，当过班长没有当过排长连长，以后就当了团长，现在当分区司令，当中央委员恐怕是空中堡垒。在代表团会议上，我的精神是这样的，我自己反省当时思想上有错误，我的出发点我感觉到还没有什么，比如世泰同志我在党校晋年介绍我认识的，我与他是没有什么。
关于崔田夫同志当地委书记，这个问题我也声明一下。郭洪涛是三四年回来，崔田夫同志是在三三年扩大会议上选起来的，他当地委书记是不应该的，但并不是由郭洪涛提拔他当了地委书记。还有人说崔田夫是新党员，与马明方没有关系。我也声明一下，崔田夫二八年入党，马明方是他的老上级，当时他们是特委委员，崔田夫是书记，马明方是组织，这就是他们的关系。
还有人说我是青年干事，当师政委是空中堡垒。虽然不是青年干事，但我听后一点也没有生气，我是不称职，他们是应该说的。
在代表团会议上，我的错误是强调少而精，宁缺不滥。对这次选举方针，在思想上认识不够，但是我介绍情况的出发点是善意的。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