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洪钧1942年11月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发言(摘录)

来源:  作者:聂洪钧  时间: 2016-10-12 15:02  阅读量:    字体【

(一)在陕北错误肃反时期

假如没有遵义会议后的中央路线的到来,陕北苏区与红军的前途可能发生不堪设想的危险。

在劳山战役后,我虽说曾经一再拒绝执行省委来信逮捕刘、高等人的指令,但是,这种犹豫并不是表示我对刘(即刘志丹,下同)、高(即高岗,下同)等人有正确的了解,而仅仅是感到“乱子”太大,一心希望“最好等到中央来解决”。

(二)陕北错误肃反的前前后后

在上海临走时,贺常志和我谈话,说北方“中代”的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与陕北的对立,挑拨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对立。“并且,指出右派活动的主要人物有黄子文、蔡子伟”。对于刘志丹,贺说:“刘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与坚持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郭洪涛是最好的干部,完全可以依靠。”

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问题。到天津时,北局老高也是这样讲。

到陕北后,在西北工委半个多月时间,从郭洪涛、朱理治同志的口中,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谗言和说法:

1.从西安、太原等地来的“来路不明”分子,多半都是张慕陶派来的右派分子,也有由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并且指出了李西萍等一些人的名字和他们怎样在苏区进行破坏活动的许多事实。

2.“来路不明”分子之所以能够进来,都是刘志丹的引进或受到他的包庇。

3.黄子文是刘志丹派到关中负责的,蔡子伟是由刘志丹派到西北工委来的。

4.刘、高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经在陕甘边引导红二十六军失败,全军覆灭。

5.刘志丹当过白军旅长,是旧军官,刘、高都曾经动摇过。

6.张秀山等人是刘志丹的“私人”。

7.横山战斗是右派有意断送红军。

如此等等,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之后,刘、高率部队到达之前,曾交换过这样的意见:大家都同意要召开一次省委(亦名两个省委联席)扩大会议。朱理治同志并提议要在扩大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志丹的“右倾”。当时,我以刘在社会上影响较大,应当争取团结,不同意公开指名反对刘的“右倾”,而主张只是抽象的、原则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来促使刘、高改变自己的“右倾”思想。后来,怎样把习仲勋作为目标来打击,我不清楚。

在1935年9月,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派反革命的斗争。在扩大会议后的一次省委会上,提出要逮捕李西萍及由张慕陶派来的一个什么交通,以便追踪其他右派反革命。刘、高在会上都表示同意这个决定,怎样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随军到前方后,看到朱理治写了一本小册子才知道。在前方部队中,我们并没有搞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同时,从省委来信,后方逮捕了张秀山等许多干部,知道省委是用主要力量和时间在进行肃反工作。

在劳山战役前,根据省委的决定,曾开过几次军团会议,刘、高都参加了。在这些会上,一致决定,来进行深入反对右倾的思想教育,揭穿右派的阴谋活动;严格注意来路不明的可疑分子,对其中发现有破坏行为的人应予逮捕;但是,对于参加过暴动与游击战争的干部和党员,如果受到牵连,必须从长研究,不得逮捕。根据这一条决定,接鲁笨报告,说是根据李西萍的口供而把陕甘特苏国民经济部长逮捕了,此即经过刘志丹证明说是参加游击战争的老干部,便即通知陕甘特委无条件释放了。

劳山战役后,过不两天,接省委由朱理治写的亲笔信,指名式地要我们逮捕刘、高、杨森和习仲勋、刘景范等人,说是张秀山等供出他们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等等。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感到“乱子”太大,不敢邃尔逮捕。徐海东的意思,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为避免万一搞错,我坚持最好还是请中央来解决。郭述申同志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说:“还是慎重些好。”根据劳山缴获的敌人文电,知道中央红军已到秦州。于是,我们决定出环县迎接中央红军。此即召开军团会议讨论行动,一致同意出击以迎接中央红军。至于应从何处出击?还争论了一下。刘志丹主张出赤水。争论结果,采取了折中办法:出庆、环之间。接到我们的行动计划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严令停止我们出庆环的行动,并且指出,要我们足够估计到这个行动“可能发生事变,造成罪过”。最后,便郑重地说:“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同志籍[藉]慰劳红军劳山胜利的名义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我们去信催郭速来。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程的传达,根提仍然是些口供,但说省委的决定一定要逮捕。我还是不同意邃尔逮捕,希望等到中央来解决。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分开刘、高,刘调后方主持军委,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此后,在省委的一再督促并指责之下。同时,我和子华感觉刘已逮捕,前方不动,恐生“事故”,就照省委指定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人。这时,人心惶惶,可以想见。好在刘志丹被捕不到半月,中央来了,挽救了这个危险局势。

(三)陕北、陕甘“对立”,是右派活动的原因抑或宗派主义的原因呢?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局都说是右派活动的原因,郭洪涛则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受了右派的包围与挑拨。当时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听信郭的话的,北局恐怕也是根据了郭的报告,才相信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陕甘、陕北“对立”的存在。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明白:我们只听到郭洪涛对刘志丹经常发出极为不满的流言和攻讦,而很少听到刘志丹在背后议论郭洪涛的坏处。

(四)陕甘与关中地方的肃反问题

在我随军去前方临行前的省委会上,曾交代我到前方后尽可能的帮助陕甘的肃反。根据省委交代,在前方召开过两次军团负责人会议(参加人:刘、高、徐、述申和我)。在讨论省委的肃反方针时,为着使肃反不致动摇党政军的组织,根据我的建议,曾确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凡参加过暴动与游击战争的干部和党员,若被牵连,无论如何,要从长研究与考虑,不得逮捕。”这是上次已经讲过了的。除此以外,曾给鲁笨去过两次信,一次是军团会议对陕甘边区肃反的意见提供他们参考,如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与省委有冲突时,他们应当执行省委的指示;一次是要他们释放陕甘特苏国民经济部长。

陕甘地区,经过我(先征得了刘、高的同意)同意杀的只有姜旭老婆一人。

其外,捕人、杀人,都没有经过我,我都不知道。姜旭老婆不是经过陕甘地方保卫机关逮捕的,而是由军团政治部保卫科直接逮捕的。所以要捕她,杀她,是根据刘、高提供的材料和意见,说她是曾经在西安和汉中带着敌人捕杀过很多共产党员的大叛徒,所以捕了;同时,要把她和姜旭一道解送后方,她拼死不走,所以把她杀了。

陕甘和关中地方如果捕杀了很多人?那都是他们根据省委的指示或者由省委派人去传达指名要捕或杀的。凡属省委指明要我们逮捕的,如习仲勋、刘景范等人,捕后都送到了后方交由省委处理。省委组织了驻陕甘“代表团”专事领导陕甘肃反工作。省委经常有巡视员到陕甘特委,经常有指示信直接指示特委,除了指名要我们逮捕习仲勋、刘景范等人的信以外,其余的信都没有经过我们。朱理治同志在发言中自己也承认了省委到最后曾发出过“从‘肉体消灭’的指示信发给了陕甘与关中特委,而没有发到红十五军团部队”。省委调鲁笨去关中,从二十六军抽调一个营随鲁去,是根据省委的指示,并不是前方的决定。当然,对于省委的指示和决定,除了对于几次指令逮捕刘、高等人的信有所迟疑和抵触外,一般的我都是抱支持态度。诿过是可耻的;如果凭空承认自己所没有过的事情,那也不是共产党员应该有的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

这里,我只想就朱、郭对刘、高是怎样被捕表示怀疑这一点必须讲几句话。朱、郭都承认了有过四五次寄了名单到前方,那是要逮捕那些人呢?朱、郭不愿讲清楚。如果老实一点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朱、郭就应该承认以朱或省委的名义写过好几次信指名要逮捕刘、高等人的事实;而且为了要逮捕刘、高等人,还严令禁止十五军团出击庆、环迎接中央红军的行动;在停止十五军团出击庆、环迎接中央红军的行动后,最后那一封责备程子华不该迟疑(实际是程因病在路上多耽了一两天),指名要立即逮捕刘、高等人的信,还被刘志丹在回后方的路上亲自看见过。这都是严酷的事实,怎么能够推卸得了呢?事情是这样明摆着:如果没有省委严令停止红十五军团行动的信,我们已出庆、环,恰好会到中央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省委派程子华同志来前方执行逮捕刘、高等人,不会调刘到后方去;刘到省委后,如果省委不将刘逮捕起来,也就不致发生大捕,铸成大错特错。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