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干会以前的工作反省
我过去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错误的本质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个人野心和领袖欲的思想作怪。这样就使我对人对事的看法，不能实事求是。自己是学生出身，坐了六年监牢，未作过什么工作，来到陕北就作负责工作，从上级背来些教条主义、指示，自以为了不起。因此一切不是从实际出发，而从教条出发，这是造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的根源，对于凡是正确的东西都要反对。自己的错误直到高干会上才认识到很少的一部分，但极不彻底，所以后来又想减轻自己的错误，同时对历史也保留意见，散布不满情绪，七大选举的大风波，我的思想有影响，我也应当负责任。现在我把过去的错误就我所能记起得反省一下，先从历史上说起。
（一）曹家洼及王家坪（注：有几个材料记为王家畔）会议
1934年冬，在北平宣武门内，北方代表派李华生召集我和鲁贲、崔逢运、李铁轮、常胖诸人开会，在这个会议上，对于当时的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反对当时陕北党的正确路线，认为过去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领导，致使游击战争没有应有的发展。会后派我和李铁轮一同回来，要我作了陕北党特委的组织部长，李铁轮作了团特委的宣传部长。在曹家洼及王家畔两次会议上，我传达了北方陕北党团会议的决议，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认为苏区空前的扩大与巩固，红军发展了，工农生活改善了，认为陕北群众都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扩大会议后有了转变，就发展了游击战争。认为以后：陕北过去的路线是富农路线，一支队失败，二支队合并给三支队，又是富农路线领导的结果。我回来三个月以后，葭、吴、清、绥、米等县的游击队都发展了，我又认为这是部分纠正了富农路线的结果。其实陕北特委自大革命后，以农民为主，军事为主，及扩大会决定开展游击战争的路线是对的，并没有什么富农路线。游击的失败，是革命必然经过的过程，致（至）于后来游击队运动的开展，都正是执行了陕北正确路线的结果，并非是执行左倾路线的成绩。这就是我一回到陕北就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打击了陕北特委的正确路线。
（二）阎家洼子会议
1934年7月间，我与子长同志到南梁，子长是北方代表的军事特派员，我是陕北特委的代表。这时北代及上海中央局对于二十六军都有指示，我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检查了二十六军的历史，召集了陕北及陕甘边军政联席会议（阎家洼子会议）。在这次会上，我在政治组织上都犯了错误，是以“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对富农路线”的名义，反对正确路线。会后我写了一篇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连同报告记录都送到北方，当时对二十六军的许多批评都是错误的。如：
在军事上刘、高已从过去斗争的经验里打出了以农民为主，军事为主，打游击战争，创造梢山根据地的一条正确路线。我则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梢山路线。杜衡主张二十六军南下，离开梢山，过了渭河，因而召（招）至失败。这本来是左倾机会主路线领导的结果，而我认为杜衡左的还不够，反而批评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在优势敌人面前，为了保存自己，转移阵地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逃跑主义（渭北及照全苏区）。关于收容土匪，改造土匪的政策是成功的（如郭宝珊的例子），我则认为这就是召（招）兵买马，拉拢土匪流氓，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王太吉同志是个共产党员，曾领导过两次兵暴，后来牺牲于西安，我当时估计他是毫无阶级立场，没有对革命有牺牲的决心与勇气，纯是在革命高潮下的投机。当时的孙殿英到宁夏给我们写信联络，刘、高给他回信作统一战线（子长同志也赞成），当时我批评这是对孙部的右倾估计。又批评革命委员会没有一条正规制度，游击习气很大等等。在杜衡使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以高岗同志为首把游击队收拾起来，逐渐恢复了二十六军。我不把二者区别开来看，有功的反而有罪，认为一些干部对势形的估计一向右倾，这恰证明自己左倾。自己看问题的方法是先有个公式和结论，然后把事实都套到公式教条里去，这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此外，我批评他们在边界和梢山不分土地，其实在边界上敌我往来的土地是没人敢要的，梢山里用不着分配土地。在阎家洼子会议上打击了高岗同志，给了他撤职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把正确的同志打下去，据我今天的认识这就是从路线上篡党篡军。
他们怀疑蔡子伟是右派，谢子长证明蔡在北平与特科有关系；他们认为黄子文为右派捉起来，谢认为黄虽有错误，但系党内问题，恢复了黄的自由。这两件事我都同意，此外撤高职务，会议提出我任政委，自己觉的能力威望不够，坚决拒绝，后推谢任政委。
在会议之后，我把我写的文章连同会议记录送到北方，这就是我把北方的“左”倾机会主义带回来而且发展了，我又把这里执行的结果报告上去，这样就使北方对西北党的估计更错误。
（三）陕北执行的几种过左政策
现在谈到陕北的各种政策。我不否认有些别的同志作的对的地方，我只讲错误的政策。这些错误应该由我负责任的。
首先是土地政策，自纠正了清涧的“大家劳动大家吃”的“集体农庄”之后，在清涧袁家沟开始分地，召集了一个土地训练班，我去上课。当时规定的办法是：
（1）没收豪绅地主及富农的土地。
（2）中农的土地不动。
（3）贫雇农，红军分好地。
（4）富农分坏地、革命的富农一样分地。
（5）地主不分地，革命的地主一样分地。
在各地执行中有了变动，变动是：
（1）有的地方中、贫、雇农平均分地，改变了中农土地不动的原则，特别是侵犯了富裕中农的利益（大量侵犯中（农）利益则在二十五军到后查田的时候了）。
（2）参加革命的富农，有的地方全家分好地，有的地方只限本人分好地。
（3）即未反革命又未参加革命的地主，一般不给分地。有的地方分配了比富农还好的地（葭县），有的地方经过群众同意分了一些最坏的地（绥清）。
土地政策中的严重错误是侵犯了富裕中农的利益，摧残了富农经济。对于地主和反革命的家属，不给分地，实际是肉体上消灭他们。刘高的土地政策是与此不同的，他们对富家和小地主都是宽大的。
其次，肃反政策，所犯错误更大。当时虽无明文规定，但在南下路上遇见（叫）化子疑是侦探就叫杀了。由于我们上面这样做，下面就照样做下去了，对土匪、流氓、妓女、衙役、乞丐多采取杀的办法。对于收猪毛的小商人也恐怕是白军的探子有时也杀了。对于反革命的地主，参加肃反会和肃反小组的分子及叛徒一律是杀，没有分化争取的办法（二次围剿后由李景波所发现的AB团，其实就是肃反小组）。
开辟村庄时经过群众要求杀的反革命我认为是对的，但是错误是杀人机关未规定杀了一些可争取的人，甚至误杀了好人。打开一个据点就杀很多人也是错误的。至于有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或假公济私曾杀过一些干部的家属，如杨林、秀山和王兆相的父亲，也是错误的。过去有批评，我不承认，现在检讨起应该怪我，因为这是错误的肃反政策之下杀的。我虽未直接杀人，但领导上应该我负责任。此外36年退出瓦市，当时按照黑名单捕人杀的肃反政策也是错误的。
第三，关于统一战线政策，我不懂得既联合又斗争的道理，刘、谢、高他们懂的，他们这样做了，我还说他们与“豪绅地主有勾结”，他们是“勾结”民团转变，“勾结”地主革命，我们还反对他们。这是打倒一切的思想。
此外，由于过左的肃反政策和没收政策，引起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实际是限制了苏区的扩大。
以上讲的是几个主要政策的错误，其他错误如政权中不许富农参加，政权和群众团体由党员包办，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等等都是过“左”的。
（四）陕甘边特委批评陕北特委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问题。
陕甘边特委曾给陕北特委一封信，根据以下事实批评“立三路线在陕北机关复活”。我非常不满意。
这些事实：
1、清涧“集体农庄”。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下级的主张，后来被特委纠正了，所以特委不能负责。
2、李铁轮写了一篇文章，认为红军变成“铁的红军”了，我们的力量“等于井岳秀和冯钦哉的和数”，我们有力量打退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进攻。我们认为这是李铁轮一个人的意见，不是特委的意见。
3、有的同志说还批评陕北过左的肃反政策，这一点我记不得了。
我们对这些批评当时很不满意，据说这封信是蔡子伟起草的，我认为这是蔡的挑拔，把文件送给了北方，孔原后来根据这封信写了一段“反对蔡子伟为首的右倾取消主义”的指示。今天看来陕甘的批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它还没把左的一套完全揭发出来。
（五）周家崄会议
1935年2月间的周家崄会议，关于军事问题有不同意见，我主张经过葭吴苏区和神府苏区打通，高岗的意见是向安塞延长向南发展，后来通过了高的意见。今天看来我的主张是错误的，向北发展局面不大，向南发展是对的。此外会上志丹曾主张佯攻米脂城，占领镇川堡，即可以和神府苏区打，又可解决资财问题，发展米西，后来据秀山同志说志丹的主张只是一个战役意见，而不是一个战略意见，其次西北工委书记何人担任，高岗提出惠子俊，我提出崔田夫，今天看来当时或以刘、高任何一个担任是较适当的。
（六）玉家湾会议
后来玉家湾会议，批评了陕北特委的一些错误，如造成赤白对立，葭县失败有些干部使用不当（魏刚、杜云山、王浩明等）等问题。分工我调任秘书长，仍任常委，我由于虑（私）心不高兴（我记曾批评陕北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因此，我很不高兴，现在有的说无此批评，有的说记不清楚了，那就是我记错了的）。秀山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我当时认为这是对我的打击。今天看来这些批评是对的，批的还不够。
（七）干部政策
现在讲一讲干部政策。对几个领袖采取极不尊重、妒贤嫉能的态度。由于个人有野心就反对别人，如撤过高岗的职，认为高文化低，能力差，二干子，不行。认为志丹是地方团总家庭成份，作战犹豫，有英雄主义，这种认识不对。对于老谢说他能力差，谢负伤时有十多个保卫队员，因为打民团时调走几个，再未交给老谢。他养伤用了些洋烟和现洋，我就说他花钱多了，说了些不好听的话。现在想来是对不起死者的，极不应该的。
领袖的排列法，我认为是刘、谢、高这样较好，在才能和功绩方面说，志丹是很好的，老谢的功绩也很大，在军队内信仰很高，不然撤不了高岗的职。但总的方面及他在实际工作方面还是好的。高岗同志在二十六军恢复阶段，在八年抗战中，他的功绩是很大的。我的干部政策是有宗派的，凡是批评我的，反对我的人我都讨厌，相反拥护我的路线和猜我脾气的人，我就认为是好的，提拔他们。这种政策是无原则的，从个人宗派出发，对下属干部的处理是不当的。高朗亭对发展陕北的游击战争是有功劳的，因他帐目不清用了三百元救老婆，和他部下有流氓乱拉土豪吃大烟等事，给了他开除党籍、撤职罚工的处分（当时纪律贪污二十元的就枪毙），今天看来是不该的。张□臣在□林坪打仗带预备队先跑，绥德县委政府及游击队把他捆送特委，按当时纪律应枪毙，但因他过去有功劳给了他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份，也是过重了的。李光白错杀了三个人（赤卫队长，贫农会会长，支部书记），又怀疑他和地主白云怀（系李的岳父）有勾结，由特委决定杀了。王士杰，范文德经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报告说他们要拉部队叛变，由军队捆送保卫局就枪毙了，现在证明无此事，也是错误的。此外，对于干部随便批评骂人，使他们情绪受打击，也是不少的。我提拔的干部错误也很多。如王达成去神府当特派员，把工作搞垮，回来反提拔为省委副组织部长，这是露骨的宗派主义。此外提拔王浩明、魏刚、杜云山、小高、马生海、霍维德都不妥，是我间接同意了的。当时强调成份，有些地区提拔了不称职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只分配秘书、宣传工作，都是不适当的。
（八）朱理治到陕北后的工作反省
我到陕北之后，发展了北方和上海的指示。我又把阎洼子会议记录、我的文章、王家畔会议文件、陕甘边特委批评陕北立三路线等文件和刊物，送给了北方。北方根据这些文件和中央总路线，更加发展了左倾路线，如他给陕北的专信。这条错误路线，因受到正确路线的抵制，行不通，因此就派代表团来，使之实现。于是朱、聂先后来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我和朱理治路线相同、宗派相同、个人主义的路线相同，因此就结合起来了，朱来后开过西北工委扩大会，作了报告，写了两个决议，写了文章，我也写了拥护的一篇社论。朱所反对的是以“蔡子伟为首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事实上是反对刘、高为首的正确路线。这次会上说：“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地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分子，陕甘党才能顺利的完成一切光荣任务。”这一决定打下肃反的政治基础。
当朱来后，我与他谈话，反映了以下材料。
1、阎家洼子会议材料，我当时认为刘高的路线是错误的。其实他们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
2、批评陕北是立三路线的信，当时认为这是打击陕北特委，今天看来，批评陕北特委左倾是对的。
3、玉家湾会议的材料，当时认为是对我和陕北特委的打击，现在根据这几个同志的回忆，批评是对的。
4、对周家崄会议材料，当时认为提拔惠子俊当书记否决崔田夫是排挤陕北干部，今天看来刘高任何一个当书记才好。
5、认为陕北工作比陕甘好。党员多，群众工作也好，不懂陕甘有它的特殊条件。陕北工作好也不是我的战绩。
6、三团北上又南下不应该，向二十六军提出打高桂滋被拒绝，认为他们不对。其实那时陕北和陕甘还是两个系统，他们还有自己的计划和任务。
7、认为柳村塬和横山打败仗是指挥错误，其实这些小挫折，并不是整个战略问题。
8、当二十五军说西安党是反革命的，我反映了这些西安来的政治面目不清的人，都是经过陕甘边混进苏区来的。
9、反映了一些人事关系。认为志丹两次搞游击队都被人家改编了，自己当旅长，没有单独发展游击战争的思想（刘曾给苏雨生当团长，被扣，后来赤手到了陈珪璋处当旅长，当时不存在打红旗条件）。志丹胆小，信仰不高。高做省委代表时，刘任参谋长（刘刚回到部队，王泰吉任师长，刘任参谋长是对的），开除过党籍（开除的不对）。认为刘有军事才干，基本上还好，所以才提议刘任总指挥（我向北方巡视员提议写信给刘调陕北），如谢不死，总指挥当然是谢不会是刘等。认为高岗不是二十六军的创造者（二十六军成立，高代表省委在二十六军工作，任队委书记，应当是造创者之一），高曾参加秘密队委（其实李要高参加，高未参加且报告省委取消），1933年高恢复二十六军有功，撤职处罚是不对的。
此外，朱说他经过南区如何怕黄子文是反革命暗害他，我说黄曾被刘高捕住，谢说是党内问题才放了。又告朱，张慕陶曾派李建亭给黄送信，黄把李扣住送永坪的事情，朱说黄在北平就参加过右派。我把张庆孚到此经过也告诉了朱，朱说他在上海就认识了张，是一个党员。我又谈到蔡子伟的情形和来陕北经过，陕甘边曾怀疑过他，认为是右派，后曾写信给北方问过，得到来信后，即调省委考查。
以上这些材料都是我反映的，是我把党内斗争材料反映给朱的，但后来他们作为肃反根据，这是我个人主义造成的罪恶，我应负这次肃反的主要责任。如果我对刘高有正确认识与反映，可能没有肃反事件或者没有这样扩大。
二十五军来后又带来了国涛路线的残余。首先干部配备即表现宗派，朱聂程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朱兼省委书记，我任副书记，聂任军委主席，徐任军团司令，程任政委，戴任保卫局长。派李景林、鲁贲至陕甘边组成小组代表团去洛河川，刘任副司令，高任政治部主任，秀山任供给部长。
我记的，在两次省委联系会上继续反对刘、高路线。以后在永坪开过一次六人会议，参加的程子华、朱理治、聂鸿韵、戴季英、徐海东和我，当时认为陕甘边有反革命，指西安来的，二十六军干部除外。据张汉明处所得材料，西安党是反革命的，他们经过二十六军打到苏区来。在这次会议决定了肃反，当时决定凡是由西安来陕甘边的干部（二十六军除外），都是肃反对象（程子华来电也是这样说）。审查朱理治时，朱也如此说。这肃反目标我是同意了的，现在看来这也是错误的，开始捉了蔡子伟、张文华和西安来的一批人。
一天，朱理治写紧急信叫我从瓦窑堡连夜赶回永坪。我见朱时他问我：“刘高张秀山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杀了我的头，我也不信刘、高、张是反革命。”这也在程子华电报上和审查朱理治时他都承认我说过的。朱理治说：“现在有证据了就可以把你捆起来！”他又说已把秀山捉起来了，当时我不同意，这话我说过几次。有一次朱纯农听见拍桌子回去告诉高朗山，朱在高干会上不承认，审查他时才承认了，现在又要反案了，待他问朱后又承认了，我应当反省。
永坪会议后程上前方，调刘回后方秘密扣讯（见程电）因我不同意，他们就说我同意。后来我仍不同意，我提议刘回来先不能扣，暂软禁省委，查清释放，但刘回来仍令戴扣之，至于志丹被捕之前我是不知道的，捕了以后才知道，当时我未提反对意见，我觉的提了也不发生效力。以前曾提数次未发生效力，这就是我在政治上发生的摇动，就等于默认了捕刘是对的。至于以后发的肃反指示信，内容我不记的，是否有“肉体上消灭”的话，我记不的，我没有反对就是默认了的。这就是我政治上动摇的表观，但在我嘴里从未说过他们是反革命的话，从未同意逮捕他们。
过了不久我对朱理治说，这里肃反下去，会引起二十六军不满而发生事变，朱也一面因为志丹看了捕他的信，又自己回来了，一面又因不相信他们是革命，就约我陪审张秀山。秀山很沉痛地说：“我一个死了不要紧，保全二十六军，保全革命要紧。”我同朱说：这里面有冤枉的，捕张秀山就是错了的，朱派我同崔田民同志前去看前方是否有真凭实据，后方无证据，提议停止逮捕。同时，二十六军及二十七军内部恐慌，二十六军与二十五军之间不团结，要我去巩固一下。
我到军团部见了程子华，我说：“刘、高可能是封建集团，不是反革命。”程说：“不能用封建集团来解释吧！”他又问我张达志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他们本来还准备捉一批人，如张达志等，因我不同意才停止了（可查程的来电）。只有问马文瑞的情形，我答他在西安的情形我不知道。到稻草堡见了徐海东、聂鸿钧和郭述中，我说他们不是反革命，聂认为我是乡土观念，引证该东北的例子批评了我一顿。第二天接到中央来的消息，程与我同到下寺湾接中央去，途遇贾拓夫，我不知他负什么责任，他问我刘、高那里去了？我说因为反革命事被捕了，他问有没有证据，我说有口供证据。
我认为肃反搞错了，有冤枉，我对罗迈、王首道同志都谈过，可以证明。我始终不同意当反革命办。至于开除李、习、刘的党籍问题，我记不得有这么回事，至于谁开除的可慢慢查。
这就是肃反的过程。
我对于肃反的态度是开始反动，中间默认，以后又提出不同意见，问秀山后派我去前方停止捕人。如果中央不来，弄的骑虎难下，程、聂、戴、徐仍认为反革命，朱动摇，这些人有很大可能活不成（详见程子华电及审朱说明书及我在小组会上的反省）。
中央来后在保卫局召集了会议决定放人。先放那批后放那批我就都圈了名字，放了之后我还认为这批干部是有错误的。以前朱说，张秀山供出后他才相信刘高是反革命，我就这样向罗迈同志讲了，事实上先是张文华供的。对放出的干部的使用是宗派主义的，秀山一面教书作党的工作，世泰作县军事部长，罗迈同志不熟悉本地干部，工作的分配全根据我的反映，今天想起志丹、杨森、杨棋等同志的死是宗派主义，工作分配不当及引起他们在战场上拼命思想的关系。中央不来，遵义会议不开，陕北苏区完了，中国革命要退后若干年。
肃反的错误，在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两次党务会议，苏区党代表大会，蓝家坪会议，延安城会议，我都推掉责任，不承认错误，这是不对的。
肃反之后，高岗、志丹、秀山等都坚持原则立场，而我毫不觉悟不反省，不承认错误。去山东时从成见出发，仍认为高担任不了书记责任，从山东回来之后，怀疑高岗向毛泽东报告了我找他的岔子。事实上据高岗说他没有报告过我。9月1日我写信给毛主席说高岗是宗派。其实我自己是宗派，高岗同志是正确的，而我又拉了阎红彦反对高。我给弼时同志关于临镇问题的信也是错误的。志丹、子长县取消问题，本是我在时的事，我记不清有些干部有意见，以后恢复了志丹县，子长县仍取消，我说这是高岗取消的。此外，我还散布了高岗同志文化低、能力差。边区工作不如前方工作，前方工作比边区工作强等话。
二、高干会以后的反省
（一）高干会的思想变化过程
高干会之前，我对陕北历史和个人的看法，以为朱来之后路线是错了，但我不负责任。朱来之前我在陕北是有功的，边区主要是陕北，肃反问题我不负责。我有宗派主义也不太严重，只有些乱说的毛病。认为高岗文化低、能力差，没有代表正确路线。以我的宗派观点认为高有宗派。这些看法是由于我站在我个人的立场观点，而不是站在党的立场来看问题。
高干会后我大吃一惊。会后认为高干会的精神和路线是对的，它解决了路线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在路线宗派和供材料上）。我有严重宗派错误，高的干部政策是对的。我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毫无原则的个人主义，高是忠心为党的，但是由于从个人主义出发，产生了新的障碍，阻止了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这些障碍就是：
1、朱来以前陕北有错误的一面，这就是我带回来的左倾路线使工作受了影响，但也有正确的一面，如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及动员群众等，但是实际工作究竟以正确为主，还是以错误为主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党的陕北工作成绩错误我都应该负责。
2、肃反在路线宗派供给材料上说我有罪恶，应该负主要责任。但肃反暴发后，我始终不同意当反革命办。
3、党的高干会火力太强，受不住，对高怀有成见。
这一时期，把弄清这些事实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犯了的错误在第二位，放松了认识与改造自己的错误，这又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因此产生了在生活上发牢骚（如南门外水推人，小孩生活，保姆打游击早上起不来等问题）表现了不满情绪。产生这些情绪，主要是上述问题未弄清楚，经小组支部会批评，自己承认过错误。历史错误，支部不清楚，未表示意见。
审查我的历史时，秀山参加，我才正面提出，是否路线对也出了这个问题。秀山认为我对历史的看法是形式逻辑，工作开展不等于实际工作中正确为主，发展结果必然失败，他也相信我说他们不是反革命的话，但这些话未起作用，你供给的材料是发生了作用的。但我的思想上仍未解决问题。
又经一年，去年十月讨论毛主席的报告做我的结论时，又做了两次反省，才觉的过去想法是错误的，应着重反省改正自己路线，宗派，尤其品质上的错误。这些错误造成的恶果是逮捕了苏区的创造者及大批忠实干部，群众反映中央若再来迟，要亡党亡国亡头。要着重反省这些错误，保留的意见无多大关系，放在次要地位。从此搞通了一些，情绪好转，牢骚也不发了。功过问题及肃反事实问题，仍保留着。
七大时听了一些同志做了反省我很感动。在山东代表团会议上，我做了反省，党的陕北我代表错误路线，正确方面是别的同志得来的，我不应贪份。我应该反省本质，不该注意枝节。如我没有杀刘、高之心，这一条就是去了，本质仍不能改变，对高的成见应放弃。这里认识仅是开始。
选举各地发生风波，我害怕被卷进去，故闭门不出。实际我过去对高的不满态度，保留的意见，不满的个别言论，影响了别的同志，起了反高反党的作用。证明我这个时期没有改变错误，因这回风波更觉的我前途严重。
（二）关于陕北历史问题
关于陕北历史问题，过去我认为虽然我的路线是错误的，但实际工作又有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是错误路线占优势呢？由此又有第二个想法，错了的我负责，对了的我也有份。这第二个想法在七大时已经想通了。关于陕北过去工作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些成绩是由于特委扩大会议决议并经多同志的努力和二十六军的军事行动及其对陕北的帮助得来的。陕北成绩的获得与粉碎围剿的关键（一、二、三次围剿），从全局来说以二十六军以主，陕北为辅。34年前他们派了几次干部，带来了正确路线。部队来陕北行动，特别是粉碎一次围剿，同时陕北干部党员广大群众的斗争，获得了成绩。35年后双方党政军统一了，以后的开展则是刘、高直接领导的。陕甘党和陕北党、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是两个系统，是兄弟关系。陕北（应为陕甘）的军事路线，基本群众工作也是正确的。虽然他们在34年未领导陕北工作，但思想上仍是以刘高为代表的。他们从实际出发，有经验，忠心为党工作，因此能有和毛主席一样的正确路线。这种路线是自觉的，因此才能和错误路线进行多次的斗争。但陕北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由我负责的，因为我最坏的品质，毫无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我这样具体的人，若不犯错误，倒是怪事了。
我对历史问题保留了意见，不了解陕北历史的人受了影响，再向外广播，认为陕北历史还有问题，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些意见，我在小组上学习路线的座谈会上，和弼时、拓夫副校长谈过，影响出去，认为对陕北内部有问题。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对于和我思想纠缠不清，有同类思想的人，我起了支持他们的作用，他们对我多少也有些支持。思想上结成整风阵线向正确路线进攻，造成了反高反党的空气。反省起来，太严重了，我的责任最大，因为过去错误是造成的，今天我的错误对别人的影响也要大些。虽然没有组织上的宗派，但在思想上的宗派是残存的，这些人也不一致，有的是宗派的残余，有的是个人利害，有的是对历史不清。
我和阎红彦的关系。从前未一块工作过，山东回来见过两次面。我曾拉他反高，高干会后再无往来，后来到党校编为一个组，我在生活上发牢骚，他批评过我。讨论毛主席报告时我在小组会上提出两点保留意见。阎对陕北历史也有意见，后来听说慕生忠、崔田夫、崔田民都有意见。我对崔田民说你对毛主席或彭老总谈一谈，请他对中央提一提意见，他没有提。到底他们都有什么意见，我都未和他们交谈过。我对阎说，这些人有意见。阎骂我说，你不要乱说人家有意见，你不要管，人家不跟着你倒霉。以后我再未向人谈过。对赵王谈过阎是群众领袖及创造二十六军之一，可提候选人，我未说他是唯一领袖。选举提出名单时，我提了高、阎、秀山和马明芳。我以为阎创造二十六军有功，现在看来我对阎的看法还有错误，他的功绩、能力、党性都还不够中央委员。阎有个人主义，表现在对他自己的历史估计上。我的个人主义很明显，因此二人在思想上纠缠不清了。
我保留了意见，支持了某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彼此虽未交谈，但心心相印。以为大家都有意见，大概是正确的，尤其我在某些错误思想的同志和在我宗派干部政策提拔起的干部中间，所起的影响和支持作用更大。他们以为我有意见，他们的意见就更多起来。有的是从宗派残余出发，如李景林给高的信，有的从个人不满及从局部的历史了解出发（如慕生忠同志），我在二四支队大会上见他，知道他有意见，我说我的路线是错了的，你们下层工作当然有好的地方，你应着重反省自己错误。此次发言还未认清我的错误，以为我还有成绩，是不对的。李仲英因个人不满，对西北局干部政策那样批评，崔田民对受我的错误影响反省不够，这些或是受了我的宗派主义影响、或是因我无原则地提拔过之。今天正确政策，不那样提拔就（不会）发生不满。高干会后虽未交谈，但可能听说我有意见，支持了他们，由此又产生了对高的不满，这都是我造成的恶果。我对白如冰说撤职是高岗的来信，是我记错了，是田夫处理的。我又曾对白说过我的干部政策是宗派主义的，打不下去还提起来？不象有的人把干部打死，这是指高岗对我们处理说的。李景波在高干会上批评过我，我对它有意见并觉的他来做下层工作，担任西北局副组织部长不称职。听有人说李在陇东抢救搞的不好，说他的死是大家恨死的。审查马英、刘英勇时有人说我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因此我在支部大会上反省说我的宗派主义害了他们。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错误，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一次见到刘子义，他说抢救过他，恐怕因为我提拔过他，我未做声。当时未站在正确立场向刘解释，默认刘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有一次散步时我说过：在土地革命开始时，霍维德、李静波还不是那一县的群众领袖，米东郭文化，葭县高长久、刘子义，吴堡慕生忠，绥德崔□□，清涧白雪山、王胡子等是创造游击战争的各县群众领袖。这话也有错误，同意表扬李、霍是错误的。有的干部虽然历史久，并不都是政治上老练的，把这些话提到党内原则上是挑拨党内团结，可能引起一些干部对党不满，对我留恋。
对朱理治交换过意见，说：“肃反问题搞清楚，陕北历史问题我就可以提意见了，这是不对的。至于我曾说过高逼我对他提出十二条问题，是没有的。彭付校长专门曾劝我不要互相推诿，以后我说的夸大的太过火了（有些是别人说的反归一起），我负责。对其他同志还说过什么话，我记不清了。
（三）反省错误东西，还是枝节问题
我的反省态度，（多年）来忽视了我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钻牛角尖，要弄清楚保留的意见。经过小组支部批评，去年十月才转回弯来，但这是个人主义的出发。接到程子华的电报后，我以为肃反问题可以弄清楚了，看重与自己有益（的）证明，想减轻自己的责任，未看重反省自己路线和宗派的错误和恶劣品质。在肃反问题上我供给了材料，造成了肃反。肃反发生时，虽提出过反对意见，但反对不够，遵守不许向外人说的嘱附，未同本地干部商讨对策，否则可能反对他们。捕刘后，政治上动摇，未提反对意见，默认了捕刘。肃反指示信（内容记不的）未提反对意见，也默认了。这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发展。
（四）对高的态度问题
高干会时口头上承认高是领袖，但不是心悦诚服，对高还有成见，不满。平时潜伏着，有时就暴露出来。去年我曾对人说：“高是西北领袖，但我不佩服他。我不向你求吃求穿，你坐你的官，我打我的砖。去年十月份以后好一些，但成见还有，七大开始时我说：“地方领袖不一定当全国领导，我不选高，高也会当选。意见是我不赞成当中央委员，我想他当了中央委员是不是打我打的更厉害些。”
七大未期我觉悟了，我说我错了。我把人家差一点搞死，高干会斗争我是群众的义愤，我对高不应当有成见。我曾在山东代表团会议说我对高岗不满，不对，高岗是代表正确路线，他是西北的领袖，我对他的不满就是对党的不满，反对党反对正确路线，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此外我对秀山也有成见，不愿和谈。这次愿消去成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靠扰。听说秀山走，我愿和他一道工作，这是诚意，我不愿使成见发展。
这次大风波的产生，就是由于我思想未弄通，保留意见。传出去，我流露不满，又引起挑拨作用，影响了有毛病的同志，引起歪风上涨，向正风进攻。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残余及个人主义和历史盲目的三种人的结合。选举中间我怕说错了话不和别人交换意见。山东代表团没有什么风波，以后听说别处风波很多，我怕卷进去，闭门打麻将不出，没有站在正确方面反对错误方面。党内斗争没有中间立场，中间立场就是帮助歪风，自己站在傍边看，这种态度是极其错误的。
高干会后我的错误促进了这次风波，这是我未弄通思想的结果。
（五）我的现在的态度
刘、高，张秀山，仲勋等同志有高度的原则性，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内战时和我进行过斗争，但并无成见。肃反时受了冤枉，几乎使性命断送了。他们只向组织提意见未说过无原则的话，对我仍持仁至义尽、治病救人的态度。他们毫无个人打算，而是忠心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我呢，有高度的个人野心、领袖欲，由此产生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恶劣品质，毫无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从个人利害、从上级指示出发。自己并没有实际经验，从监牢里出来就负了陕北党的负责工作，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后又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干部政策的宗派主义，提拔了些不积极不好的干部，打击了些好干部，一直造成肃反。高干会之后，错误削弱了，但仍潜伏着，和党有矛盾，还是个人出发，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由于我的错误影响了党内团结，这是只有敌人才喜欢的，继续这样下去前途是很危险的。反革命已经要找我，值的注意。今天我愿向大家尤其是高、张学习，站到党的方面来，脱胎换骨，向自己的错误做斗争。我的一切都是脏东西，破坏了，从新做起。经过了高干会，七大和这次的教育，思想已由被动转到主动，有信心回到党的方面来。在毛主席和大家的帮助教育下，是可以作到的。我愿意到下面去作一此具体实际工作，尤其是批评我错误的人是真心为我的，鼓励我错误的人倒是害了我，这是我的一个沉痛教训。
我有决心改正错误，不过你们现在不要轻意相信我的话，我的品质太坏了。只有将来真正地积极地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反对了自己的错误，那时你们再相信。
（中共中央第二级党校党史教研室1959年2月7日翻印）
（2010年10月根据绥德县党史办手抄件翻印）
（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